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记忆深处
　　 我生长在青山环绕，翠竹环抱的小山村。
　　 鹅黄色的嫩柳拂水临照，拭去一冬来的睡意，金灿灿的菜花是山村最俏丽的脸，洋溢着浓浓的明媚春情，一树桃花、杏花、李花，抛撒着热烈的媚眼，迷醉人们的相思。我们这些山里娃，置身花团锦簇，与和煦的春风追逐金黄色的蜜蜂，花枝招展的蝴蝶，白毛红掌的鹅，苍青色的老牛，童稚的笑声失落于阡陌，不知不觉中渐渐长大。
　　 父亲替我收拾好行囊，催促我上路，我于怅然中醒悟到，童年少年像山野的雾霭，在阳光下全然的消散了，不会再有了。今天，我要离开家乡，到我从未谋面的县城去读高中。
　　 我怕到那陌生的地方，我不知城里的人会怎么看我这个浑身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山里娃，我不知那陌生的地方会不会接纳我，我也不知我能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总之，我的人生从此将翻到新的一页。
　　 听村子里的人说，县城里的人很多，跟蜂箱里的蜂子似的。
　　 我们听了都咋舌，蜂箱里的蜂子密密麻麻的，拥挤得连一点空也没有，那阵仗看到都挺吓人的。
　　 我不知道城里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有什么好，他们到哪儿去找吃的呢？我们村子靠村前的田畴，村后的坡地，只要你丢下种子，就能有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用愁吃的。可城里的人靠什么呢？他们那地都成了水泥地，是无法种庄稼的。
　　 然而大家还是喜欢往城里跑，说那地方繁华。有高楼大厦，有七彩霓虹，有美女佳丽，有山珍海味，凡是我们山村没有，那儿都有。大家还说这是人往高处走。我听后，很不明白，那城里会比我们乡村高？它高得过我们村后那高高的山坡吗？不可能吧！
　　 父亲却很高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的缘故。
　　 我总算是有出息，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这可是我们小山村解放后三十年来，第一个到繁华的县城去读书的娃崽。
　　 父亲在乡亲们面前很是露了脸。从我拿到通知书后，他就乐得合不拢嘴的了。
　　 不过，我看得出父亲是在极力地想把那高兴劲藏在心里头，生怕别人知道了似的。
　　 大人们总是喜欢这样子，不管是喜还是忧，都深深地藏在心里，总想不让人看出来。他们说这是叫老成持重。还说他们才不会像小孩子，心里藏不住一丁点儿事，一有点喜事，就恨不得跑到牛脑壳坡上去用高音喇叭向着全村的人大喊大叫，把个芝麻大点的事，夸成有麻筛那么大。
　　 我不知道小孩子这么做有什么不好的，他们整天无忧无愁的，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过笑过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从不把事搁在心里。
　　 父亲的喜悦没能瞒过我的眼睛，我是从他的脸色上看出来的。俗话说：“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我们小孩子最爱看父母的脸色啦，能机灵地看父母的脸色行事。
　　 我看到父亲那高兴劲，便觉得到县城里去读书是件大好事。在昨晚上，父亲和母亲都吩咐我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学校，吃上了国家粮，跟娘老子争光，自己也一辈子享福了。
　　 我虽说是一个初中生，可不知怎的，仍像个小孩子，懵懂无知的。像父母跟我说的这些道理，我就压根儿没有去想过。我总觉得我会像村民一样，一辈子都厮守着小山村，那外面的世界是别人的，与己无关。
　　 许是在山村，一个村子的小孩子天天都裹在一起：山野打猪草，爬树掏鸟窝，坡上割柴，河塘洗澡，晒坝嬉戏等。那颗童心便没受到年龄增长的影响，以致是十四岁的青年了，还是跟儿童无异。
