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视频在中国各大网站影响很大。一个是柴静自费百万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另一个是“毕姥爷”饭局视频。
　　 《穹顶之下》全片103分钟，聚焦雾霾及空气污染的深度调查，主要针对什么是雾霾、它的形成及解决出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记录和剖析。被认为“是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手段最丰富、最有行动感的雾霾调查”。因此很快成为2015年首个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现象级视频。
　　 而“毕姥爷”的饭局视频全长仅仅1分18秒，同样也能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引发轩然大波，就连这远在万里之外的厄瓜多尔，都常常有人在茶余饭后谈论着视频中的主角“毕姥爷”，从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看，这1分多钟的视频远胜于103分钟的纪录片。
　　 4月7日的深夜，我无意间看到央视在新闻发布的紧急通知：从4月8日零时至4月12日24时，全台各频道各栏目不许播出以毕福剑作为主持或嘉宾的节目。随后，央视还郑重声明：毕福剑作为央视主持人，在此次网络视频中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我们认真调查并依据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
　　 紧接着4月8日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网就发表署名为肖玉的评论文章，甚至认为，毕福剑在整个事件中，一直欠全国人民一个完整的道歉。
　　 自古以来，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于是，短短几个小时，“毕姥爷”就比第一次成为春晚主持人还走红。短短几天时间，各大媒体论坛口诛笔伐的段子铺天盖地而来。
　　 在无聊的时候我也查看了一些论坛上和新闻里的评论，但是我发现很多评论或者说批评都太主观，有些甚至很低俗。
　　 人是感性的动物，身边总是充斥着这样的情感，那样的感情，但是，作为一个评论员，还是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的。笔和笔者都是有责任的，而且这种责任不是谁强加的，而是从人心上历炼出来的。
　　 一个评论员如果在评论“毕姥爷”事件的同时，自己也沦陷了，无意间成了靶子，引起别人的口诛笔伐，那怎么好意思写评论啊？
　　 看了那么多的评论，读了那么多的帖子，相比之下，我发现《环球时报》一些评论员的文章在评论“毕姥爷”这个事件的时候就相对理性得多。
　　 根据新闻报道，毕福剑本人事后酒醒了，好像也发了个检讨自己错误的帖子，以求原谅。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说话这么不计后果，用那么粗俗的言语诋毁一代领袖，确实很难让人接受，令粉丝们心寒。
　　 看着“毕姥爷”的新闻，我突然想起了另一位酒后胡言乱语的公众人物——宋公明。
　　 宋朝的郓城县有一个其貌不扬的黑押司，江湖人称“孝义黑三郎”、“呼保义及时雨”。按照那时候江湖人听闻“及时雨宋江”纳头便拜的知名度来看，宋押司的公众程度不比现在的“毕姥爷”差，而从宋押司后来稳坐梁山108名好汉的第一把交椅来看，他的威望远比“毕姥爷”高得多。
　　 可是，即便这样一个人，当他一时失足跑到浔阳楼题吃酒反诗时，还不是被那些所谓的“正义”群众检举揭发。
　　 《水浒传》里的宋江“大喜大笑，一面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又拿起笔来，去那《西江月》后再写下四句诗，道是：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写罢诗，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郓城宋江作’。”
　　 宋江反诗和毕福剑的辱骂，内容和格调虽然有所不同，但性质同样恶劣。
　　 宋江写的是“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王朝里，写这样的诗词完全是造反啊。要不是他活在一个思想政治都比较清明的北宋，真不知多少无辜的人要掉脑袋。从历史上，除了北宋，哪一次的文字狱不是滥杀无辜？而宋押司的诗词虽然有造反的嫌疑，但还算是文绉绉的诗词。相比之下，老毕的措辞要粗鄙得多。从这个层面上看，如今和北宋年间市民文学素养真是天差地别。
　　 正好在那个酒楼，有一位叫黄文炳的进步人士，政治敏感性相当强，无意中看见宋江的诗，“大惊道：这个不是反诗？”顿时冷汗浸湿了衣裳。这个老黄看上去不怎么样，但是遇事还是很冷静的，他都顾不上喝杯热酒暖暖身子或者坐下来擦擦冷汗，立刻“借笔砚取幅纸来抄了，藏在身边”。而且还很重视保留证据，对墙上的反诗“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于是，宋江摊上大事了。而这次“毕姥爷”被揭发的过程，我想大概也差不多。应该也是在那个地方，那个饭店，有人将他的张狂形态录了像，藏在身边，偷偷带回了家，并存放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多半还要吩咐老婆孩子：硬盘里的这段视频，可休要删去了！
　　 我想，“毕姥爷”事后酒足饭饱，脑袋昏昏沉沉，早已忘记自己在酒桌上的“高谈阔论”了，回到家倒头便睡，哪里会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大祸临头了，自己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已经暴露。甚至第二天酒醒后还照样逍遥快活了一阵子，在自家门前活动活动身子，打打太极，直到群众检举，案子在网上闹将起来，朋友才飞奔来提醒。就像《水浒》里，捕快行里的朋友戴宗急吼吼飞奔来提醒宋江：“哥哥，你前日却留下甚言语在楼上？”宋江顿时吓尿了——“醉后狂言，谁人记得”。
　　 你记不记得不要紧，正义的群众都记得。
