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元好问自幼受教于其生父元德明、过继父叔父元格，少年时代更接受了临川名儒郝天挺的多年启蒙教诲，聪颖过人而被视为“神童”，趋于成熟，志存高远。这也为他最终成为金元时代文坛泰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和五年即1205年，诗人十六岁由陵川赴并州考试，途中即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摸鱼儿·雁丘词》，留下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千古名句。对人间至情的洞悟与推崇，即可见其聪慧与成熟。待他二十七岁时写的《箕山》诗云：“干戈几蛮触，宇宙日流血……古人不可作，百念肺肝热。”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之情，灼热感人、跃然纸上。
　　 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兼具诗人、小说家、史学家、思想家乃至卓尔不群的社会活动家、文化大儒等多种身份，从而在历史银河系中成为一颗熠熠生辉的璀灿明星，作为一个儒释道等综合传统优秀文化熏陶出来的读书人，在他所经历的宋、金日趋末落式微并趋于衰亡，而崛起于北国的蒙古国日趋强盛并遂步蚕食并最后统一天下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在这样纷纭复杂的社会大动荡、大变化的格局中，元好问携家带口、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多少次濒临绝境而后死里逃生，却终生均从未放弃过士阶层中佼佼者与生俱来的使命意识与家国情怀，心系民族与苍生，历久历险而弥坚。
　　 早在1214年春，蒙古军由黄河北岸沿太行山西侧北返，先生自幼生长并挚爱着的故里忻州，惨遭屠城之祸，让先生悲愤填膺。而其兄好古本一介书生，亦殉难于蒙古军的铁蹄之下，更让诗人及其一家痛彻心扉。自此开始饱受战争蹂躏及流离失所之苦
　　 1216年元好问风闻蒙古军又将南下，遂携家避乱河南，路经石岭关，作《石岭关书所见》：“轧轧旃车转石槽，故关犹复戍弓刀。连营突骑红尘暗，微服行人细路高。已化虫沙休自叹，厌逢豺虎欲安逃？青云玉立三千丈，元只东山意气豪。”
　　 由忻州一地即可见金朝在遭遇蒙古军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下军队一触即溃如鸟兽散，统治者分崩离析，百姓流离失所惨遭罹祸的社会现状。其后战乱更加惨烈，“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他深切地体认到“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忧国忧民且自知回天乏力徒叹奈何之情溢于言表。
　　 1218年，“蒙古木华黎破金太原府，下汾州、平阳等地”。诗人举家辗转流离，又从三乡移居嵩山，在繁重的赋税面前，先生写下了满含血泪的《秋蚕》：
　　 “室人筐中无寸缕，一箔秋蚕课诸女。朝来饲却上马桑，隔簇仍闻竹间雨。
　　 阿容阿璋墨满面，画彻灰城前致语。上无苍蝇下无鼠，作茧直须如瓮许。
　　 东家追胥守机杼，有桑有税吾犹汝。官家却少一絇丝，未到打门先自举。”
　　 在蒙古军队暴风骤雨般的攻势面前，苟延残喘的金政权，“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而国用乏竭的局面无法解决，于是就把繁重的赋税强加到无处逃亡的百姓身上。诗人自己也陷入苦于赋税的境况。一叶知秋。诗人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以自己一家足以想见当时金朝普通百姓苦难生活社会现状。
　　 1227年元好问出任内乡县令，当时的内乡县县衙在今河南省西峡县。忧患中写出了《内乡县宰书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忧薰。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何人与佐军。
　　 饥鼠绕床如欲语，惊乌啼月不堪闻。扁舟未得沧浪去，惭愧春陵老使君。”
　　 积重难返，回天乏力，面对朝廷赋税繁多、催索无度和民力疲惫、无人出粟佐军的困境，诗人作为一任县令，痛心疾首，却又万不得已，不得不去催收赋税，而百姓的疾苦又有谁同情呢？进退维谷，左右两难，诗人又写下了一首近乎口语的《宿菊潭》：
　　 “田父立马前，来赴长官期。父老切勿往，问汝我所疑。
　　 民事古所难，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无毫厘。
　　 汝乡之单贫，宁为豪右欺。聚讼几何人，健斗复是谁？
　　 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东州长官清，白直下村稀。
　　 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教汝子若孙，努力逃荒饥。
　　 军租星火急，期会则勿违。期会不可违，鞭朴伤汝肌。
　　 伤肌尚云可，夭阏令人悲。”
　　 元好问在《虚名》一诗中说：“虚名不直一钱轻，唤得呶呶百谤生。可惜客儿头上发，也随青草斗输赢。”在金国行将覆亡、中原传统文化行将毁于一旦的生死关头，元好问下决心置个人生死荣辱、毁誉得失于不顾，竭尽全力保存并弘扬中原传统文化。
　　 “（正大）八年春正月，大元兵围凤翔府……夏四月大元兵平凤翔府”金军失去了对陕西的控制，退缩潼关。其时任南阳县令的元好问写下了组诗《岐阳三首》，其中第一首写道：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
　　 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