　　 后来我看《射雕英雄传》，从老顽童周伯通身上看到了童心。这是人世间最纯洁，最真诚、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把它保存下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世风雨后，这童心是弥足珍贵的呢！
　　 父亲是下午带我到学校去报名的。父亲也找不到学校，但他会问，不像我，拙口笨舌，不愿开口。见到年长的人怕打招呼，父亲曾训斥我说：“你见到人就跟我喊，喊死人又不要你填命的！”可我还是不喊，倒不是说我不想喊，其实我也是想喊的，可就是喊不出口，害羞，我有时也生自己的气的，但还是没用，诚如人们说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那装着铺笼罩被的麻布袋，父亲背在背上，极像蜗牛背着的重重的壳。我的衣物，在父亲提着的蛇皮口袋里。
　　 我只背了个崭新的空瘪瘪的书包，像是一枚校徽，能表明我学生的身份。不过校徽小巧别致，艳艳的灼目，别在胸前，如同一点火焰在摇曳。我背的书包虽显大气，却老土而毫无气派。背着它在街道上走，招摇中显赫的是我的乡下人的身份。它无法表明我是县重点高中的学生，让我感到失落。
　　 报了名。父亲问班主任，我的宿舍安排在那里。班主任说，寝室已住满了。我听了，觉得好像是遭人遗弃，无家可归了。
　　 我又想到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今晚上睡那儿呢？
　　 班主任似乎体谅我们的心情、处境，就安慰我们说：“等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有空铺。”
　　 天色已晚，我想起了我们的村子。
　　 竹林里，老榆树上的麻雀早就闹喳喳了，村子上空的炊烟也肯定升得很高的了，像一个人往天空抛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绳。小伙伴们在晒坝里，肯定闹得比麻雀还欢，我隐隐地能听到他们的喧闹声。我想家了。
　　 父亲没觉察出我的心事，也许他根本就没在意我。他领着我去找班主任，班主任见到我们后，很难为情的，并连说对不起。
　　 父亲见老师这么的通情达理，一点也不怪老师，只是对班主任说：“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找个地方，把今晚上应付过去。住客店得花钱，我们农村人找个钱不容易。”班主任便把我们领到了红旗楼，这座楼的楼板是木板的，班主任满是歉意的对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将就住一宿吧！”父亲忙答应：“要得！要得！”
　　 父亲在楼板上把被单铺开，然后把铺盖拿出来，这儿便成了我与父亲的宿营地了。
　　 这时，班主任又领了父子俩过来，看情形，他们跟我们有着相同的处境。
　　 班主任走后，两位父亲便交谈了起来。从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太平区人，姓姚，学生叫姚文德。我在听到这个名字时，马上想到了另一个名字——姚文元，“四人帮”里耍笔杆子的。我觉得依辈份，他应该是姚文元的弟弟。或者他们是本家。
　　 只是这时的姚文元已经被打倒，成了臭名昭著的人物，谁跟他沾亲带戚，谁就倒了八辈子的霉。我便没问他与姚文元之间的关系。
　　 姚文德跟我一们，也是不善言辞。大凡农家子弟都是这样的，怕生，怕长辈。我俩还算合得来，从摆谈中得知我俩都是四班，便很高兴，总算是有说话的人了，以后的日子就不会孤单和寂寞了。
　　 两位父亲知道后，都嘱咐我俩要互相关照。我俩自然是满口答应。
　　 第二天，学校跟我俩安排了铺位，我与姚文德是上下铺，他住上铺，我住下铺。我俩的床铺好后，两位父亲又吩咐我俩一番，然后就回去了。
　　 开学后，我俩是形影不离。过了一两周，我俩想起家来了。记得是在第二周的星期六，放学后，我俩来到寝室外的一个空地上，对面站着，不知是谁先问想不想家，对方就回说“想”，俩人的眼泪就像是打开了闸门，不住地往下流。说不出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的脑子里浮现出爸妈，小伙伴，屋子后面的那片竹林，屋外的方方水田，粼粼地波光，甚至还想到父母这时在干什么。在流过了眼泪后，心里便不再那么地憋闷和难受了，俩人便一起回到寝室。
