魏然和顾万第一次发生争执是因为刘火全或者刘火金这个早已作古的人物。
　　 翻开那册书，无数尘封往事便被有意无意地唤醒。那是一册装潢漂亮的16开本书籍，版次为2013年10月第1版，书名为《血与火的洗礼》，关于龙门地区的红色记忆，由龙门县作家协会整理编撰。在该书274-277页是关于1948年11月27日发生在茅岗的一次战斗，随后278-283页的貌似另一则故事，其实是这次叙述的重复，或者说是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不同角度的描绘，只不过前后两篇回忆录有些小小的纰漏，274-277页那篇关于射杀钟路新的是刘火全，而278-283那篇‘全’字则神奇地多了两点，成为刘火金，这大概是校稿者粗心大意的缘故。不过，魏然分析，正确的读音应该为刘火金，因为第二篇是根据龙门县著名革命者李觉口述记录下来的，不应该有错误。但顾万坚持认为那个人物应该为刘火全，因为在该文后面，有一句‘根据有关资料整理’这些字样，而既然是有资料可查，那一定是以此为真，不应该仅仅凭借口述来确定，毕竟口述会产生诸多意想不到的失误，就像顾万一直坚称的那样，‘口述者记忆中的历史总是或多或少拥有无法解释的错误’。另外，这俩人经过探讨，发现如果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就会有许多不同人物，从不同视角进行观察，这就像传世亘古的《圣经》的构造，也颇像诸多的佛教经典，和虔诚的《古兰经》。其实，自从著名的戈培尔之后，许多政治宣传家，和许多如同过江之鲫的著书立说者、渴望成名者和贪慕财富者都会贯用这类不断重复的手法来彰显某一事件的重要，而渴望得到真相的后人，只能逡巡在拖沓重复的迷宫里。当然，在这些如潮涌动的宣传下面，还是有一定的历史真相，譬如陈火全或陈火金这个早已模糊不清的人物。
　　 “许多故事都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刘火全是个特殊的革命者，他并不是资深革命者，不曾出生入死地和被革命阶级艰苦斗争，不曾走进山林，不曾被围剿和通缉，甚至都不曾和那些压迫者抗争过，可以说在此之前他默默无闻，属于那种惜生的小人物，属于平庸之流，当他揭竿而起时，正值1948年国民党统治处于风雨飘摇时。不过，做为一名地道的农民，他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什么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当然更无从奢谈理想。若干年后，那些整理地方志的学者们并不真正了解当时的情况，只能听从前人的讲述来继承历史。”魏然说起这话时，屋子里只有顾万和那位有过两次婚姻、四段爱情的女房东：“许多革命者参加革命，的确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凭借一腔热血拿起枪向命运抗争，但也有许多伪革命者不过是鱼目混珠，他们戴着面具躲藏在历史深处，被胜者王侯的巨大光辉掩盖，成为虚假的英雄，这就像那些巨贪们出现在聚光灯下，大谈特谈廉政建设一样。我这样说，不是想要掩饰什么，而是肯定刘火全做为一名没有文化的农民具有的自发革命意识。”
