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藏五年了，从进藏的第一天开始，王子就沉浸在痛苦的情绪中，他没有一天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好像天生就有点缺心眼，没觉得西藏有什么苦，倒觉得西藏好多的事、好多的人、好多的景色都挺好玩，一点快乐，就能让我兴奋好多天。
　　 一九八0年下半年，突然传来“汉族干部可以按百分之几的比例，实行内调。”工农兵大学生都在想，就这么一点的名额能轮到谁呢？那么多十八军进藏的老干部，那么多六几年进藏的老知识分子，都眼巴巴的看着呢，我们才几年啊，希望极其渺茫。
　　 可是大家依旧“蠢蠢欲动”，王子想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早已陨灭的希望，这一次又被唤醒了。我早已被他闹得心力疲惫，我的心里也萌生一个希望——让他先走。在西藏两口子一起内调绝不可能，西藏的男光棍遍地都是，我要先走了，他是很难内调的，只有他先走，我成了“女光棍，”下一批内调才会有希望。
　　 可怎么才能走成呢？这可是个“系统工程”，人生只要有目标，办法总会有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一边找到，父母认识的拉萨人民医院的一位叔叔、检验科的主任，我想尽办法求他，为王子做了一整套：乙肝化验单、检验报告、“如不及时治疗有可能发展成肝癌，”的诊断证明。一边找到，我们水电厅刘厅长、十八军进藏的老干部，我知道他欣赏我，所以就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表决心：“刘厅长你不走，我就跟着你不走，”条件就是让王子先走。
　　 我拿着一堆材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善良、果断、严肃的老干部。老厅长大发慈悲之心，一言九鼎：“好，小泥儿，王子先走，你十年之内不准内调，不能他一走，你就闹内调啊。”
　　 我高兴得跳起来说：“好，十年不走，不过你要走，我一定走，拉钩！”
　　 老厅长哈哈大笑，用陕西话说：“好，钩就不用拉了！”
　　 王子顺利进入了第一批内调的名单，看着他兴奋激动，我的心里却隐隐作痛。
　　 当时我们情报室里有一位叫任陪章的同学，也想尽办法让他的爱人内调了，他爱人知道丈夫走不了时，哭着坚决不走。没想到，任陪章竟然打了他爱人一个大嘴巴，说：“我是个男人，我能受得了，为什么两个人一起遭罪呢？你先走了，我也会有希望了！”
　　 不知为什么？我非常羡慕“那个大嘴巴。”这是丈夫对妻子的疼爱呀！
　　 王子内调，房子收回，家没有了，重要的东西也要跟着他回内地了。送他上飞机的那天，他突然说：“我不想走了，把你一个人扔在西藏，不放心。”明明知道是一句屁嗑，我还是有点感动，“走吧，不走我也走不了。”我拣了一句不冷不热的话，送他上了飞机。我没流泪，一直到飞机上了天，泪水才像下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
　　 从那一刻起，我成了工农兵大学生里在拉萨唯一的、知名度较高的，“女光棍、女汉子，”那年，我27岁。
　　 从机场回来，我只有把行李搬到我的单位：水电厅电力实验室。我们的老主任姓张，很高的个子，喜欢猫着腰，长得很显老，是甘肃人，说话地方口音很足，但是心眼好，大家都很尊重他。
　　 老主任看着我说：“呀！小泥儿，咋个办呢？一个女娃娃，住个办公室不大好吧？你看咋个好呢？”
　　 我一听就明白了，“主任，有啥可不好的，我就住办公室了，没问题。”我坚定地说。
　　 老主任笑了“那可咋好呢？”他双手放在一起搓着，脸上盛开出一朵蔫巴巴地老菊花。
　　 我知道室里房子紧张，有的两口子还住单身宿舍呢，这已经是对我照顾了。我在情报室工作，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放张床就行了，那真是在家里上下班，心里暗暗窃喜。
　　 可下了班，整个一栋三层办公楼就我一个人，反过来说，小泥儿一个人住一栋楼，到了晚上，不一样的滋味随着夜幕全部降临了。
　　 白天过的还潇洒，除了六个小时的工作，基本就吃两餐饭，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在食堂吃，那是西藏一个单位一个粮本，原则是不允许开小伙的，可是哪个单位的领导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西藏百分之六七十是四川人（除了藏族），所以口味就是麻辣，我是个“顽固嘴”适应“口味”的能力太差，一到开饭，是我心灵最最痛苦的时候，有辣椒，还好，挑出来把菜洗一洗，放点酱油还可以吃，可一旦吃一个麻椒，一顿饭就一口也吃不下了。