　　 有时，姚文德的饭票吃完了，他来向我借，说等几天他父亲送米来了后就还给我。我听了，就对他说，不用还，到时我没有了，我用你的饭票。他知道我这是在变着法不要他还，他便不同意，说是我以后没有了，他又借给我。
　　 当他来还我的饭票时，我不接，他就硬生生的把饭票塞进我的衣服口袋里，我只能接了。后来，当他来还我的饭票时，我就对他说，我没有借饭票给他，可能是他记错了，把借别人的饭票记成是借我的了。他先还是坚持说是借了我的，他是不会搞错的，他问我是不是搞忘了，我就说没有没有，未必我借了东西给你，我还记不到么？他听我说后，也就有点糊涂了，将信将疑的认为是自己记错了。也许他想到，哪有借给人家东西，却说没借的人呢。我在心里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很够朋友的了。
　　 俗话说：“舌头与牙齿那么好，有时都会咬着的。”我跟姚文德就是这样的。
　　 我俩是前后桌，因为桌子与桌子之间比较窄，我回座位时，常会将后一桌的书本撞落。因为我俩是最要好的朋友，也就不当回事，落在他那边的由他捡，落在我这边的由我捡，彼此成了一种默契。
　　 有一天，不知是咋个回事。就是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
　　 我在回座位时，把姚文德的书撞落了。书是掉到我这边的，我想照老规矩，等我回到座位后再跟他捡起来。
　　 我还没落座，他竟发起火来了，催我快点跟他把书捡起来。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平时都是好好的，今天你这是发哪门子邪火嘛！你越是着急，我越是不急，就跟俗话说的样：“急性子偏遇到个慢郎中。”看你怎么办？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你等到嘛！”
　　 他见我坐下后也没动身捡书，一幅佯装二不睬的样子，可能就更加急了，便用手来推了我一把。他这一推就把我惹毛了。年轻人嘛，血气方刚，都很有个性的，遇事往往不会很冷静。
　　 我把他推我当作是他出手打人，我想：耶，你还敢打人！哼！这回我还不捡了。我很干脆地说：“不捡！”他听我竟然说不捡，肯定更加气了，又用手重重地推了我一下，同时用命令的语气说：“捡起来！”。
　　 这下子，我也管他三七二十几，拿起桌子上的笔，扭转身向他刺去，那笔刺在他的衣服上，他抢过我的笔，扔到了讲台上，我又跑到讲台上去把笔捡了回来。
　　 老师来上课了，我俩也就没动手了。
　　 后来，班委把这事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传信叫我俩到他的办公室里去。
　　 读书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站办公室，对学生而言，站办公室，那是最没面子的事，算得上是一种耻辱。
　　 记得在小学、初中，同学们常常会对那些站办公室的同学起哄，这时，平时很调皮的同学，也会羞得脸红筋涨，感到无地自容。我很后悔，早知这样，把书捡起来不就得了。哪会弄成现在这样子，不知同学们老师会咋个看哦！姚文德耷也拉着头，神情蔫蔫的，没有了一点儿精神气，我想，他肯定比我还要后悔的。
　　 班主任先叫我俩把情况说了。然后就训斥起姚文德来。“人家叫你等到，你就等不及了，还敢出手打人，你要知道，就算你在有理，你出了手你就没有理了。何况还不是你有理。我平时跟你们讲要团结友爱，像这么大点的事，竟然还打起架来了。都读高中了，一点不知道忍让。”我俩都毕恭毕敬的听班主任的训斥，服服帖帖，唯唯诺诺。
　　 最后，班主任叫姚文德跟我道歉，我忙说不必了，班主任说必须得道歉，今后他才好从中吸取教训，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在姚文德跟我道了歉后，班主任叫我俩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以后要像先前一样，还要比先前更好才行。我与姚文德都不住的点头，表示要听班主任的话。
　　 我们这些山里孩子，土生土长的，有着土地的纯真和实诚，淳朴和厚道，宽容和豁达。事后，我俩在心里责怪着自己，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并没因这事影响我俩的友谊。
