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同我一样贪玩，象个孩子。和他相识，是在一次Party上。因为大家玩起来都很疯，也就此一拍即合。
　　 他叫Danis，来自中国的友邦——孟加拉国。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贫穷而又落后。它的首都Dhaka（达卡）甚至远没有中国的一个中等城市繁荣。
　　 我试图从他的身上找出他们民族的剪影。
　　 回忆应该追溯到1996年的夏天。当时我刚到深圳不久，朋友很少，所以倍加珍惜那段友情。
　　 据他说，他当时在香港工作。为什么要“据他说”呢？那是因为他给过我一张名片，可是电话打到香港去，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
　　 他有着强健的体魄，比我高很多。在他们国家，绝对算得上帅哥一个。他的肤色，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棕褐色，可他总是说那是Black。是的，他有着深深的自卑感。
　　 他很穷，有时候甚至穷得没饭吃。
　　 可是他不小气，一有了钱，马上call我：“Go to Disco,Hurry Up！”（去迪斯高！快！）
　　 我是个浪子，他也绝对是。
　　 我们常常在酒吧里用光身上所有的钱，就连最后十元钱也翻出来，给了服务生作小费，然后步行回各自的窝。
　　 有时候，我们也在Disco中惹是生非，但大多都是为了女人。痛痛快快打上一架，然后逃之夭夭。在那种场合，他认识的朋友远比我多。
　　 日子久了，我这才知道：他原本是在香港打零工，偶尔做做小生意。没事的时候，就过罗湖口岸到深圳歇脚。因为深圳的消费远比香港低廉。
　　 “We must change our lifestyle！”（我们得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了！）我说。
　　 “But，How to do？”（可是，怎么改变？）他问。
　　 每次我这么说，他都这么问。
　　 是啊！谁叫我们这么穷呢？贫穷已经扼杀了他的野心。
　　 “You must think about your future！”（你得考虑一下你的将来了！）我说。
　　 “You too.”（你也一样。）他说。
　　 每次我这么说，他都反过来回敬。
　　 事实上，因为在香港呆久了，他会说一点广东话。每次到了酒吧里，用不着我帮忙，他也能找到女孩子聊天。倒是我刚到深圳，广东话听都听不懂，更别说聊了。所以我们之间，还是用英文沟通。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有中东的朋友来中国采购服装，很自然要我帮忙。我灵机一动：何不做导购的生意？
　　 于是，那张Case赚了点钱之后，我们就在深圳的市中心地带租了间写字楼。他负责拉客户，我负责联络厂家采购。从里到外，就我们俩。
　　 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因为不用看别人脸色，因为我们在给自己打工。
　　 遗憾的是，他的业务能力实在有限。拉来的净是小单不说，还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以他的名义骗走了厂方的货，害得我们差点倾家荡产。这个马大哈！
　　 不过也真不能怪他，谁叫他的社交圈子里都是穷人呢？
　　 奇怪的是，我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有一次是为了钱。这是朋友间的信任，很难得。
　　 他象个长不大的孩子，一定要别人督促才肯做事。于是每天我说得最多的就是：“You go there...”（去那边……）“Please do...”（做那个……）在工作上，他很听话，好象我成了他的老板。虽然我比他小很多。
　　 他的朋友真多！这在我们租了写字楼之后才发觉的。
　　 我们租的是商住两用房。两室一厅，我一间，他一间，客厅成了办公室，当然也少不了厨房。有厨房，当然就能做饭。有饭吃，他的那些朋友来的不仅多，也勤了！
　　 每次看见一盘菜刚上桌就一扫而光，我只有苦笑：这样吃下去怎么得了！
　　 他的朋友无疑也都是穷光蛋。在他们眼中，他是老大，可见那些人比他更穷！
　　 好在我也喜欢交朋友。早在杭州的时候，我就经常借钱请客，也因此经常得罪当时半工半读研的女友。女友可以得罪，好朋友可不能得罪。女友少了可以再找，好朋友跑了，上哪儿找去？
　　 Danis其实也有女友，那是一个泰国女孩，对他好得令人羡慕。每次来，她几乎都要用手去擦我们卫生间的抽水马桶。可悲的是，Danis从来都不承认那是他的女友，只说是好朋友。可为什么每个周末她来深圳，都睡在他的床上？
　　 一般说来，泰国女孩的身材跟泰国的天气一样火辣，惟独他的这位女友比较矮，也比较胖。
　　 也正是因为这个女孩，我迷上了泰国菜。她原本就是在香港的一家餐馆打工。常常私下里接济着我那位仁兄。没有谁说，但我知道。
　　 “When will you marry？”（何时结婚啊？）
　　 “Who is my girlfriend？”（谁是我的女友？）
　　 我每次这么问，他总是这么答。
　　 可他又是个多情的人。他能清楚的记得几个月前见过的一个漂亮女孩，并能说出她的中文名字和长相特征。这一点令我五体投地。尽管，我也多情。
　　 我们的茶余饭后，也总是谈论些跟女人有关的话题。
　　 他常常吹嘘在床上如何如何了得。较起真来，我当然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于是我们荒唐地约定：找俩个自愿献身的女人，同一间房，两张床，同时做。
　　 “Who scare whom？”（谁怕谁？）
　　 “Ok！Let us try！”（好，试试看！）
　　 然而，这个愿望终究没完成。倒是有一次为了一个香港女警官，我们闹翻了脸。
　　 那是在一家名曰“阑桂坊”的Disco，因为玩得疯，舞得劲，我结识了一个女人。她让我猜她的职业，我怎么猜她都摇头。末了，她向我出示了她的警官证我才知道了她的身份。
