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小说《故乡》中有这样一个句子：
　　 “我希望他们不……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这一句话，前两者“辛苦”指向明确，后者指向不确。对此，不少教学参考资料编写者认为，“第三种‘辛苦恣睢’的人是指反动统治者。”该说实在令人难以苟从。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作者针对“宏儿”“正在想念水生”时说的，是希望下一代人不要如“我”辈一样产生“隔膜”说的。此话表明作者对旧生活的否定，表明作者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对下一代人的未来特别是下一代人的人际关系的热切祝愿、憧憬与期待。作者反感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反感于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社会人际关系。小说通过“我”回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出对罪恶社会制度下非常人际关系的极度不平、悲哀与愤懑。这，通过“我”与闰土、与杨二嫂相处相关的故事情节流露出来，从“我”阔别二十年来故乡人的思想感情变化描写体现出来，从“我”与闰土、与杨二嫂间的“隔膜”反映出来。其间，“我”作为小说的线索人物，形象较为清楚，闰土形象描写，“我”与闰土间的“隔膜”小说表现得也较为直观、直接，而对于杨二嫂的描写则显得曲折、间接、微妙一些。尽管如此，小说中杨二嫂的出场，杨二嫂到“我”家来的传神表演仍可让人窥斑见豹。从某种意义上说，杨二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恰是作者涌动于胸的无限愤懑恣情抒发的形象写照，是小说主题的高层次升华。因此，我们认为：作为闰土这一形象的衬托与补充，作为作者思想感情发展骤增陡涨的文字负载，对于了解小说深层主题——揭示社会人际关系“隔膜”方面，对于有关“辛苦恣睢”的人指向理解等，杨二嫂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是很耐人寻味的。
　　 小说以犀利的笔锋，生动地刻画了杨二嫂的肖像、语言、行为、动作，生动展示出这一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使一个在当时社会被侮辱、被损害，而又深受私有观念支配，既被别人践踏又践踏别人的村镇小私有者、小市民形象跃然纸上。杨二嫂的出场，杨二嫂到“我”家来的传神表演直令读者眼界大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随着“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的一串怪叫，先声夺人，踅至读者目前：“高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是一个何等生动的形象，一个打着强烈生活印记的令人辛酸可悲可怜的女胞形象。谁能想象，这位当年曾被称作“豆腐西施”的村巷美人如今竟落魄成这个样子？当年堪以充当招徕生意的广告，受到人格上的屈辱，而今自甘沉沦连一点儿屈辱感也寻不到了？生活的秣厉，历史的猥亵，使她变得泼悍、凶暴、放纵、刻薄、自私。昔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不知她是否认清个中斤两，而今天对于“我”由于当时年龄关系“并未蒙着一毫感化”而“竟完全忘却”，她仿佛“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而非等闲视之，其毫无屈辱感，泼悍、放肆到何种地步，可谓昭然若揭了。她对“我”的虚假吹捧、尖刻嘲讽，对闰土的恶意中伤，哪里还有一点儿乡情、乡亲、平辈人的影子？为谋区区小利，从“我”家出去时，“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且以“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的“愤愤”相要挟，这已经不再是自私自利、不顾廉耻，而简直是一种迹近无赖的无聊卑琐了！这是一个被生活严重扭曲了的形象，是一个罪恶社会制度下被吞噬了人性的下层村镇小市民妇女典型。
　　 小说五千余字，写杨二嫂的文字仅占篇幅十分之一，却饱含了人物二十余年世事沧桑，以一当十，极好地塑造了人物形象。二十余年来的社会生活变迁，二十余年来“几乎无事的悲剧”，使一个俨然西施样的文静少妇堕落为放纵、凶暴的迹属古典烈女河东吼式人物，实在发人深思。人的悲剧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悲剧——“隔膜”也因此产生。这当是作者深为感慨——不平、悲哀、愤懑的潜在原因，小说构思的聚焦点和作品深层主题的内蕴所在。“不平则鸣”，而有《呐喊》，呐喊而生人全无反应，则有愤懑、哀伤乃至《彷徨》。蒹蒹生者，局囿于古老偌大民族封建社会“铁屋子”中三千年，况《故乡》一隅？人生二十余年，河东河西，谈何容易。可贵的是童心不泯、人性长存——然而，这些都在闰土、杨二嫂们身上消失了。“我”的“辛苦辗转”原本世事常情，而闰土的“辛苦麻木”殊让人震惊，更有杨二嫂的放纵、凶暴（即“辛苦恣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了——悲哉，人生！而“我”与闰土、与杨二嫂间的人际关系“隔膜”尤令人悲哀。作为文学，应该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作为作家，应该对后人——下一代以启示，况且人类总是要向前发展的额，水生与宏儿们当不致如“我”辈的“隔膜”，也不致如“我”的悲哀了吧……
　　 鉴于如上分析，“辛苦恣睢”的人当指杨二嫂。
　　 那么，作者为何不作确指，而冠之以“别人”呢？
　　 其一，结构上的需要。如果在前面“我的”、“闰土的”之后，再来一个“杨二嫂的”，则显得句式呆板，有失含蓄，且文气不通。
　　 其二，内容需要。闰土是小说的中心人物，“隔膜”主要通过“我”与闰土表现出来，且就够了，对下一代人寄以希望，也仅就闰土的水生与“我”的宏儿足以达意。杨二嫂的形象塑造为此意义上的宕开一笔，是小说主题思想的无言升华，不是本句内容核心。况且，杨二嫂毕竟是“我”的乡亲，“我”的平辈人，“我”对她是寄以深切的悲悯的（尽管不乏鄙夷——形式上是鄙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作者小说创作的一贯主题），对杨二嫂不忍明确冠以“恣睢”这个贬义甚深的词，尚且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这种人不乏枚举，也不须枚举。
　　 为什么“辛苦恣睢”不能指反动统治者呢？
　　 其一，这句话是就“隔膜”说的，形成“隔膜”的为“我”、闰土、杨二嫂三方，造成这种隔膜的原因在社会。社会生活使此三方面人各奔东西，尤其导致后两者人性失落，最终造成人际关系隔膜。这种隔膜既是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抽象概括，又通过小说中三个具体人物形象反映出来，当然也包括“别人”，包括除“反动统治者”外的一切人。因为与反动统治者的隔膜是必然现象、正常现象，无论就小说中“我”还是就小说作者说都耻于与统治者为伍，反动统治阶级正是作者所背叛的并视为死敌的阶级。
　　 其二，反动统治者固然“恣睢”，即放纵、凶暴，但此与杨二嫂的“恣睢”即放纵、凶暴并非同一概念。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之间不能划等号，故不可同日而语。反动统治者固然“辛苦”，也可释为“辛勤、劳苦”，但如此苦心与杨二嫂的辛勤、劳苦的苦力苦挣存在质的差别，也难以相提并论。
　　
　　 ——本文收入拙著《教海逆舢》，中国未来新世纪教育研究所“E教文库”再收录，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