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铃铃……”一阵急促的手机闹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四点半了，快起来！”母亲走入卧室开始催促我。我揉了揉了干涩的双眼，迷迷瞪瞪地穿衣，洗脸，吃饭。四点五十分光景，母亲同我准备出门，因为我和客运司机约好了五点到小区门口接我们娘俩回岛上扫墓。
　　 母亲走到门口，回头望了我一眼，说：“你里面的羊毛衫穿反了，前面的穿到了后面。”“哦，反了就反了，乌漆麻黑的谁会注意。”我嘟哝了一句，换上鞋子，关了客厅里的灯，同母亲一前一后往楼下走去。好冷！我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噤。母亲跟在我身后，继续嘚啵嘚啵地唠叨：“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上次带我们去杭州，走到地铁上才想起动车票忘在家里了。去年带你姑子到岛上玩，还硬把人家往男厕所领。”“还不是让尿给憋急了，看错牌子了。上次去盐城出差，也上错厕所了呢，那就是个废弃的厕所，根本就没有牌子，看到一地烟头我才知道上错了。”我急赤白脸地同母亲争辩，好像还带着显摆的口气。
　　 车子很准时地停在了小区门口，我同母亲挑了两张并排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母亲同驾驶员闲聊着家常，我则靠在椅背上，把头扭向窗外，马路上暗沉沉的，偶尔见有行人躬肩缩背地在夜色中独行。成家以后，我很少回岛上了，只有每年的清明是必定回去的，因为父亲的墓在岛上。
　　 遥想我刚到上海那几年，每隔十天半月，必定回岛一次，看望父母以及那熟悉的乡野村庄。周五晚上，坐上两三个小时的轮船，到岛上已经是夜晚八点多了，再乘半小时的公交车，才到乡村公路上的一个小站。在那宛若奶黄流泻的月光下，我开始疾走狂奔，一路畅吸着麦苗蚕豆花散发的清香，快要临近家门了，我径直从麦田里奔去，为的是少走几十步路，快点到家。看到房间的玻璃窗上还印着灯光时，我打心眼里激动。父母还没有睡，是不是在等我？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电话也很少，很多时候我都是与父母用书信的方式保持联络。敲开屋门，父母喜出望外，母亲吩咐父亲马上去灶膛生火，她来做饭。他们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为我解除饥饿，增添营养。
　　 那年月最揪心也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家。经常满心欢喜地跑到吴淞码头，却被告知船票卖完了或者迷雾、台风，轮船停航。望着黑压压的人群以及白茫茫的江面，我是欲哭无泪。多少个节假日，一大半时间蹲守在码头上，就是为了那张回家的船票。有时，能从黄牛手里花个高价买张回家的票，也兴奋得如同发了奖金一样，恨不得挥臂高呼：我买到船票了！有了船票，心逐渐安定下来，感觉回家的路已经离我越来越近。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在码头附近的吴淞老街逛上一圈，为父亲买上一条好烟或者给母亲挑几样水果。我记得那时父亲一直抽那种一元七角的大前门，一天能抽三包，我曾劝阻他烟抽好一点也抽少一点，但他总是不听劝。
　　 从吴淞码头开往横沙岛，中途还要停靠长兴岛马家港，再加上一天仅有四班轮渡往返，所以客流量很大。无论你是商贾贤士，还是贩夫走卒，统统混为一舱。到了夏天，舱内各种气味混于一室，汗脚味，家禽粪便味，厕所酸腐味，海水咸腥味，夹杂在一起令人呼吸困难，因为回家心切，对于这种气味我早已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遇到风平浪静，天气晴朗时，走到甲板上则是另一种心境，朝阳下的江面上微波泛鳞，沙鸥欢唱，汽笛低鸣，清新的江风调皮地吹起衣袂与裙摆，那种闲适与恬淡令人瞬间忘却尘世的烦恼。
　　 偶尔，会有一两个闲夫莽汉上来搭讪几句：“小妹，现在几点了？”而他的手腕上却很醒目的露出一只表。对于这种人，只好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那种一露齿，就能清晰地看到牙缝中残存的菜叶，你无需顾及他的自尊。你如果一和他搭讪，他就会无休止地跟你扯下去，甚至会打听你的住址，要求和你交往。
　　 当然，在上下船的时候也不乏一些不义之徒乘乱打劫，你得好好看住你的钱包。那一次，我从船上下来，准备坐五十一路公交车的时候，猛然发觉我的钱包已经不见了。小偷往往运用人们着急下船赶车的心理，悄悄地伸出第三只手。
　　 唉！我就在这一拨又一拨的人群中穿梭，一艘又一艘的轮渡中往返，度过了我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回家之路。
　　 如今，长江大桥与长江隧道通车以后，为三岛居民的进出提供了很大的便捷。坐船不再是唯一的通行工具，曾经人头攒动的吴淞码头因为停航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与喧嚣，老街上坍圮的饭店酒肆告诉人们，记忆中的一切繁荣都已成为浮云，一票难求的往事早已成了历史。
　　 “醒醒，马上就要到墓地了。”母亲推了推我，悄声说道：“等会儿下车后，去公厕把羊毛衫穿正过来，记住了，别再跑进男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