　　 此时的金王朝已俨然成为一只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破船。在风雪交加的正月，蒙古军围困了陕西的军事重镇岐阳（即凤翔），继而屠城。由于信息不通畅，金朝内部直到城破后的第二个月才知道消息。诗人听闻此讯自然不敢相信。然而金国失去了对陕西的控制这一现状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眼看着国土沦陷却又无能为力。元好问虽然不仅仅是个诗人，也算下层官僚阶层之一员，但对于朝廷不能任用贤能这一现实，也只能徒叹奈何，悲痛欲绝之情只能用诗来表达了，《岐阳三首》之二：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岐阳三首》之三：
　　 “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
　　 面对风云变幻的大局，国土的日益沦丧，面对金政府的腐败无能，惨遭屠戮的平民百姓，面对如狼似虎的蒙古军队，金朝迅速趋于衰落而分崩离析。兼具官员与诗人身份的元好问，忧心如焚，恨无回天之力而欲哭无泪，长歌当哭。
　　 就在凤翔失守的第二年，金天兴元年三月，蒙古国兵攻汴城。国都被围，元好问也被困于城内，十六个日夜的鏖战后，蒙古军退走。时任左司都事的诗人写下了《雨后丹凤门登眺》：
　　 “绛阙遥天霁景开，金明高树晚风回。长虹下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
　　 劫火有时归变灭，神嵩何计得飞来？穷途自觉无多泪，莫傍残阳望吹台。”
　　 金王朝汴京守卫战的暂时胜利，如困兽之斗，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随后蒙军转攻附近州县。是年十二月，汴京粮尽，金帝(即后史称之金哀宗)仓皇失措逃离。诗人为此事写下了《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
　　 “翠被匆匆见执鞭，戴盆郁郁梦瞻天。只知河朔归铜马，又说台城堕纸鸢。
　　 血肉正应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
　　 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
　　 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
　　 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五云宫阙露盘秋，银汉无声桂树稠。复道渐看连上苑，戈船仍拟下扬州。
　　 曲中青冢传新怨，梦里华胥失旧游。去去江南庾开府，凤皇楼畔莫回头。”
　　 皇家如此窘困狼狈，那些百姓的生活就更是不堪提起了。金朝距离灭亡也是可以用日来计算了，果然在金主出京的第二年春天，汴京守将崔立妄杀二相，投降蒙古方，时在城中的元好问被押解至青城，离京的一刻，也是告别故国的一刻，诗人写下了总结金朝兴衰的不朽名篇《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沈！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按照诗人的自注，青城正是金朝灭北宋后举行受降仪式的地方，而今日自己却要面对的是金国的灭亡，虽然金主随后转战归德、蔡州等地又做了将近一年的困兽之斗，但灭亡这一现实已经不可更改了。
　　 我们可以从元好问这些丧乱诗中看到金朝在末年的社会现状，从中得出金朝灭亡原因。首先是朝政混乱，在朝廷内部相继发生了胡沙虎弑卫绍王独揽国政，术虎高琪杀胡沙虎擅权，而当术虎高琪被杀后朝廷内部已经是一团散沙。诗人曾写下《西园》等诗来借北宋末年的亡国之痛告诫当权者，然而这一切都回天乏力，无济于事。
　　 其次是军事上的节节败退，金朝当权者的昏聩、内部的混乱，使得朝廷对军事将领们颇存戒心，不能任用有实战经验的名将。那些抵御蒙军的将领多是无能之辈。在蒙古军的铁蹄面前，只有丢盔弃甲一味逃跑的份儿。金王朝已成了一只百孔千疮、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的破船了。
　　 先生不幸亲身经历了这种灾难，尝遍了任人摆布与蹂躏的亡国奴滋味，百味攻心而形诸文字，特殊的时代与个人境际遭遇与思考与艺术化展示，成就了自唐代杜甫、白居易之后现实主义诗歌界的又一高峰。且由于时代与诗人的独特与唯一性，可以说他的丧乱诗独树一帜，堪称千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群星荟萃的中国诗歌史上堪称是仅此一家、无可替代的史诗典范。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由于先生金亡未曾以身相殉，并上书蒙相耶律楚材，推荐本国人才；晚年觐见忽必烈，引导蒙古国执政者放弃原有政策，弘扬中原儒学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引导蒙古国即后之元帝国的缔造者与最高权威忽必烈放弃了野蛮的一味征讨杀伐政策，而釆纳了中原文化道统与施政原则，实践了这样几件惊世骇俗的壮举，不仅在当时即受人误解，即便数百年后亦难免众说纷纭，颇有微辞。实质上还是过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历史观框架下的狹獈之见。
　　 金王朝晚期，从国家的保守战火导致国力匮乏，对百姓的赋税徭役就愈加繁重，在繁重的税役面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比如李全等人的红袄军起义，沉重的打击了已经遥遥欲坠的金王朝。诗人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不可能去歌颂起义，在那些名篇中几乎没有对起义的描写，然而诗人那些反应人民疾苦的诗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的现状是多么痛心疾首，并为自己人微力浅、无力回天而痛彻心扉，唯有以血泪作墨，长歌当哭，代民黎立言，为多难的民族与时代留照。
