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三月，一纸调令把我调到旗人民保卫部清案组，我报到以后，分给我的十二个案子卷宗已高高摆在了我的桌子上。砸烂公检法之后，看守所已人满为患，急需清理。
　　 清案组（后改为审判组）是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更名后的人民保卫部内部机构，行使检察、审判双重职能，权利的范围可谓不小矣。当时打击迫害知青案件是诸多案件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我受命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女知青控告老公公强奸案。我从未涉足此类案件，特别是老公公和儿媳妇之间的事儿,恐怕连福尔摩斯也头痛。
　　 马副主任回族，大眼睛，双眼皮，浓眉毛，典型的回民面貌，报到时我一眼猜出他是回族。原是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是一个视公安事业为生命的人，据说就是他点名把我从公社调到旗里来的。他见我有畏难情绪，说：“凡事开头难。你在公社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只要不放过每一个蛛丝马迹，反复推敲，案子一定能处理好。我派刘凤山协助你。他也是特派员出身，熟悉农村情况，人很随和。另外，凡是嫌疑人在被捕后一直喊冤的，要格外注意。你是咱们队伍中唯一的大学生，相信你一定黑白分明，办好此案。”
　　 没见过面的老公安如此信任，又寄予厚望，我还能说什么呢。
　　 卷宗不厚，但材料齐全：报案笔录、嫌疑人口供、精斑血型鉴定、拘留证、逮捕证、原承办人结案报告等一样不少。嫌疑人承认强奸儿媳的口供所述时间、地点、情节和儿媳的揭发几乎完全一致，何况还有精斑鉴定佐证，特别是儿媳妇报案时哭的一泪三把，原承办人认定强奸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把想法告诉了刘凤山。他确实很随和，脸上总带着笑容，面颊上几颗浅白麻子似乎也在微笑。他所答非所问地说：“你真听话，一口就答应了。”
　　 “局长给案子，还能讲价钱吗？”
　　 他见不解，马上诙谐地说：“爷俩都哭，谁眼泪是真的？你能分清吗？你这头一脚就踢到石砬子上啦。”
　　 果然，提审时老公公号啕大哭，连声喊冤。
　　 我问：“你冤怎么还承认呢？”
　　 他说：“他们打我呀。”“打你就承认？”“他们说我承认了儿媳妇不离婚；不承认不但离婚，还要把孙子带走……那可是我们老董家独根苗呀。”
　　 “那也不能拿名誉开玩笑呀？”
　　 “孙子比我的命重要。”说完又抽噎起来。
　　 我制止了他，讲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官样话，然后很严肃质问他：“那为什么现在又翻供了？”
　　 “你现在说一定把孙子让她带走，我还承认。”
　　 他这句话把我顶得上不来气，便按常规让他叙述一月三日晚上他活动详细情况，匆匆结束了第一次提审。他就一句话，那夜他一直在马号喂马，根本没回家。但提不出不在现场证据。我问刘凤山印象如何，他称赞我没问“没这事咋告你强奸，不告别人呢呢”这句话。看来搭档不但随和，审判原则和我也一致，不能让嫌疑人自证有罪和无罪。
　　 第二天我刘凤山俩乘火车又转坐小毛驴车去发案地调查。北方三月天气仍然很冷，六级大风卷起沙粒把脸打得生痛。驴车在光秃秃的乡间土路上颠簸一个半小时，到生产队时，我俩都成了冻僵的土人。好在生产队领导和妇联主任很热情，忙倒热水洗脸，又沏上浓茶，凉意很快散去。他们介绍说，老董头老实厚道，老伴去世后，独立把儿子抚养成人，十多年来没有风流韵事和不好传闻。儿子身强力壮，特别能劳动。长得浓眉大眼，挺漂亮，只是少言寡语，有些木纳。天津知识青年潘红丽和他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一个胖小子，四口人生活很美满，出了这事大家觉得奇怪，多数人都不相信，可又不知真假。
　　 我想既然他们主动聊上了，不如趁机会直奔主题，就问王队长：“大家闲聊聊，你说这事是真假？”
　　 “假的。老董头除了白天回家吃饭，逗逗孙子外，全在牲口圈喂马，夜里更忙，怎么会半夜回家‘扒灰’呢？再说他一身粪味儿，怎么好意思上儿媳妇炕？不合逻辑。”
　　 “他不会洗澡吗？”刘风山插嘴问。
　　 “我们这里男女老少大部分只夏天在河沟里洗澡。去年夏天还是我逼着老董头和我一起到河沟里洗澡。身上那个脏……”