　　 西藏有意思的是，吃饭可以“游吃”，可以“要吃”，可以“换吃”，还可以“伙吃”。
　　 西藏的“光棍”（单身）多，这些光棍到了吃饭的时候，从食堂打了饭，就开始“游吃”，一顿饭，端个全西藏统一的绿色搪瓷大碗，不知道要“旅游”几家？开始我还不大好意思。
　　 “要吃”就更有意思了，不是丢人的事。那时候，拉萨没有饭店，只有两个招待所，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队的，都要靠介绍信才能住进去。所以到了拉萨，没有饭吃，首先就要找同学、老乡、战友、朋友，毫不客气，一定要给饭吃的。
　　 绝大多数还要倾其所有，热情招待，因为出差到别的地方吃饭也只有这样，别人对你这样，你对别人也这样，这在西藏是“潜规则”。如果你财迷，抠门嗖嗖，和你交往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你的名声就越来越差。
　　 我刚刚从西藏调回来，毛病一半会儿改不了。在单位，拿别人的邮票也记不得还，从别人拿一分二分硬币也不还，借个五角一元的也不当回事。
　　 王子经常提醒我：“小泥儿，记住这不是西藏，借一分钱也要还。”我真是改了好长时间，才把西藏养成的“优点”改掉。
　　 但是至今我还留恋西藏人，那种大度，真诚和善良，有好吃的和朋友一起分享，真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慢慢的我知道，那是那块土地上生长的“特产”，离开那样的土壤，那种“特产”就无法生长。
　　 还有就是“换吃”，把东西拿到一块，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彼此都吃得很香。
　　 最快乐的是“伙吃”，几个人都端着饭碗，到一个家里凑到一起吃，一边吃一边说，也可以开小会，还可以谈工作，有的蹲在地上，最好是每人一个小板凳。
　　 王子走了，我成了拉萨同学中仅有的“女光棍”，那真是吃遍了拉萨的大小单位，吃遍了拉萨的同学，几乎每个星期、礼拜都有同学惦记我，电话打来：“小泥儿，明天有好吃的，过来吃吧。”我巴不得的等着这样的招呼，“哎，放心吧，保证准时。”
　　 大家说：“每次请小泥儿吃饭，没等说完呢，就答应了，那声音响快极了。”
　　 我心里想哪能不痛快？就等着“蹭饭吃呢”。偶尔有一天没人叫吃饭了，还觉得哪不对劲？这真是西藏吃饭的特有的“模式”，在内地是无法想象的。
　　 睡觉对于我是一件恐怖的事，我必须让自己成为“女汉子”。我们实验室是一座三层小楼，从一层到三层是在楼的中间修的外楼梯。每一层都有独立的门。小楼的东面是进院的大门，西面是一排的食堂和三排宿舍，北面是车库，猪圈和厕所（小楼的对面）。从小楼到厕所有二百多米，中间是一个篮球场。
　　 晚上，我在外边逛完了，要先上厕所。厕所是旱厕所，一道墙男女分开，一边有四个坑，粪便要定期人工清除的那种。半夜厕所里有一个风雨飘摇的小灯，看它摇摇晃晃的心里就害怕，可没有它心里更害怕。墙那边有人害怕，没有人更害怕。
　　 上完厕所，我开始以百米的速度向办公楼冲刺。我要一口气跑到三楼，提心吊胆的开开三楼走廊的大门，从门进去，抹黑把三楼的大门锁好，走廊两头都是黑黑的，再抹黑找着灯，打开自己的房间，还要把灯关好。偶尔忘了，主任在家里坐着就可以看到，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批你“小泥儿昨晚咋个不关灯呢，浪费多少电？”我每次都嬉皮笑脸的说：“主任，下次不敢了，一定关好！”
　　 一直进到了自己的房间，才敢松口气。躺在床上，想家，想王子，想爸妈，也想儿子。睡不着时，常常会自己吓自己，雷雨天的闪电，像狰狞的鬼眼趴在窗上，我会将被子蒙在头上，吓出一身的冷汗。刮风时，从一楼到三楼的大门，像筛糠似的不停的响，总觉得有人上来了，心脏吓得咚咚的跳，连自己都能听得到。
　　 最怕的是半夜拉肚子要上厕所，大冬天的实在不想起来，更害怕起来。为了上个厕所，不知道要下多大的决心，经历多少思想斗争。“小泥儿，你是共产党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怕什么呢？怕鬼吗？我们是无神论者，我告诉你根本没有鬼。怕坏人吗？你是女汉子，拿个铁锹和他拼了，然后大喊救命。”自己给自己壮胆后就会冲出去。
　　 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穿上衣服，拿上手电，打上雨伞，拎着铁锹，撞着胆子，在黑夜中一道一道地开门，然后冲进厕所，浑身战栗地蹲在那里。