　　 最后是关于蒙古军队的，虽然有“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死之一言”的丘处机，有将一百四十万汴京人从死亡线上救出的耶律楚材，但是在忻州、在凤翔，在那些兵燹之处，又有多少百姓化为灰土！元好问作为一代文化名儒，同寻常百姓一起在水深火热中苟延残喘，悲天悯人却无力施救，其丧乱诗皆由血泪凝就。特殊的时代与诗人坚韧的人格力量融为一体，成就了诗人的不朽与伟大。
　　 中华经典《论语·卫灵公篇》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显然，是“求生”还是“杀身”？一以“仁”为标准。元好问以“志士仁人”自许，为“成仁”可以杀身，即他所谓“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若“害仁”，则不应“求生”。而元好问恰恰是“求生”而“辅仁”，这是对传统生死观的新开拓。更有意义的是，元好问提出“心为权衡，自量轻重”，即根据现实事变，充分发挥主体意识的判断，而不囿于传统价值体系。这种个性精神的觉醒，是元好问突破传统观念的内驱力。元好问引召忽、管仲为例，说明在他心目中，隐然以“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被孔子赞为“如其仁、如其仁”的管仲为楷模。而在事实上，元好问以一介儒生，在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已经最大可能地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奋斗和贡献，“虽溘死道边无恨”。从保存、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道德传统即天下之大道及弃个人名节于不顾奋而拯救苍生的角度看，于华夏民族整体，于历史，功莫大焉。理当名垂青史。
　　 诚如元好问研究会已故前专家李正民教授所述：“金亡蒙兴之际，作为金朝史官的元好问，如果遵循传统的价值体系，可以有两种选择：为金君死节；隐居终老。如果背叛传统，则可以出仕新朝。但他却创造性地实现了第四种选择：不死、不隐、不仕，但却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这一创举，实在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这种挑战，当然首先集中于生死观。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认为仁义高于生命。后世之‘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黄宗羲《原君》语）君死则以身殉，即为仁义之忠臣，反之则为失节。而元好问则认为：“死生之际大矣！可以死，可以无死。一失其当，不以之伤勇，则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于圣人之手，斯不必置论。……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于利义之辨，不乖于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确乎不拔；静以养勇，刚以作强。其视横逆之来，曾虚舟飘瓦之不若；控抟之变，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为权衡，自量轻重，知有泰山之死，而不知有鸿毛之生。结缨之礼不至，无取于海隅之伏剑；漆身之志既笃，不屑于督亢之献图。孰先孰后，必有能次第之者。语有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信斯言也！匹夫为谅，自经于沟渎，其可与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论乎？”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说可以死而不死则伤勇，可以不死而死则害仁；并以召忽死、管仲不死为例，指出孔子以管仲为仁，是无可争议的。二是说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即“心为权衡，自量轻重”，在生死之际有自己独立的选择，不受外界干扰；并以漆身饮炭的豫让为例。第三层再引孔子语，说匹夫守小节小信，自经于沟渎，实不可取；而君子则于造次、颠沛之时，无终食之间违仁，求仁而得仁。”
　　 明代学者张载名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我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万众瞩目的命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古圣贤将这“四为”、“三不朽”作为人生斯世竭智尽忠尽平生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真正能配得上这“四为”、“三不朽”标准的，戛戛乎其难哉！能不负此桂冠的贤人俊士可谓凤毛麟角。而仰望元好问先生，从他的学养、远见卓识、对中华传统道统与文化的超凡入圣的贡献，乃至他对中华文化与世界之文化的卓有成效的大爱与贡献，岂不正是这样一位当得起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泰山北斗吗？而在我们这些后学们心中，与其功业建树相比，泰山不足以喻其厚也，北斗不足以喻其高也。真值得后来者高山仰之、千秋万载顶礼膜拜之。这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2015-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