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谋面的爷爷
　　 “你们这些孩子知道明星的八卦和星座，却不知道你们爷爷叫什么名字吗？”老者的话敲击着我内心深处。这是从北京开往潍坊的火车上，一个老者听到两个女孩为明星们的八卦和星座争执，却回答不出爷爷名字后发的感慨。有的人不能叫出爷爷的名字这可说是数典忘祖，人不能忘本，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最起码要对自己的祖辈有个大致的了解，也许他们都是平凡的人，没有做过可以写入历史的事情，是祖辈创造了一个家族，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朱东谓，真不知这个名字上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是几年前，对长辈称呼名字是一大避讳，请爷爷原谅我称呼您的名字。爷爷于一九七○年麦收期间因胃癌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是爷爷五儿子的孩子，我连爷爷的相片都没有见过，也许爷爷就没有照过相，年少时经常听到邻居们说起爷爷的事情，对爷爷交口称赞，我并没有放在心上。火车上那位老者的话经常萦绕在我耳边，我突然有了一种紧迫感，随着和爷爷熟悉的人们渐渐老去，如果我再不行动，爷爷的印象在我心里将永远是一片空白，那样的话对不起离我远去的爷爷，对后人也无法交代。虽然我对爷爷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那种血浓于水的血缘亲情是永远无法改变的。由于爷爷去世几十年了，那些邻居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采访刚开始比较乏味，沟通有点费力。朱树功大娘年近九十，耳朵有点背，在吵架般的沟通中，采访艰难地进行着；四伯也八十多岁了，他在姐夫的工地上看门，他来家的次数很少，见他一面也不容易；爷爷晚年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他养着四十多只梅花鹿总是很忙，对他的采访也是断断续续，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个过程，出神地倾听着他们的叙述，他们把我带入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段岁月中，把我领到了从未谋面的爷爷身边。为了求证某个细节，我有时都把他们问得有点不耐烦了，有时就同一个问题我从几个人那里互相印证。拔开历史的迷雾在真实和演绎之间取舍有时真是一件两难的事情，但是为了尊重历史尊重爷爷我总是尽己所能去伪存真追根溯源。
　　 爷爷是一个被历史尘埃掩埋的宝库，是一座被时光剥蚀的丰碑。我作为爷爷的后人，在与一些跟爷爷熟悉的老人沟通中，一位仁厚长者形象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很多将要被遗忘的事件随着我的寻访又浮出了水面，一个血肉丰满经历丰富急公好义的老人站在了我面前。生于乱世，忧国忧民。
　　 我家世代居住在寿光县北部沿海石桥村，很久以前的北大洼是睛天白茫茫，雨天水汪汪，盐碱肆虐野蒿疯长的荒凉之地。祖爷爷家境殷实，据说有些土地和盐场。公元一九○一年一月一日，祖爷爷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爷爷的人生序幕由此拉开。爷爷小时候读过私塾，在那时的偏远农村是难能可贵的。当时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变革的思潮和运动此起彼伏。爷爷有一米八的个子，皮肤白皙，两眼炯炯有神，身材削瘦，腰板挺直，不拘言笑。
　　 1942年石桥村前任村长去世，共产党在石桥村一带比较活跃，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中共寿光县九区区干部杨子明广泛征求村民们的意见让头脑灵活的爷爷当村长，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什么事也来找爷爷。爷爷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官僚、无能、对人民的残酷欺压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国民党政府交给他的事他总是拖着不办，实在过不去了也只是应付一下。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一直讲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私下里经常搞些反共阴谋，由于反动派倒行逆施国共关系愈加恶化。