　　 不断瞟向手机屏幕察看时间的顾万却不赞同魏然的结论，他认定这个刘火全就是一个无赖，是一个以行革命之事来满足私欲的狡黠之徒，是一个猥琐胆怯的凶手，借此机会将欠下的500斤稻谷赖帐不还，所以他才会接过李华的驳壳枪，才会在1948年11月27日上午毫不迟疑地举枪将自己的妻兄钟路新射杀。而那些被策反者，大都模糊在记忆深处，早就褪了色，惟独这位刘火全和另一位时任自卫队班长钟伯贵不清晰地浮出水面。从文字记载上看，动辄扣动扳机的钟伯贵属于贫苦农民，和其他茅岗自卫队队员一样，都是附近的农民，彼此间既然没有深厚的血缘关系，也有着扯不断的乡情，他拿着50斤稻谷的薪饷，一度获得钟氏宗亲们的信任，掌握了挺祖偿的机枪，其叔父钟官日为自卫队的大队队副；可他们虽然是叔侄，却不存在血浓于水的亲情，钟官日不止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说钟伯贵会闹事，也不止一次说要除掉他，大有庆父不死，鲁难不已的感慨。而在书中第276页有一段话从钟伯贵这个视角隐约暗示了他们叔侄之间尖锐的矛盾：‘……他觉得在自卫队当兵，得不到上面的信任，无出头之日，便答应回去串连。不久，串连了分队长钟新泉。’对于这段话，顾万也提出质疑，认为当初的革命者为了胜利不择手段，致使革命有了杂质，在某些人眼里成为无限放大的混浊，从而被妖魔成波尔布特注1。如果不是等待女儿，顾万一定要就这个问题和魏然争辩到底。但他已经有将近两年不曾见到女儿了，所以总是不安地瞟向手机屏幕，注视向那不断夺走生命的时间，担心女儿会不会搭错地铁，或者没来得及买到车票。其实，他并不希望女儿顾禺来到这座只有炎热潮湿的夏季，不希望她看到自己狼狈的生活。恰恰在这天，他的半个老乡魏然不期来访，和他争论起大概七十年前的往事令他左右为难。不过还好，因为略显臃肿的女房东的存在，多少缓冲了他们父女之间的火药味儿。
　　 下午，大约五点二十，终于暂时结束争论，顾万拜托女房东帮忙做饭热菜，送走魏然，直接坐上电动车奔向位于西林路的客运站，然后又等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才等到来自广州天河的那辆大巴。虽然已经快两年没见过顾禺了，但顾万还是离老远就看以了她：牛仔裤、墨镜，和件松松垮垮的满是各式各样小碎花的小衫，背着湛蓝色筒状旅行包，拉着浅粉色拉杆箱。坐在颠簸的三轮摩托里，没几句话，顾禺就埋怨起自己的父亲，说他离家时间这样久，也不想家，而且还不经常联系，就像自己压根就不属于X城，不属于萧镇一样。“这边有什么好的，又闷又热，”顾禺撩下头发，向外面扫了眼，然后担忧地瞧向他，絮叨道：“一座破破烂烂的城市，从哪儿看，都没有咱们家好，就连出租，也是既不舒适又不安全的三轮摩托，更何况你能听懂他们说什么吗？”面对女儿的责问，顾万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因为他知道她此行的目的，知道她要接自己回萧镇。直到走进那间出租屋，看到忙碌蒸菜做饭的女房东，顾禺才安静下来。此后的几天，无论走到哪儿，爬塔山、拜访作协的黄主席、逛街买菜，或者黄昏时分的散步，顾禺都要陪着顾万。只是这样一来，顾万就没有机会到派出所，去催促那些警察们追索那块丢失的骨灰，这不禁令他暗自焦急。顾禺没到龙门之前，在电话里不止一次数落他着迷于那块早就没有价值的骨灰，他生怕提及此事，她又会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而一个星期后，半个老乡魏然的拜访过后，致使他大发雷霆，向顾禺大嚷了一通。
　　 一见面，魏然就抱怨顾万这么久都没找他，而且即便看到顾禺后，他也没停止争论；争议的主题自然还有那位疑点重重的刘火全。魏然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相片做为证据，来证明那个名字就是刘火金。“这是龙门县1957年的内部资料，一册纸张泛黄的油墨印刷品上记载的，应该不会错的；《血与火的洗礼》中一部分文章就是源自这里的。”在魏然的观点里，1948年那位农民憨厚老实，是因为迫不得已才举枪，为人民除掉一大祸害。“不，我不认为他憨厚，相反我觉得他是个狡诈的人，我甚至能够感觉到他阴险的目光。那些密谋者正是利用了他这一点私欲，才将那把驳壳枪交给他。”