　　 一天早晨，起床铃响了之后，我起床时，感到头很沉，人立不起来。姚文德见我没起床，就催我快起来了，不然要迟到了。我就对他说我生病了，请他帮我请个假，他答应了。
　　 我没把这病当回事，年轻人嘛，没啥大毛病的，往往就是伤风感冒，头疼脑热，凭着自己年轻，在床上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谁知我在床上躺着，脑子却越来越昏昏沉沉的了，连抬头起来都很困难。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病得不轻。我后悔没有叫姚文德扶自己到县人民医院去看病。现在同学们都去上课了，只有到吃午饭时，他们才会回到寝室的。没法子，我只得苦苦的熬过这段时间。
　　 这之间，我呕吐了，呕得很厉害，好像是翻肠倒肚一般。呕吐后，我只是草草的收拾了一下口鼻里的秽物，至于床下发散出难闻气味的那堆秽物，我更是没法打扫的了。我整个人好像是虚脱了似的，身子像棉花一样的软弱无力，脑子更加昏昏沉沉。
　　 不知什么时候，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名字，这声音听起来很缥缈，我以为我是在做梦。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了一双焦虑的眼，我马上认出了这是姚文德，他怎么回到寝室来了。现在想来，他肯定是见我一直没去上课，便想着到寝室来看看。当他看到呕吐在地上的那滩秽物时，便明白了。
　　 他见我睁开了眼，就对我说：“来，我背你到人民医院去看！”
　　 我在听了他的话后，心里发热，眼里发涩。现在想来，这应该是感动。
　　 其实我在床上早已急切地盼着能有人来扶我到人民医院去看病。现在姚文德突然像是从地上钻了出来，成了我的救星，我怎么会不感动呢？
　　 我不想让他背我，虽说我们校到人民医院只有一、二百米，如果他要把我背到人民医院去，肯定会累坏的。我想硬撑着，让他扶着我去。我使出最大的劲才坐在了床沿上，我想拉着他站起来，谁知那脚直打颤，人还没站直，就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了。
　　 姚文德假装抱怨说：“你充啥子狠嘛！别耽搁时间了，来，我背你！”说完，他蹲下身来，不容分说的把我往他的背上拉。我只得依从，因为我实在是走不了了，我也想早点儿去看医生，让病早点儿好。
　　 这一、二百米路，对姚文德的体力、意志、毅力都是严峻的考验。我分明的感觉到他的背越来越弯，呼吸声越来越粗重，好像那些患有严重哮喘病的人走路时的样子。我感到很是过意不去，几次催他把我放下来，歇歇再走，可他就是不听，还叫我不要乱动。我知道我动，会让他背起来更加的吃力。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就任由他背着我走。
　　 到了医院，他把我放下来，我发现他满脸满头都是汗。他去把号挂了后，又把我背到医生那儿，然后楼上楼下忙忙碌碌去划价拿药。
　　 这大医院看个病就是麻烦，好像不把人累着，他医院就没本事样。
　　 在背我回去时，姚文德在路上歇了一次，看来他也确实背不动了。在把我放下来时，他似乎觉得对不起我，满是歉意的对我说：“我们歇一下再走！”
　　 回到寝室，他又忙着倒开水，叫我把药吃了，等我躺下去后，他为我掖了掖被子，便跑着上课去了。
　　 午饭、晚饭都是他跟我打来的，我的口很涩，吃什么东西都无味，对食物产生抵触。他劝我怎么也得吃点东西下去，说是不吃东西下去，把身体拖垮了，那病就不容易好的了。我实在是不忍拂他的好意，硬起心胸打起精神扒了几口，感觉那饭菜在嘴里像木渣一样，难以下咽，要多久才能咽下去。他见我这难受劲，也没勉强我吃完。
　　 第二天，我的病便大有好转了。
　　 这件事，我没有去向班主任说，我觉得好朋友间这么做是应该的。姚文德也肯定是这么认为的。这件事，我俩也当是没发生过一样。
　　 这些事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这些是记忆中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