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是谁的首创，电话拜年代替了上门拜年。坐在电话机前一通拨打，省去了上门拜年的繁文缛礼，节省了人们的时间，把单位时间的利用率和劳动效率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真得感谢最具现代化特征的网络和通讯，一下子把人们的距离拉近了。
　　 后来，手机普及了，短信拜年又替代了电话拜年，编撰一段拜年的美词，一个群发，把储存在手机上的朋友全都照顾了。文字的表达和交流，把语言交流时常常省却的祝福，如“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之后的“吉祥如意、阖家幸福”全都带上了，周到的祝福和祝愿，表达着一种心意、一种礼数、一番美好。
　　 但对于身处两地的亲友，电话拜年依然还是不能省却的。
　　 第一个拜年电话打给了白发苍苍的妈妈。
　　 母女总比婆媳更好相处，我们相继大学毕业、在外工作的兄弟仨，就商量着把老家的家业留给业已成家的大妹妹，托大妹妹来照顾逐渐年老的父母，大妹妹不断跑腾着做些小项目，女儿还小，家里也的确离不了人。大妹妹在县城购买了一处宅院，父母也都随之到了县城。三年前父亲去世了，这三年，我和同城工作的三弟每年大初一都回去陪伴妈妈过年，虽然只有来去匆匆短短的一天。妈妈知道我们都喜欢吃她包的饺子，一大早就早早包好，等着我们。也不管我们吃没吃早饭，一定要给我们煮好，看着我们吃。吃上妈妈包的饺子，就成为我们最好的过节享受。年前我老婆脚骨骨折，年二十八才去掉了石膏，所有的活动就就成了问题，我也无法回县城陪伴妈妈了，也吃不上妈妈包的饺子了，就只能打电话让声音来彼此安慰。
　　 母亲最熟悉的当为子女的声音了，从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开始。我一百多里外的一声呼唤，迎来了妈妈笑盈盈的回应。我向妈妈说明了不能回去的原因和歉意，妈妈接着就问起了儿媳的伤情，问起了孙女的情况。妈妈知道我不会做饭，我们如何吃饭就成了妈妈的担忧。我挂念的是妈妈的腿疼，那是妈妈年轻时过度劳累付出的代价，是子女们必须偿还的情感的债务。妈妈说服用了我带回去的药酒和保健品，膝盖以上已经不疼了，这一消息成了我最好的春节礼物。我们娘俩儿就这样碎碎念念地唠叨了一阵子。
　　 第二个拜年电话，打给了我的老领导、我毕业后给他当秘书的老书记，他也是我政治上言传身教的老师。老领导去年春天骑车上街时，为给一个骑着电动车带着儿子的妇女让道，被这个只顾着和儿子说话的妇女撞倒，被撞断、撞伤了十根肋骨，最严重的是腰椎和中枢神经都受伤了，腰椎以下不仅不会动弹，也失去了知觉。国庆节前我在老家听说时已经卧床半年了。
　　 国庆节时，我去老领导居住的县城中医院去看望他，老领导的下肢已经恢复了知觉，双腿在帮助下也可以挪动了，但腰椎还是不能动。嫂夫人他们说，片子拿到省城让专家们也看了，整体的恢复还是不错的，春节时就能回到家里过年了。
　　 按乡亲关系排辈，老领导是姥姥家的远门表哥，我离开老领导也30多年了，从风华正茂的青年走进了退休的老年行列，我们说话也就非常随便。我抱怨和责备说，还当自己的年轻人啊，八十多岁了，怎么还骑着车子上街呢？老领导说，在家没事，不断骑车出去找人聊天。本来已经为骑电动车的妇女让路靠边走了，没想到那个妇女只顾着和孩子说话，照着我就撞上来了。不过还好，那个妇女撞人后也没跑，连忙打120了。我说，根据郑州市交通事故的统计，70％的都是电动车造成的，闯红灯在车流滚滚中乱窜，走绿灯的汽车、电动车和行人都得给他们让路，越发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原来女孩子和妇女们还规矩些，现在反倒比男孩子们还疯狂。上一趟街，就得不停地经历马路惊魂。县城里更没规矩，专门走快车道，好像马路是专给他们修的一样。嫂子你们年龄都大了，想骑车上街转转，干脆买一辆单人的或是双人的三轮电动车，坐着稳当，出门也免得让孩子们担心。