顾万却不认同魏然的说辞，更拒绝魏然所谓的证据，他缓慢地讲道：“否则，他不会一言不发地就将毫不知情的钟路新一枪击毙，这可是智取茅岗一文中所记载的惟一一位被击毙者，就连大队长钟达仁、队副钟官日和乡长钟志仁事后都被释放了。”说到这里，顾万再次翻开那册厚实的《血的洗礼》第283页，指给魏然看其中一段话，侃侃而谈道：“按照我的推理，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1948年9月的某一天，历经坎坷的革命者李觉接受江北支队陈江天政委的任务，前往茅岗做拨掉那座坚固堡垒的准备。从这一方面看，茅岗无论从兵力、武器装备，还是工事都属于国民党地方武装一支强悍的力量，否则共产党也不会用这样大的心思来琢磨它。”说着，顾万顾忌地回下头，瞟了眼女儿。
　　 “你们聊，我去做饭。”顾禺犹豫片刻，站起身，邀请道：“魏叔，中午在这吃饭，尝下我的厨艺。”
　　 魏然笑了笑，想要推辞，却不知为什么没有回答她。顾万转头瞥了她眼，又继续谈论起那个并不熟悉的话题。在他的口中，刘火全虽然是个地道农民，却并不笨拙，或者说他有着某种山区农夫的狡黠，每天看似战战兢兢地生活，尤其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的确，他是个小人物，如果不是这次事件，他的名字早就被淡忘，成为泥沙下面没有颜色的白骨，甚至就连他的子孙也不会记住他的名字。至于他是如何走进那群密谋者的圈子里，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倒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不过，通常的密谋者都不曾掌握权利，都不是既得利益者，或者都对当权者不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只有这个刘火全是个例外。说他是个例外，不是指他当没当权，或者他对谁不满，而是他的身份和境遇。从他仅仅是个自卫队队员，每月领50斤稻谷的薪饷，和欠下别人500斤稻谷的事实来看，他的确生活在社会底层。从串联名单上看，那些密谋者一共十人，其中七人姓钟，分别是钟新泉、钟观火、钟学玄、钟百贵、钟沙锦、钟板桥，其余三人为刘才、刘火全和阮马生，从名单分析，这些密谋者应该沾亲带故，他们要推翻的那个政权也是由钟氏组成，所以可以这样归纳：在微观角度看来，这主要是郑氏家族内部斗争，从宏观角度看来这又是一场阶级斗争，其背景就是长达三年多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国共两党之间敌死我活的内战。在此之前，阮马生和钟板桥是最初的密谋者，正是这俩人最先进行秘密串连的，在那册《血与火的洗礼》280页描写了李觉和李华突然夜访阮家，受到杀鸡做饭的款待，而且阮马生还特意找来钟板桥，可见这俩人关系非同一般。几天之中，这些密谋者接连开了几次秘密会议，据281页那段李华向口述者李觉的报告，诸次秘密会议中，钟新泉一直不曾发言，只是笑。机警的李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所在，知道这位自卫队前任副中队长一定会有他自己的想法。是的，钟新泉曾经担任过副中队长，但不知什么原因被撤，由此可以猜测他对那些掌握权利者也一定会有怨言，一定和那些上层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矛盾。随后口述者李觉又和李华亲自到钟新泉家游说，钟新泉杀鸡招待了他们，酒席间李觉给了钟新泉500斤谷钱，并许诺事成后再奖励500担谷钱。对于一个农民，500担谷钱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一笔从天而降的收入，所以曾任自卫队副中队长的他才会兴奋地同意成为密谋者之一，并一口承担下责任，还嘱咐李觉暂时不要联系他，透露出‘那班人曾派出1挺机枪、9支步枪在伯公坳屡次设伏’的事实。几天之后，口述者李觉果然接过钟新泉捎来的信，约定在路溪西山庙树林中开会。从这一事实来看，钟新泉是这次事件的关键人物，所以暴动一方才会倾全力去动员，或者说用物质和金钱去煽动。”