　　 “在香港和深圳，有什么麻烦给我来个电话！”她在门口边和我拥抱着告别，边塞给我一张纸条，一副大姐大的派头。而路边，一辆警车正在往这边倒过来。
　　 说真的，仅仅因为她的那句酒话，我就已经很感动。
　　 “What is this？”（这是什么？）Danis一把将纸条抢了过去。
　　 “Her phone number.”（她的电话号码。）我们之间没有秘密。
　　 “I keep for you.OK？”（我帮你保管，好吗？）
　　 可是他再也没有还给我。
　　 后来我追问原因，他说他不喜欢那个女人，架子太大，绝不是什么好货色。那张纸条被他扔了！
　　 “Who are you？My daddy？”（你算什么东西？管得着吗？）我火了。
　　 “You are my brother，I must take care you！”（你是我兄弟，我得照着你！）他振振有辞。
　　 “Fuck you！Never see you again！”（操！懒得理你！）
　　 “Ok！Go away！”（那你给我滚！）
　　 那晚我先回的窝，气得差点吐血。
　　 他却是很晚才回来，被他的朋友给抬回来的。醉得不醒人事，表也丢了。
　　 第二天照常上班，可我们谁也不理谁。
　　 天一黑，他招呼也不打，就一个人出去了。
　　 正一个人闷得慌，电话铃响，我接听，是慕尼黑啤酒城的服务小姐：“您的一位外国朋友在我们这儿，他请您过来喝酒。”
　　 我知道是他。想了想，还是锁好门下楼。
　　 桌上已经放上了一大桶嘉士伯。这家伙，真懂得享受！
　　 “I know you must call to me！”（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给我电话！）
　　 “I know you must come here！”（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我们同时大笑起来。
　　 真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好景不长。我们那家皮包公司终因客户太少、开支太大而不得不终止了经营。没赚到什么钱，也没亏。但搬离那间写字楼的时候，我们俩个大男人还是差点落泪。
　　 是的，又一个希望破灭了。而我们，也不得不各奔东西。
　　 我外出找了份记者的差事。而他，继续穿梭于深圳和香港之间。我们又各自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
　　 但我们常见面，见面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How much do you have？”（你手头有多少钱？）
　　 最终的结果也常常是“Each one half。”（每人一半）。
　　 真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变成了不分彼此的亲兄弟！这是处处讲钱、现实第一的特区么？
　　 他有一枚不错的戒指，戴在手上时，他的口袋一定有盈余。若不见了，就一定是江湖告急，那戒指已经躺在香港的当铺里了。
　　 有空的时候，我也陪他去看他的朋友。那些人大都住在靠近罗湖火车站的低级旅馆里。进出境比较方便，价格也便宜。
　　 时不时会有深圳的公安去查他们，若逗留超过期限，将要缴纳高达一千元人民币的罚款。
　　 他们甚至羡慕我有中国国籍。这在很多中国人听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崇洋媚外”这个词早已司空见惯。可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绝无半点虚言。
　　 “He is my younger brother.”（他是我兄弟。）Danis每次都是这么自豪地介绍。
　　 在那群人当中，有个十五岁的小男孩，名叫Romi。我永远记得他看我时的眼神——那是怎样的眼神啊！羡慕、崇敬……
　　 是的，中国人站起来了！刹那间，我觉得无比自豪：做个中国人，真好！
　　 我忽然就发觉了他们有着所有落后民族的通病：混时间。
　　 一瓶白酒，兑上矿泉水或是冰块，三五个人，就可以聊上一整天。有时候聊着聊着就吵起来了，然后就有人站起来拉架，不吵了再坐下去接着聊……晕！我的身体很好，可是我都受不了。
　　 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穷，又为什么背井离乡。当然，也包括旁听的我。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过去的“大锅饭”。——人多，热闹，可是谁也吃不饱！
　　 Danis也常常有吃不饱的时候。可是就算他吃不饱，也要剩上几口，以示高雅。
　　 我一直奇怪，他从我这边拿（我们从来不说借，兄弟嘛，反正也不用还）过去的钱，花起来一样大手大脚，进（就餐）出（上洗手间）时都给小费，好象那样才叫礼貌。尽管，有时候他身上剩下的零钱还没有那一张小费多。
　　 真的，他的阔绝对比我那些欧美朋友绰！
　　 我想，或许他该叫我“Mother”，因为我老是数落他的不是。
　　 他的心地很好，我的心地也不坏，所以路上遇到乞丐，我们常常给了双份。
　　 也有让人难堪的时候，有些小乞丐见老外出手大方，立马围住不放。他们却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比他们还穷。
　　 也难怪，这么高高大大、衣冠楚楚俩个大男人走出去，谁相信我们身无分文？
　　 后来，父亲病故，他回了Dhaka。临别前，我们竟相视无语，只有眼泪不停的流。
　　 是的，我们都很脆弱。
　　 再后来，我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辗转去了大连、上海、新加坡等地，再无他的消息。给他发了几封邮件，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但我时时会想起他来。
　　 不知道这位难兄，可记得我这位难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