　　 几个月过去了，老领导恢复得会更好些，应该是回家过年了。拜年电话打通后，果然和我想象的一样，年二十四就回家了，虽然行动还不利索，但可以坐一个多钟头了，搀扶着也能自己解手了。我问吃饭怎么样，他高兴地说，吃饭很不错的，平常也不用忌口，就是整天没什么活动，饭量自然也就小多了。我提醒说，要治就彻底治好、完全恢复，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他说，十年前心脏出过问题，但这次伤得这么重，住院这么长时间，心脏也没有出现问题，腰椎和中枢神经恢复得都很慢，只要没有内脏没有什么问题，以后恢复得就会快些了。他可能怕我有什么责备，说过了节就还去住院，不用担心。
　　 电话里传来嫂夫人的询问：谁的电话啊，恁高兴？老领导报了我的名字，说，你们也说说话吧。还是围绕老领导的治疗、恢复和健康，加上嫂夫人的身体健康，我们也叨叨了一阵子。她提醒我说，你也成老头儿了，可得注意身体健康，郑州街上车多人多，更得小心点。
　　 第三个拜年电话，是给肝癌后期的一个老朋友天宝的，拨了号，心里就七上八下，不知道接电话的还是不是天宝，生怕接电话的不是天宝，大年初一再给他的家人增添悲伤。天宝是我毕业参加工作后首先通过文字材料结交的朋友，他是县文教局办公室的一支笔，笔头子硬扎。文教战线是文革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的任务重，和天宝的交道就多了，属于交往淡如水、感情浓如酒的那一类。当时我在机关吃食堂饭，没少去他家里蹭饭。天宝秉性刚直，处事有时就毛糙了些，在家里就成了霸王，他家里有了什么冲突，嫂夫人就会打电话向我诉说，我就义无反顾地介入了，常常把他剀得天昏地暗的。后来我们相继离开县里，但来往起码是电话来往从没断过。听老家的同学们说，天宝前年肝硬化、肝腹水，去年检查出癌症就是晚期了。我打电话给他时，他说话都不利索了，老半天口齿才利索了些。他说，当时在市人民医院检查后，医生用肯定的口吻说，准备后事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六个月，要不找个老中医开点中药调治调治，多活一天是一天吧。女儿把片子拿到省城找专家看，专家说，至多还有一个月。女儿不甘心，又拿着片子到北京找肿瘤权威看，肿瘤权威说，只有一个礼拜的寿命了，这样的片子还用看吗？其实，北京的权威看到片子时，也早过了一个礼拜了。当初小市医院确诊后，就听众大夫的劝告，找到一个五世相传的八十多岁的老中医，老中医给配制一些面面儿药，说吃吃试试吧，兴许会中，保证坏不了事儿。我打电话时，已经吃了几个月了。天宝说，吃这些面面儿药十天后，身上不那么痛了，能吃点饭也能睡得着觉了，看来是对症了，现在是多活一天是一天，反正医院都不给治了，啥都想开了，多活一天就是赚了。话虽这么说，但嫂夫人说话时我已经听到了哭声和抽泣声，相隔百里，不是当面，也不知道嫂夫人是喜极而泣还是忧心而泣，心里一直毛呆呆的。后来常想打电话问询，几次拨号一半又挂机了。肝癌晚期是不治之症，难道在天宝身上会出现奇迹？大年初一借着拜年电话问问情况，也算是个突破自己心理障碍的理由吧。
　　 接电话的是天宝，声音比上次通电话时利索了好多，一阵欣喜直往心头上撞。天宝迫不及待响亮地说，老弟，真的出奇迹了，我的癌症好了，没事了。一句话让我居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迭连声地只会说好、好、好啊，老半天才回过神来了，傻傻地问，还吃那面面儿药不？天宝说，年二十四就不吃了，那位老中医说不用吃了，今后也不用吃了，保证能活三到十年。又是一个年二十四，多么吉祥的日子！真的是出奇迹了，天大的喜讯啊，羊年最好的过年礼物啊！我简直叫了起来。天宝那边也反复叨念着出奇迹了，出奇迹了，遇上神仙了，遇上神仙了。嫂夫人闻声过来和我通话时，第一句话也是真的出奇迹了，她又开始抽泣了，我断定这次绝对是喜极而泣。
　　 天宝的一句话在我心里回荡着，他说，老弟，咱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活得明明白白，死也死得安心，能度过这个关口，再活就绝对是赚大了，活三年也好，活十年也好，活着就是净赚，没有啥好遗憾的了。