　　 “可以说，路溪西山庙树林中的这次会议起了决定作用；此前的几次密谋因为钟新泉的沉默并无结果，但这一次，钟新泉不仅主持了会议，还宣布整个行动计划，某密谋内容如下：1、行动时间定于1948年11月27日上午9时；2、钟学玄和钟新泉各掌握1挺机枪，刘才、钟观火为副射手；3、监视自卫队大队长钟达仁，由钟板桥负责，监视副大队长由林猪肚负责；4、进乡公所缴乡长钟志仁等人的枪由钟百贵、林发负责；5、刘火全预先把中队长钟新路骗出来，听到枪声时，就地将他处决；6、关键时刻关闭营房大门，由钟沙锦负责；7、到时，由钟新泉发出信号枪声，李觉部队的信号枪由李觉回去负责；8、如有特殊情况，达不到预定目的，参与者拖着枪向路溪方向开去，以便联系游击队。最后一句，‘全体听从我的指挥’，记住钟新泉在这里首先为自己设定了指挥权和领导权，也就是把自己视为老大，喋喋不休而又果断地下达了一连串命令，然后才征求策反者李觉的意见，或者压根就没询问过那位职业革命者的态度。其实，与其说是这十几个人的密谋，不如说是钟新泉一个人的计划。由此可以看出，钟新泉城府颇深，有密谋者缜密的心思，也有破釜沉舟的气势，更有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至此，原国民党茅岗联防自卫队至少有十二人已经成为密谋者，再加上负责那位刘火全，恰恰是十三个人，占自卫队总人数的21.7%，这可是个不小的比例。”
　　 “1948年11月26日夜，密谋者们开始行动。钟新泉等人在茅岗大队部佯装赌钱，班长钟百贵故意大声放话说‘如果我钟某今晚赢到大钱，明天一早准在茶楼请大家食狗肉’；当然，他肯定会赢，否则密谋者就不可能有下一步行动。27日上午，钟百贵一边叫人拉了条狗去茶楼门边宰杀，一边在自卫队营房动员大家去茶楼，准备吃狗肉。等到营房空虚，钟新泉等十二人悄悄进入营房，将部分武器掌握起来，钟沙锦按照计划不声不响地关闭了营房大门。至此，密谋者们基本上已经控制了大局，钟新泉命令钟百贵和林发走进乡公所，摸起正吸食大烟的钟达仁的左轮手枪，见势不妙的钟达仁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意欲抓住挂在床边的漏底长枪，钟百贵接连开了两枪，第一枪未中，第二枪没打响，所以只好扭头跑出门，却恰恰迎头碰到钟官日，只好硬着头皮，大喝了声：‘日叔缴枪！’并迅速将枪口对准钟官日头部。能够用左轮手枪抵住钟官日的头部，可见两个人的距离之近，算得上贴身肉搏了；在如此危机时刻还脱口而出喊了声‘日叔’，说明两个彼此敌对者关系的密切，或者他们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即便这样，强悍的钟官日依旧试图拨枪。如果不是林发适时赶到，大嚷‘杀掉他’这句话，钟官日还不会举起手；而且，如果不是钟新泉在营房打响信号枪声，钟达仁还会抄着那杆漏底长枪和密谋者们对抗，因为和他一同吸食大烟的还有钟伯贵的堂兄，时任乡长的钟志仁、绅士刘丽仪和刘锦标三个人。听到枪声，那群自卫队队员们自然要跑回营房，可营房大门已闭，他们无法拿到武器，只能在枪口的胁迫下原地投降。中队长钟路新在家听到枪声，慌慌张张地朝茅岗圩街奔来，可他刚一迭声地嚷了两句‘做什么，做什么？！’就被刘火全毫不犹豫地举枪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