　　 “你俩光腚也不怕村里人看见?”我问。
　　 “怕什么，谁不知道谁？都是公开的秘密。嘿嘿！”
　　 这时妇联主任说：“你们老爷们在一起没好话，我去看看晚饭好了没有。”
　　 妇联主任走了，说话更加放肆。刘凤山问：“老董头打了十多年光棍，那玩意儿不大点吧。”
　　 “看不出来，只是一根毛没有；他儿子黑乎乎的一大片，咋遗传的呢？”王队长疑惑地说。
　　 听到这，我俩眼光不由的对在一起，想到了一块。我点头示意刘，刘说：“队长，这事很难办，你看用土办法行不行？……不过得妇联主任帮忙。”
　　 我说：“虽然有些冒险，也不符合常规，但为了辨清真伪，用土办法试一下也值得。”
　　 王队长很爽快：“没问题，不过你们得授权，还得把她丈夫支走。”
　　 正说着妇联主任进来，队长和她咬耳朵，请她帮着问一下潘红丽，他老公公那地方有什么特征。妇联主任脸羞得通红，连说“不行、不行”。
　　 队长说:“老董头是咱社员，如果是真的，判大刑活该；假的，我们有义务帮他洗清冤情。”
　　 刘也说了些希望她帮公安局做工作的话，最后她才勉强同意了，说：“得找了一个女知青配合她，好说话。”
　　 晚饭后我们一行四人到了潘红丽家，我和刘亮出身份、讲了是按程序复查案件，为了更方便起见，委托妇联主任她们代表人保部谈话，一定要事实求是。恰巧她丈夫不在，省了麻烦。然后我俩回队部和队长会合。呼啸的寒风突然停了，周围一片寂静。火炉的劈柴像我们忐忑不安心情一样，劈里啪啦响着。远处山坡上的狼开始仰天长嚎，狼发情也那么凄厉，搅得人心烦。时间过得真慢……突然院子里响起了急促沉重的脚步声，我脱口而出:“成功了！”
　　 妇联主任并不知道老董头生理特征，她进来把笔录交给我说：“看来是真的了，人家说的很详细。”
　　 我、刘和队长三人看过笔录后，一起哈哈大笑。妇联主任和女知青被我们笑愣了，问笑什么。队长说笑她们任务完成得好，明天给她门记半天工分，就让她们回家了。笔录上清楚地写着：“我反抗时看见老公公那地方黑乎乎一片。”
　　 那一夜我和刘凤山睡得特别香。
　　 第二天我和刘凤山都泠静下来，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办。认定一个案件或否定前承办人的结论，都必须证据确实充分。老董头被体罚拷打容易查清，队长就亲眼所见，愿意出证。怕孙子被带走，也能说服人——中国人传宗接代意识很强烈。精斑血型和老董头一致也不能证明就是他所为，（那时没有DNA技术）更何况儿子和他血型有可能一致。难的是搞清潘丽红为什么诬陷老公公？她的动机目的是什么？昨天和她见面只有三四分钟时间，但给我印像并不错：屋里屋外收拾的干干净净，穿着朴素利落，显示出她对生活的热爱；说话声音低但不重复，说明她做事有主见；个子小但不仰视，眼睛小但目光柔和，应当不是心狠手辣之人。
　　 刘凤山和我有同感，觉得只要找到打开心灵的钥匙，不难让她说出实话。我们请队长详细介绍她的经历和表现：1968年11月她16岁，刚上初三，就随红卫兵上山下乡大潮，从天津到这插队落户。她最小，个子又矮，干不了重活，常累得哭鼻子。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解放前是虹桥区地摊上的恶霸，解放后恶习不改，被判徒刑死在狱中，家中只有母亲和小一岁的妹妹相依为命为命。她时常想家偷偷抹泪。
　　 “她为什么刚满18岁就结婚了呢？”刘凤山问。
　　 “累的，”队长也不隐满。“别人也问过她，她说她累怕了，再加上她丈夫董春山人长得浓眉大眼，老实厚道，家境也不错，就结婚了，还是自由恋爱呢。家中的事都她说了算。”
　　 “她平时和老公公关系如何？”
　　 “也不错；出这事儿大家都挺奇怪的呢。”
　　 “她提过什么要求吗？”我问。
　　 “没有。不过去年秋天她打听抽调知青进城的事，可也没说什么。”
　　 “怎么回事？”
　　 “银行招工，我们队谢凤兰走了。她来问我，我说‘公社把政治条件好、劳动表现好的先选调’。她问，‘为什么九队白凤英表现不好也选调了’？我说‘白是被队长迫害，为保护知识青年，必须先抽调’，她当时也没说什么。”
　　 “哦。”我和刘几乎同时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能为了返城不顾名誉吗？”队长怀疑地说。
　　 “在非常时代什么非常事都可能发生。过去哪有父子、夫妇为捍卫革命路线造反相互打架、相互揭发、离婚的？闹得父不父，子不子的。”刘说。
　　 我知道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耽心说话跑粗被抓“小辫儿”，忙解释说：“他不是说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好……”