　　 一九四二年初夏和秋天，日寇先后发动了对寿北抗日根据地的两次大“扫荡。在这两次对解放区的大洗劫中，张景月的山东保安第十五旅也派人进入解放区趁火打劫，截击八路军突围人员，捕捉杀害共产党地方干部。一九四二年夏季的一天，在十五旅的一次搜捕中，共产党员杨秀玉不幸被捕。处决在即，杨秀玉被绑在石桥村小学院子里的木桩上，旁边有人带着枪看守，有很多村里人来观看。杨秀玉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大家洼镇郭李村，三岁成为孤儿，从小跟着叔叔长大，十来岁就加入了儿童团进行革命活动，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革命志士，他当时在寿光北部活动频繁。他乳名叫风子，由于工作起来是个拼命三郞，人名叫他“杨疯子”，他对敌作战顽强，当时在寿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自然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整天嚷嚷着要抓到“杨疯子”。抓住杨秀玉的是臭名昭彰的杀人魔王孙建道，听朱树功大娘说孙建道是寿光县益隆道口人，当时他是山东保安十五旅队伍中的一个班长，落在他手里的共产党员都牺牲了，而且杀人的手段特别残忍，砍头、活埋、用汽车拖死。党员王洪敖不幸被孙建道抓住了，他上去一口咬掉了王洪敖的耳朵，然后一刀一刀割身上的肉，最后把脑袋用刀砍下来，两个鼻孔里插上香烟在地上踢来踢去。
　　 爷爷听到这个消息后知道杨秀玉凶多吉少，他早就听说杨秀玉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领导穷人翻身当家作主，共产党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还要去打日本鬼子保卫国家，而国民党十五旅却打着抗日的幌子和日本鬼子串通一气来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爷爷不能坐视不救，但是孙建道是个杀人魔王，弄不好救不了人还要连累家人。
　　 爷爷亲自把孙建道请到自己家中说，杨秀玉是我的一个外甥(杨秀玉是济南水泥厂创始人朱东洲的外甥，爷爷和朱东洲是本家兄弟)，我看你还是把他放了吧，大家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孙建道狂妄地说，今天我不把他杀了，以后落在他手里就把我杀了。我的厉害你也知道，被我抓住的共产党一个活的也没有，一枪崩了还便宜他了，我们班里德元的兄弟干共产党被我抓住了，我用烙铁把他的腿都给烫烂了，最后德元跪下来求我，我还是把德元的兄弟活埋了，对待共产党就不能心慈手软。这个“杨疯子”我非亲手崩了不行，我还想当官发财，再说让上面知道我把“杨疯子”放了，我这小命还要吗？你今天就是把死人说活了我也不会放的？看在咱们认识的面子上，上午不动手了，中午你给他做顿断头饭，吃饱了下午送他上路。孙建道几次站起来要走，爷爷把他拉住，中午让奶奶做了一顿上等菜肴，还赶了饼，爷爷也让奶奶给绑在小学里的杨秀玉送去了饼。爷爷的酒量很大，席间爷爷几次相劝，孙建道还是不松口。
　　 酒足饭饱后爷爷看到孙建道的大烟瘾上来了，爷爷又让奶奶去买大烟。爷爷说，我以全家性命担保以后他什么事也不给共产党干。爷爷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救人要紧。孙建道恶狠狠地说对爷爷说，如果我再听到他给共产党做什么事，我找不到他来找你，你家四个儿子一个闺女的小命就攥在我手里了，这事你可想清楚，我从来就是说一不二。大烟吸完后，爷爷又让他把剩下的全部捎上。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爷爷又以村长身份和身家性命担保，孙建道经不住爷爷的再三恳求，决定把杨秀玉放了，爷爷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杨秀玉被释后放又找到了组织，他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去战斗。组织上考虑到不能给营救杨秀玉的人带来麻烦，安排他到章丘县从事革命活动。知道真相的孙建道万分恼火，他三番五次来找爷爷，爷爷为共产党这边做事孙建道也知道，爷爷眼看家人有性命之攸，他让家人出去躲了起来，随后爷爷被迫到济南朱东洲的水泥厂开小卖部去了，这时爷爷刚做了一年多村长。解放后杨秀玉也一直在章丘县委工作。今年八十二岁的邻居朱瑞法是个退休干部，他当时十几岁还到小学去看热闹，杨秀玉绑在柱子上，大家都说杨秀玉这下子落在孙建道手里是完了。村里人都没有想到爷爷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能把杨秀玉从杀人魔王的手里救出来。说到这件事朱瑞法还对爷爷的胆量和智慧佩服不已。
　　 历史有时残酷有时公正有时也捉弄人。一个人的命运会因为一件事一个外人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或柳暗花明，或飞黄腾达，或劫后余生。杨秀玉以前和爷爷素昧平生，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那么一些巧合，让他们在特定的时刻相遇。爷爷当时只是一个平常的百姓，然而当他看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要被血淋淋杀害时，我相信他救人的信念是决绝的，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孙建道想对爷爷下毒手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爷爷虽然当时受了为难，换来的是一个年轻人浴火重生，我相信爷爷即使为此付出再多也心甘情愿的。
