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五岁左右刚刚记事的时候，每天在我还没有醒来的早晨，大队旁边的青年点儿的“大喇叭”，便会响起高亢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哥姐们便会急急地从被窝中起来，快速地穿好衣服，跑向青年点儿观看知青做操。
　　 村里来了知青，这是件新鲜事，不论大人和小孩，都要远远地站在青年点儿的旁边看这些知青忙忙碌碌的身影，都觉得十分地稀奇。这些知青虽然没有统一的着装，但还是穿草绿色军装的较多。做完操后，每人都要拿着一个缸子或站或蹲地在那里刷牙，也就从此之后，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小伙子都学会了刷牙。知青除了帮助大队劳动，闲暇之余就是组织人员批斗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六队的赵永记，是村里有名的坏份子，据说他原先是城里的老师，和他的亲闺女有了奸情，才被下放到我们村。那年刚刚入冬，知青们让他帮助青年点儿搭建火炉。赵永记搭炉子不在行，知青住的宿舍大筒子屋里满满的一屋子烟。青年点儿点长，我们都叫他戚大脑袋吹响集合哨，四、五十名知青集合在一起站在操场上开始批斗赵永记。有一个小知青信誓旦旦地说，他听见赵永记一边搭着炉子，一边小声说，搭炉搭冒烟，炝死青年点儿。知青们听到这一情况，群情激奋，批斗的场面更加激烈，批斗的时间更加持久。
　　 赵永记的小院打扫得很干净，也很严实，平平整整的墙头上，还用杨树枝编成网状，不担好看，还能遮挡别人家的鸡飞进院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不担是他本人，就连他的家都透着一种神秘。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拿着一个半导体的收音机收听节目。据小伙伴们说，他经常把门一关收听苏联台子，他是特务是反动分子。三哥儿比我大五岁，是当时村里的孩子王，他说要监督赵永记，把赵永记一些反常的情况汇报给知青们。于是在他们监听的时候，我也会跟着静静地趴在墙头上，看这反动分子是否在收听苏修的台子。
　　 那时候，村里没结婚的大姑娘很多，每逢生产队闲暇之余，便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青年点儿帮助他们打扫卫生；说是打扫卫生，其实都是怀有各自目的的，三哥哥说，他们都想嫁给这些知青们，想跟他们谈恋爱。于是不久村里就有了一些传闻，某某家的大姑娘半夜不归月下和知青卿卿我我，说有的还躲进村头的杂树林里背着人在亲嘴。我们村的人其实那时候挺开放的，家长们也默认这种现象，知青们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他们总是要返城的，谁不希望自己家的闺女嫁给一个城里人？后来知青越来越少，有的通过门路返城进机关进厂，有的参了军，但和村里的姑娘没有一对成功结婚的，“妹妹想哥泪花流”的情形在村里很普遍。只记得当时孙大喇叭匠家的孙永琴和一位知青谈得火热；后来这位知青参了军，孙永琴穷追不舍，在他参军的第二年就追到了部队，最终他们这一对还真结婚了。
　　 我上学的时候，青年点儿的房子空了起来，那一排全村最好的青砖瓦房孤零零的立在村头，院子里的操场上已长满了青青的小草，那种新奇而又感天动地的场面已经不复存在，仿佛成了一个时期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