　　 “别提防我，我一不会揭发，二看法比你还‘反动’，研究潘红丽吧。”
　　 我歉意地笑了笑说：“对，咱们都是响响当当的革命派。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
　　 我在纸上写上：财产、遗弃、天津、道德败坏、欲望。然后反复斟酌、勾画，最后在“天津”、“欲望”两项打了对号。我决定请妇联主任先找潘丽红谈谈，摸摸底。队长派人把妇联主任找来，严肃地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把案子搞清，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组成联合破案小组，共同负责任，谁也不背谁。现在由人保部同志宣布案情和工作分工。”
　　 队长自作主张一席话，差点把我弄懵，（我俩当时都不是党员）但他忠心可鉴，造成了不可拒绝形势；我便顺水推舟说了老公公喊冤，潘丽红揭发的生理特征与事实不符，并告诉妇联主任，政策我们讲，事实由她问，但不要用看不起她的语气谈话，要从关心角度启发她讲实话。不记录，一旦她觉悟，让她自己写材料，算她主动坦白，便于从宽处理。如果不觉悟，把公公生理特征告诉她，击毁她的防线。
　　 妇联主任听后顾不得害羞，骂了起来：“这孩子咋这么损！”
　　 刘凤山说：“别这么说，别流露出这种感情。谁不想妈，谁不想返城回天津？另外，队长把小董找来谈谈揭发前后情况，兴许有新发现。”
　　 小董进来刚坐下，刘凤山更不客气：“你爹从小把你拉扯大，辛苦一辈子，腰都累弯了，现在监狱呆着，你也不难过？不能要爹不要媳妇，也不能要媳妇不要爹，咱中国人可不兴这个。”
　　 董春生确实敦厚、木纳，大眼睛瞪着前方，没有言语，没有表情，不过，在五个人的沉默中，他眼睛亮了，那是他强忍的泪水。
　　 我看火候到了，说：“你好好拍拍良心吧。你媳妇该交待的也必须交待；事实总是事实。”又对刘凤山说：“你和队长在这，要记录，要画押，如果不事实求是，将来是包庇坏人或者诬陷好人的证据。”
　　 我和妇联主任到董家时，潘红丽正在一瓢一瓢地喂猪，一点也不惊慌。进了屋里，我讲了政策，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指出：她揭发有许多矛盾之处，必须认真复核。现在也在调查她丈夫。一定实事求是，否则对她不利。如果我在场不好说，我可以回避等等。她听着，不反抗，一直沉默。我知道她内心一定不平静，正邪做着激烈斗争。我乘势继续说，年轻人犯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不改正，到头来身败名裂，碰得头破血流，后悔来不及了。
　　 她仍然沉默着。我正想怎么让她开口，妇联主任突然说：“说吧，你昨天讲的生理特征根本不一样，你还不知道公安局为啥找你？但上边领导知道你年轻，一时糊涂讲了假话，再三叮嘱不记录，让你自己写撤回揭发材料，算你主动坦白。全屯都知道你老公公是什么人，他从小又当爹又当妈把你丈夫拉扯大，容易吗？他像牛一样挣工分，吃什么了？穿什么了？你拍拍良心能过得去吗？你妈在家等你好苦，我们知道。但是你妈如果知道你唱这出戏，她一定会更伤心。”
　　 这些话确实是有威逼味道，但未想到竟起了作用。潘红丽擦了一下当流出来的泪水，平静地说：“那我写吧。”
　　 “可以，一定实事求是。”我怕她羞愧自杀，又叮嘱了妇联主任几句，便回队部了。
　　 刘风山正伏案作笔录，队长和小董在吸纸烟。（那个年代吸纸烟的极少，二角八分一盒的迎春烟号称科级烟）刘写完笔录，先让我看了一下。果然，小董知道妻子诬告父亲之后曾和妻子干了一仗，但保持了沉默，这些经过，都写得一清二楚。我点了一下头，小刘对小董说：“你阅读以下，有不对的地方提出来，可以改正。如果都对，在每页笔录上写上‘我阅读过，都对’，然后签名画押。”
　　 外面很冷。停了一夜的风又肆虐起来，刮得树梢呼呼响，但并不让人心烦。通红炉子里劈柴的噼啪声似乎响得更干脆、悦耳。我们相视一笑，终于松了一口气。不一会儿，妇联主任带着潘红丽的坦白书，高高兴兴进来，脸更红了。
　　 我没想到不按常规出牌，土办法也能破大案，还人于清白。
　　 唉！人世间，有的人有时候为了个人的利益，往往会做出有悖常理的事来，可是是是非非总要会有个真相。年轻人呀，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连自己的名誉也不顾，做了不仅仅会良心不忍，而且在人生的路上总会有后悔的那一天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