　　 爷爷在政治倾向上是头脑清醒洞察时局深明大义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石桥村的斗争也是如火如荼，“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斗了几个来回，他们被戴上高帽子游街，被迫扫街，去各家挖茅坑，遭受人们的戏弄和奚落。一个村里声名狼藉的造反分子打起了爷爷的主意，他竟然颠倒黑白说爷爷解放前干过伪村长，给爷爷做好了高帽子要斗爷爷。当时爷爷已经身患重病，身体极度虚弱。父亲听到消息后焦急万分，他找到当时的公社书记张光彩：“我父亲当村长是九区共产党干部杨子明让他干的，杨子明现在身体还很好，你们可以去问问他，我父亲现在已经得了胃癌，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在父亲的再三要求下公社干部找杨子明核实，最后才打消了斗爷爷的念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某个冬日，大雪把爷爷家的北屋压塌了，还没来得及修缮，爷爷和父亲只好躲到小西屋里。雪还在下，一个公安来到爷爷家，爷爷和父亲很意外。公安自称从章丘县来，来调查杨秀玉被捕又被释放的事情，因为这个公安也知道孙建道是个杀人不眨睛的恶魔。爷爷把杨秀玉被捕经过叙述了一遍，说，是我请客，又给孙建道买大烟，还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好话说了半天，孙建道才放的杨秀玉，他如果叛变了，还用得着我操那么多心？公安说激动地说，造反派要打倒杨秀玉，幸亏你，不然杨秀玉有理也说不清了。最后爷爷还在公安写好的证明材料上按下了手印。爷爷有时也跟别人说起他跟杨秀玉的缘分，几十年过去了，从那次枪口留人后爷爷再也没有见过杨秀玉的面。杨秀玉以后官至章丘县副书记、纪检书记、人大常委主任，他于一九八八年因病去世。我为了解得更详细还到滨海开发区郭李村采访了杨秀玉的堂弟杨秀欣。爷爷侠义心肠，对别人很有同情心，爱打抱不平，当然也得罪了人。
　　 爷爷的老家前面一个水湾，在水湾的东边住着一对兄弟，他们开着铺子做生意。一九四二年开春，这对兄弟捡到了一头骡子想占为已有。几十里外的失主黄氏以给别人做短工为名四处打听，来到石桥村找到了爷爷。当时爷爷当村长，他同区上说了此事，区里来了八路军调查此事，最后骡子也让失主领回去了。爷爷那种坚持正义的高尚情操可见一斑。自学医术治病救人爷爷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通过书本自学了针灸，另外还粗懂妇科、皮肤科。乡里乡亲有什么病，只要找到爷爷他就会马上出诊，而且从来不收钱财。爷爷行医，惠及乡里的故事很多，那些年纪大的老人讲起来都如数家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朱瑞法之妻有些日子经常生气，一生气就打嗝，手指攥在一直象失去知觉一样伸不开。爷爷用针给扎了几下，马上就好了。这是瑞法之妻亲口告诉我的，她不断地重复“你爷爷心地真是善良，是少有的好人，不管谁叫也去，不管在忙什么放下活就走。”我不懂医术，也不知治此病其中有什么玄妙。
　　 一九五○年左右，本家一个几岁的小孩得了重感冒，几天不吃不喝高烧不退，后来昏迷不醒了，就在家人准备对小孩放弃治疗的时候想到了爷爷。不一会儿爷爷就去了，他问了问情况，翻开小孩的眼皮看了看，判断一下病情。爷爷用一根三楞针，在小孩两手中指各刺一下放出少许血就走了，小孩慢慢睁开了眼睛。这个故事是当年的小孩现在潍坊居住的一个侄子讲述给我听的，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眼里还闪动着对爷爷的感激和思念。
　　 一九五○年刚过了八月十五，有两个寿光县田柳公社的人来大家洼贩螃蟹，两人吃了死螃蟹后又从井里喝了生水，得了重病，人们把病人弄到了附近的兽医站，当时在兽医站工作的石桥村人李丁绪来告诉爷爷。爷爷说：“得了霍乱，只要十根指头能放出血来，就能治好。”救人要紧，爷爷放下手里正在整理的蜜蜂马上赶往八里之外的大家洼。爷爷和李丁绪赶到兽医站时，当时两个病人翻着白眼抱着肚子在地上疼得滚来滚去，爷爷用三楞针在两人的每个手指上各放出点血，两个人慢慢安稳下来，在兽医站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病人就好了，两个到鬼门关转了一圈的人来感谢爷爷。八十多岁的朱豁然是我家几十年的老街坊，他坐在我家门口的石块上，慢慢地吸着烟：“那时咱们村只要谁有个头疼脑热，都去找你爷爷，他人很好用，从来不拿架子，叫着就去，能治就治，治不好也和人家说清楚，治好了啥也不跟人家要，在咱村里做了很多好事，真是个好人。”从他的口气和眼神中还能读到对爷爷的钦佩。一个以种地为生的乡下人，利用自学的医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毫不利己地去治病救人，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想想现在那些的坐在病人面前故作高深见利忘义的无德医生，他们同爷爷相比是多么可怜、渺小!虽然他们所处的年代不同，但是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何况那时爷爷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医生。爷爷那时做到了，而现在有的医院和医生没钱不救见死不救的事例却屡见报端。爷爷那时知道命比天大，而现在有些医生却把病人当成摇钱树，想尽办法榨干病人身上的血汗钱。聪明睿智多才多艺爷爷敢为人先，有超前意识，有对新生事物敢于接受和学习的能力，对于这一点那些同我谈起爷爷的人都是由衷地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