　　 嫂夫人和我说话时也说，老弟，孙子外孙子都很争气，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天宝能度过这一关，今后我们俩的日子都是享福了，我们俩也知足了。
　　 天宝夫妻对我的祝福，新年的祝福和人生的祝福我心理上基本都忽略了，但他们俩对人生的感悟和满足却极大地地鼓荡着我。天宝意外的患病和意外的治愈，使人更深切地感悟到人生的宝贵，珍惜人生，珍惜当下，就不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人生的经验了。
　　 接下来的两个电话，都是打给我所在过的部门两位老领导的。老孙处长是我第二名领导。老孙处长是外号别子，全省新闻系统闻名的孙别子。他老家邓县，现在叫邓州，归属南阳，就是那个南阳襄阳之争的南阳。我记住了邓县，就是老孙还不是我的领导念出的一段顺口溜：南阳人精，镇平人尖，内乡人憨，邓县净出二货山。这是南阳人自己的总结。二货山在南阳话中，就是加倍的二杆子、二百五、二球货，二货居然像山一样风雨不动安然耸立，可见二货到了极致。奇怪的是邓州人并不以此违忤，毫不忌口，还以此自傲，就像湖北人自称九头鸟一样。成为老孙处长的部下后，我仔细体会，二货山在邓州人的心目中，绝对是一种褒义，意味着自己的刚毅和爽直，成为一种时代传承的秉性和精神。老孙处长身上时时处处地张扬着这种秉性和精神，永远都毫不掩饰地呈现着自己的本色。我们单位的一把手，任职不久就在我的职称问题上，领教了老孙处长的二货山风采。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职称评定，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错位”。由于职称评定停顿了多年，1987年才开始时就带有还历史旧账的性质，资历放在了首位，能力和贡献放在了末位，职称更带有福利性质。不管怎么说吧，职称评定总算走上了正常的轨道。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错乱”。职称评定历来是僧多粥少，单位有正高、副高、中级、初级按比例的梯形配置比例，还因为评上职称就要和工资、福利待遇挂钩，所以推荐谁不推荐谁，往往成为区别与单位领导关系亲疏远近和一个人在单位领导心目中份量轻重的一个显著标识，成为单位领导组建个人圈子的有力手段。我因为停薪留职三年等因素，耽误了职务不说，副高职称的评定一耽误就是八九年。后来才得知，老孙处长心里一直为我鸣不平。麻烦的是单位领导在新一年的职称评定时，根本就没下我的米。他把老孙处长叫去说明推荐情况，问处里工作的难度大不大。老孙处长说，不是难度大不大，而是根本就没法做。一把手问，怎么就没法做？老孙处长说，他的年龄、资历、能力压着一群年轻人，平常干的就是高级职称的活，不给他职务，再不给职称，我拿什么去教育鼓励其他编辑？我还怎么开展工作？两人各持己见地争辩了一阵子，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把手就恼火了，说你要是连这样的思想工作就做不了，你干脆辞职算了！老孙处长问，你这里有稿纸没有？一把手问，你要稿纸干嘛？老孙处长说，我写辞职报告啊！一把手没好气地说，没有，我又不写稿。老孙处长站起身来问，十分钟内你不外出吧？一把手问，你还有事儿？老孙处长说，我回办公室写辞职报告，十分钟以内交给你。说着就往外走。一把手笑了，说你这个孙别子啊，你回来咱再商量商量。他妥协了。
　　 那一年老孙处长没当高评委委员，单位的另外一位老兄当评委回来，见到我就说，老弟你高票通过了。我连忙表示感谢，这位老兄愤愤地说，早该如此。等省人事厅批准的证书发下来，我的证书号码是当年的零零一号。年轻的单位人事处副处长兴高采烈地对我说，祝贺你老兄当了一号。我有些怀疑地问道，是因为我们的复审摆在了第一位吧？她说，才不是呢，是按照高评委通过的顺序复审的。看我还不相信，她拿出标号差距大的其他同事的证书让我看，说，这你就相信了吧？