　　 宋押司的反诗不但刻在了墙上，黄进步人士的手中还有手抄本呢。而“毕姥爷”的反动言论，不但存在电脑里，还传到了网上呢。才不会理所当然的“醉后狂言，谁人记得”。于是，“毕姥爷”摊上大事了。
　　 其实，世上很多事，人间很多理，都不可以用切线的方式划清界限的，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说实话，作为一个民众，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私下里谈论一下历史伟人的功过是非并无什么不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唐太宗，号称一代明君，不也有玄武门前的喋血吗？
　　 康熙，千古一帝，不也大兴文字狱，滥杀无辜，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吗？
　　 就连后世称“仁”的“守成贤王”宋仁宗不也被后世诋毁“武备不驰，因循守旧，新政夭折”吗？
　　 毛主席只是伟人，而不是圣人。
　　 世界历史绵延几千年，可是迄今为止出现过几个圣人？
　　 但是，我们在谈论伟人的时候，能否真正全面客观地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条件、社会现状、历史背景、国际局势、政治环境呢？要知道，很多时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高处不胜寒，越是位居高位，越是如履薄冰。
　　 从今天来看，像《智取威虎山》里面塑造的英雄人物杨子荣，其表现形式和逻辑与这一段时间被诟病的抗日神剧里的那些抗日英雄人物也没啥不同。而且那些样板戏里的很多唱词，现在听起来确实是令人起鸡皮疙瘩。但是，国人都知道，文革时期大红大紫、独霸舞台的那些样板戏在经历了文革浩劫后，是一个万万不愿意揭开的疮疤。不管有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文革那段岁月始终是永远也不愿意回首的极其惨痛与极其尴尬、万分难堪的历史记忆。
　　 历史毕竟是历史。
　　 现在坐在书桌前，翻开历史评说过去，当然轻而易举，当然可以看出其中隐藏的种种问题，但是那时候，在那个疯狂的环境下，谁又有多清醒的意识去想法子扼制，谁又有多大的能耐去力挽狂澜呢？
　　 说起文革的利害损益，不论是从国家、民族、人民，还是个体的角度出发，文革都没有赢家。
　　 文革时期的得益者与失意者都是受害者。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真的把我们给害苦了”。但是，要分清楚，害苦我们的是文革，而不是某一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太祖作为新中国的党魁，对文革负有很大的管理和领导责任。其实，一开始，他也没想到会演变成那么糟糕的局面，而后期对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而言，想掌控和扭转局面，已经明显地力不从心了。更何况文革一开始也不坏，只不过是被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后慢慢才变质的。
　　 当然，“毕姥爷”若不是作为体制内的人，酒后耍耍活宝，调侃一下时政人物也没啥错不错的可言。可是，他偏偏是体制内的人。就他这样端着党和人民给的饭碗，拿着央视一直来让人眼红的薪酬，居然还骂中共的祖师爷的不一言行，不管在什么时候都纯属大逆不道欺师灭祖之举，不管身处何门何派，不清理门户都不行。更何况，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抛开历史的时代背景，仅仅依靠管中窥豹和只言片语就去否定很多历史的东西，这样也是不合适的吧？
　　 “毕姥爷”作为一个资深的央视著名主持人，中共党员，一个走遍世界、第一个登上南极的记者，在谈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时候，竟然破口大骂和污言秽语，难道不是很荒唐吗？更何况太祖的功过是非，早在二世当朝就已有定论：功过三七开，旗帜不能倒。
　　 马克思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理论指导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还在于他的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的唯物主义辨证哲学。而中华上下五千年也不仅仅只有出土的竹简和青铜器等古玩还有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和对先贤的客观正确定论，号称“盖棺定论”。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毛泽东始终是一个时代的伟人。
　　 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中国什么时候能翻身解放谁也不敢保证，更何况现在很多老人家还念念不忘建国后文革前那段“路不拾遗门不闭户”的岁月。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敢在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的情况下，关起门来搞建设，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但自行发明了原子弹氢弹，还把卫星送上了天。遥想当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红军可能真的断送在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上了，“毕姥爷”还能像现在吃香喝辣交杯问盏、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骂娘，打着百姓舞台的旗号在全国人民面前充“姥爷”吗？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都应该多传递一些正能量，时刻管好自己的嘴。
　　
　　 童话恋情，于，厄瓜多尔
　　 2015-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