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结束了。她刚刚开始。生活，给予他们多少？又失去多少？往往可以得到的，却失之交臂。一瞬间的事，化作终身的遗憾。怨谁呢？
　　 三位老青年大学生偶然光临“小乐意”，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姑娘“003”，从此，便像“甩不掉的狗皮膏药”死死地黏上了。对于这一时髦题材的选择，倒也无可厚非。只是，这里，作者要向我们“说”“清楚”的是，青年们忘情于姑娘，而当他们冷静下来思考，姑娘是否可以作为自己终身结合的对象时，“大家都卡壳了”，后来，时过境迁，姑娘考上了大学，“三个人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怅然所失。于是小说作者发出了如上慨叹，并煞有介事地来了一个寓言讳莫如深的结尾：
　　 “啪”！老师傅按动了小店里的电钮，枝型吊灯倏地全都亮了，亮得直刺眼睛，天什么时候黑了？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认为，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如何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揭示出人物的思想、情感、欲念和希求，是摆在我们作家、艺术家面前的严肃课题。小说中的三个大学生，大的刚过三十，最小的二十六岁，有着相似的经历。大学前。他们中的一个刚插队回来，好容易才找到“在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工作，一个待业了两年，卖过大碗茶、冰棍、馄饨、糖葫芦，而以“最油”的矮胖子冯风资格最老，“在北大荒修了六年地球，回京后在肉联厂炸了四年肉丸子”，而今，他们都成了大气候，居然鸟枪换炮了——这是生活的赐予。作者也许认为，生活本该有更多的赐予，包括漂亮得像“瓷人”一样的姑娘。然而，他们失却了，而且“失之交臂”，失之于“一瞬间”，难怪作者要为他们抱憾了。
　　 然而，作者的抱憾是大可不必的。他们的“失去”，是经过他们自己心中的那架“不容倾斜的天平”衡准了的，——“他们不愿意重新回到大路货一面去”，他们这些“氢原子”要和“相同共价键的氢原子结合”！而今，姑娘走了。他们失却了，化作“终身的遗憾”——“共价键”难得结合而未能结合的遗憾。这是奔走于商贾场中的市侩的遗憾，我们有什么理由为他们抱憾呢？
　　 文学是启发人的事业。也许作者会说，小说的旨意正在于通过这三位老青年大学生的描写，从而揭露出当前社会上的一些“陈世美”人物，使之成为舆论之的，警醒当今一代青年。然而，小说对于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不能不说是失之偏颇、失之浮躁的。我们说，任何一篇（部）作品，要使其产生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典型形象的艺术真实，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使之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一篇（部）作品是否具有典型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塑造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典型。
　　 我们知道，这一代老青年大学生，在当年动乱的岁月里，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几年中，他们失学了，吃尽了苦头，历遍了磨难，生活的强者给了他们一颗最低呢要求于社会的心。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改革了招生制度，为这一代青年开了绿灯。事实证明，他们是今天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继文革前的大学生、现在的中年中坚力量之后的可为的生力军，乃至被不少人承认为当今时代的精萃，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那些玩世不恭、患得患失、举止轻浮、蝇营狗苟的时代畸形儿——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为这一代所有人打包票，而作者站在小说人物面前的赐教台上，居高临下地作出如上如此世故的说理，并幸灾乐祸地感喟：“怨谁呢？”我们说，这决不是一位严肃艺术家的艺术口吻，也不应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艺术趣味。
　　 据笔者所知，小说作者是近年来出现在文坛上的青年而有为的作家，并且与小说中的老大学生们有着类同的经历，不知何以至此？在其它的一些作品中，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其成就是喜人的。读者期待着作家能写出代表自己艺术水平的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恩格斯《敏娜·考茨基》称：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现在，我们仍不妨就“这个”来说吧。小说中，当现实生活的法官对“这三位”作出了无情的公正的判决之后，他们的窘相是可以想见的：后悔、抱憾、无地自容，乃至于抱石打天，但绝不可能猛悟，这是由作品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人生观的转变需要一个艰难的心理过程）。他们对姑娘亲之远之，完全是青年人自己灵魂深处阴暗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决不是“一瞬间”的糊涂与失算。因此我们说：灯不会亮，天未曾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