　　 后来一把手有一次笑着对我说，你们的别子处长为你评职称和还我翻脸了，我才明白我的职称是别子处长给争取来的。有次一同出差闲聊时说起此事，我说老兄你真要辞职了，我们这一摊儿谁能撑起来啊？老孙处长说，如果连大局都不顾，还有什么资格当一把手？
　　 电话中，老孙处长我们好聊了一阵子，说起当年的工作，说起单位过去的恩恩怨怨，说起退休后的生活，老孙处长一直都是笑着聊着。我问起他的身体，他说别的毛病也没有，就是腿疼行动不便，很少出门了。我说等春节假期过后吧，我给找点专门治疗腿疼的药送去，他的笑声更爽朗了。
　　 下一个拜年电话，打给我的第一位部门领导，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李处长。老李处长一开始没有听出我的声音，我报上名字、问起他的身体健康后，他不好意思地说，别的毛病也没有，就是人老了，耳朵有些背了。屈指算来，老李处长退休已经二十多年，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
　　 三十年前，我在基层工作近十年后，调入报社当编辑，老李处长当时还是人到中年的处长。我刚刚到岗工作，遇上一个来送稿的老通讯干事。这位老通讯干事满头白发，进门就和各位老编辑一一打招呼，显示出他人际关系的熟络。然后按照老编辑的指引，把稿子交给了我。编辑们的职责是既分片又分线，老通讯干事所在县的稿子，由我负责。我认真地看了他的稿子，觉得根本不是新闻稿子，而是县里的工作通讯，我当县委办公室秘书时常常处理这类稿件，实在太熟悉不过了，于是便对他说了我的看法，建议他按照新闻的要求修改。不料这位老人家竟勃然大怒，呵斥道：你刚毕业的学生，懂不懂新闻？你知道不知道咋写新闻？同办公室的老刘编辑看不过去了，告诉这位怒气冲冲的老人家，小※可不是刚毕业的学生，而是富有基层工作经验、从基层选拔上来优秀的通讯干事。老人家愣了愣神，又开始了新的进攻：你干过县委办公室吗？你干过新闻报道吗？知道工作通讯和新闻报道的区别吗？这不是往我的枪口上撞吗？我也有点生气了，只好语气平静地告诉他，我干过新闻办公室秘书，干过县委通讯组长，工作通讯和新闻报道的区别还是分得清的，要不也不会直言相告了。老人家没辙了，抓起稿子摔倒我的桌子上，怒喝道：你们处长在不在？让你们处长亲自处理我的稿子！说完摔门而出。
　　 老李处长其实就在里屋，我拿着那位老人家的稿子给他看，他瞟不都瞟一眼地问我：你说这样的稿子能编不能编？我回答说，只能编个简讯。老李处长说，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他是看你年轻，想给你个下马威，你根本就不用理睬他。你是编辑，选稿编稿是你的职责，按照报纸的要求选稿编稿就是了，不照顾他的面子。我说，他说要你亲自处理，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呢。老李处长说，当编辑和通讯员都很熟，也都不熟，稿子能不能编，不是看熟不熟，而是看质量和要求，今后工作中也要坚持这样的标准。
　　 我认真记下了老李处长的话，努力实践着老领导的嘱咐，交际与合作逐渐多了起来。最多的合作，就是角色的互换，我的重要稿件，他给配评论，他的重要稿件，让我给配评论。行内人都明白，新闻报道配发评论，稿子的份量就加重多了。我开玩笑地对老处长说，编辑就是蜡烛，把光明奉献给别人；写报纸评论就是无名微利，署名本报评论员，稿酬30元，两碗烩面。老处长哈哈一笑地说，还乐此不疲。
　　 老李处长也是乐呵呵地在电话里和我闲聊，聊着彼此的退休生活，彼此的健康，彼此子女的状况。老李处长行动已大不方便了，电话的交流和问候就显得弥足珍贵。他不断地絮叨着，还是老关系好啊！话语里透出绵绵的萧瑟之意。人老怕寂寞，更希望关怀和交流。亲情、友情、恩情，更加难能可贵。不单单是逢年过节，就是平常，电话也应该多打啊！
　　 给老孙处长治疗腿疼的药，得早点送去才是。人老先从腿上老，腿脚灵便了，人才能活得光鲜、活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