　　 后边是猪圈，猪八戒的每一次哼哼，都让我毛孔悚然。拉完了，得得瑟瑟地提好裤子，再来一次百米冲刺，三蹬两跑地上楼，锁门，在黑暗中摸进屋子，开灯、直到钻进了被窝，心还在颤抖。
　　 可是到了白天，自己还会在别人面前装着是胆子大的“女汉子”吹着：“一个人住一栋楼多好，有什么可怕的！”其实我知道，告诉别人害怕又有什么用呢？
　　 拉萨有句歌谣叫做：“光棍苦，光棍苦，光棍难熬是孤独，想妻想儿想父母，逢年过节伴酒壶。”说真的，最难熬的是节假日的孤独，白天到同学、老乡家里混上一天，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真不知道怎样过？那真是孤灯，孤影，心也是孤独的，坐在思念的窗前，思绪也会随着泪水静静的流淌成一条小河，慢慢的流进梦乡。
　　 记得一次，十一过节，在同学那吃了豆角，在西藏吃豆角是奢侈，可吃不好就会中毒。半夜胃疼，然后就呕吐，过了一会就拉肚子，我一次次从三楼冲向厕所，最后一次爬上楼时已筋疲力尽，我想我不能这样睡下去，睡着了也许永远醒不了？
　　 突然想起国庆节，室里每个人发了半条大前门香烟，本来是留着男同学来时再抽，为了让自己清醒，为了熬过漆黑地长夜。我靠在床上点起一支烟，第一次感觉到烟的神秘，特别是在那烟雾缭绕之中，思想的片段像一个个烟圈，不断的重叠再重叠，近的会慢慢飘远，远的会慢慢飘近，三天，五盒烟抽没了，从此，烟成了我度过黑夜的“伴侣”，好在我没烟瘾。
　　 光棍的快乐也是有些人享受不到的，特别是“女光棍”更是受宠有佳，一有饭局总会有人想着，“还有小泥儿呢！”一提到哪玩，很多人都会一口同声说：“赶紧通知小泥儿。”
　　 当“女光棍”的那两年，没人把我当成女的，男同学都把我当成“哥们儿、女汉子”，真是玩儿疯了。
　　 无论哪个单位，篮球比赛都少不了我，西藏高原缺氧，有时候会发生突然状况，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一个替补队员，和一帮男人在球场上厮杀，一场球打下来，嘴唇都成了紫黑色，严重缺氧，后来得了高原心脏病，今天想一想那时候真是“2”。
　　 我在山南时，因为体委没有女蓝教练，王子出差，我临时顶替当过两个月山南地区少年女蓝的教练，还打了个全自治区的亚军呢？
　　 那一段时间和体委的同志经常一起打篮球，还学了点裁判，半拉子水平。
　　 年轻时的我，简单、胆大、脸大不嫌寒碜，不论什么比赛场子，如果缺运动员，我脱了衣服就上场，如果缺裁判员，接过哨子上场就吹。一般的男人，见我是一个女的，吹的对错也都不大介意，自己还觉得很得意、很自豪。
　　 可有一次我吹了一个藏族男队员“三秒”，可能早了，那个藏族高大的个子高出我一头，他双手抱着篮球向我的头上砸来，我赶紧抱着头蹲下，抬着头惊恐地看着他，他开始举着篮球嘴里嘀哩咕噜地说着藏话，我一句听不懂，只是瞪着眼睛看着他，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哈哈地笑了，我也随着他哈哈地笑了，就这样没事了。我站了起来，一声哨响，比赛继续，可我心有余悸，比赛之后我们俩相对一笑泯恩仇，我心想真是幸运啊。
　　 我们上班六个小时，太阳落山的又晚，夏天晚上七、八点天还大亮的。看书是最好打发时间的，可也不能老看啊。大冬天，真的没处玩去。
　　 一天上班时，我和同学任陪章聊天。小任说：“小泥儿，你会滑冰吗？”“就算会吧。”我回答说。他的话让我兴奋的想起在大学里学滑冰，我牢牢记住体育老师的话，“摔要往前摔，避免仰壳摔，容易摔坏脑袋。”
　　 所以学滑冰，我一看不好就往地上一趴，回来时衣服前襟和裤子前边都冻成一个冰排，可是不论男生、女生只要一说滑冰，我一定跟着去，男生给我起个外号叫“冰抹布”。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的速滑考试我还是女生中的第三名。
　　 我问小任，上哪滑冰啊？小任说：“没地方去，不过咱们可以滑旱冰啊！”我听了兴奋不已，“上哪滑？我跟你去。”任陪章说：“还没鞋呢。”我失落的像个泄了气的皮球。
　　 小任卖着关子说：“小泥儿，咱们自己做，很简单，找几个轴承就行。”我一听情绪又上来了，“小任，我带你到拉萨大修厂，我同学在那，准没问题。”小任一拍大腿，“太好了，下班就去！”。
　　 我们在大修厂进藏同学闫岳的帮助下，用电焊焊了两只鞋一样大的铁架子，每个架子上焊了四个轴承，然后四周焊上小铁钩。一双旱冰鞋就算做好了，拎一拎足足有十多斤。闫岳说：“太重了，能行吗？”我俩兴奋的不得了，“太好了，行，没问题。”因为是干私活，不敢在厂里试，赶紧抱着铁鞋回到情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