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常言道：往事依稀魂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
　　 人到老年，总是忆旧，老是想起当兵时光：那时候我正年轻，作为一个新兵，我在一群老兵中显得十分幼稚，他们讲述西路军征战往事，那血淋淋的激战场面，惊得我闭不上张开的嘴巴。一个湖南籍老兵好开玩笑，他会手托住我的下巴，让我的嘴巴回位，他说：“小伢子，莫要被吓到。要好好练兵做准备哦，改天和日本人打仗，怕比马匪更凶哦。”其后，我被调到总部特务团教导队，学习军事技术，我们的老师有老兵，有高级将领，学习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德国的、苏联的、日本的战略战术，还要操练打野外、游击战术的单兵训练，在肉搏战术讲解中，还请“反战同盟”的日本兵，教我们拼刺刀……等到下课，也没时间休息，大家都到野地里去挖野菜，到石头缝里去扒拉陈年旧岁掉落在里面的核桃，我们的肚子需要任何能把它填满的东西，正经的粮食极其稀缺，远远不够大家食用。
　　 教导队的集训，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所有的学员都是排以上干部，环境艰险，规定结业后立即回归原作战部队，我和另外几个人却没有回归原来的连队，39年底，通知我们到总部另行分配工作。还没有跟大家告别就离开刚刚熟悉的老部队，我们的心里都有些别扭，作为军人，对未来的新任务没有猜测只有服从。
　　 在太行前总司令部，见到一个女首长，漂亮又精干，她细细的腰上别着一把小手枪。别人告我说，她是总部组织科长，长征过来的。同时说，她腰上是一把小号勃朗宁手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勃朗宁手枪。她首先向我们讲明了军工部建立的作用和意义，然后鼓励我们在新的战线上努力完成这“比打仗更艰巨的任务”。工作交待完，她和我们握手道别，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42年反扫荡战役，她壮烈牺牲。
　　 以后的时光，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接手了地方上的工厂作坊，组建兵工厂，白手起家，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枪炮和炸弹，几年间我也从普通一兵变成了兵工厂长。1942年，我到军工部所在地河北邯郸开会。会议期间，我发现在领导席位上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姓袁，他是阎锡山部队的军官，我参军以前，地方上建立“牺盟会”，当时给老百姓做报告的就有这个人，他当时穿闫军制服，我立即报告给保卫部门，保卫部门也不清楚，陪我到了办公房间，两位部长都听了我的揭发，一会儿，政治部张主任就把那人带来了，张主任向他耳语几句又指了指我，他笑着过来和我握手，两位周部长都笑了：“一家人，一家人。”张主任郑重介绍：袁处长，1931年的老党员，曾潜入阎军作地下工作，担任过阎锡山新军的军事教官，所以你误会了。后来，新军身份暴露归入八路军建制，他终于回家。我啪的一个立正：“对不起，首长，误会你了，向你赔罪，敬礼！”袁处长对部长说：“不简单，这位同志很有警惕性，对党忠诚。”会后，我们回工厂前，袁处长鼓励我：“不错，参军四年就有这么大的进步，现在当了厂长也算领导了，来，给你开个小灶，换换装备吧。”于是，我拿着处长批条子到后勤部的军械部门领武器，一进库房，我立即看中了一把小号勃朗宁手枪。
　　 这些年在军工部门工作，我对各种武器，尤其是长短枪支有了些了解。在库房的众多型号手枪中，我立即看中了一把精巧的比利时生产的勃朗宁1906小手枪，当时俗称“掌心雷”。我当时选择小枪，并没有从实用上过多考虑，这也许是年轻时的虚荣心吧。
　　 不久，战争进入艰苦岁月，敌我拉锯战激烈进行，一次，队伍打散了，我们工厂一部分人员与县武工队相逢，于是结伴进入深山掩蔽，和武工队汇合，使我稍感安心，因为我们兵工厂的人员大都没有经历战阵，没想到走过了几道山梁，突然与一股日军迎面相逢，一开始大家都没有看出来，等到离得近了，大家一起惊呼散开，由于山沟里灌木和野草茂盛，虽然遮蔽了我们，可是也看不到敌人，于是大家冲着前方不断开枪，武工队的还依托着土梁抛手榴弹，打了许久，不见了对方动静，以为把敌人都打死了。胆大的摸索过去查看，原来对方人少是一个小队，居然后撤溜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坐下来歇息。突然，王大队长说：“敌人去向不明，注意隐蔽。”话音刚落，大家还没找好地方，头顶上一梭子子弹扫了过来，大家就地卧倒，慢慢向弹道的死角移动，原来小股敌人绕道占据了一处制高点，架设了机枪，用火力掩护他们撤退。我由于精神紧张，打了几枪，最后想起要给自己留一发子弹，打开弹夹一看，子弹没了，心里又是一阵子慌张，因为大家都知道，不能当俘虏。所幸敌人也不敢恋战晃虚一枪，终于撤得杳无人烟了。敌人跑了，大家反而更紧张了，谁知到周围潜伏着多少危险呢，最后，大家找了一处山崖顶部休息，说是如果打，咱们在高处，打不过，身后就是山崖，咱们就跳下去。歇下来，我查看自己的手枪，看见王大队长在笑，我问他笑啥，他揶揄我：“你那个枪比老娘们的炕笤帚强，离着几百米远，你那玩意儿能顶啥用，留一颗子儿给自己，你到都打光了，舍不得自己用。”我也有点惭愧，作战部队都呆过，现在用这把只能打五十米的玩意儿，等于在战场上玩命，令人后怕。由于过度疲劳，大家都躺在野地里熟睡过去。半夜，枪声大起，惊醒了大家，看到不远处火光一片，枪炮声密集，似乎是总部所在的XX镇方向。不一会，听见，武工队王队长一声大叫，只见他手指着地面张着嘴说不出话。大家看见，地面上一大片过兵的痕迹，其中的马蹄印迹历历可见，这是夜里绕过我们的日军留下的，他们的目的是偷袭既定目标——前线总司令部，所以就没有惊动我们。大家偷偷吸了一口凉气，我们的生死处于一线间。虽然在半夜的山梁上冷风习习，可是我们都惊出了一头冷汗。
　　 天刚放亮，几个人牵来一匹大白马，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东洋马。虽然我当兵就在通信营，经常骑马，对这匹显然是受了惊、乱蹦乱跳的大洋马也不敢造次试骑。中午时分，几个战士跑来寻找，见到了大白马立即向我们索要，说是陈赓司令员的。有人不服，说：“口说无凭，你怎么能证明是你们的？”那个小警卫员没理我们，打了一声唿哨，那马立即跑了过来欢跳，又随着警卫员的口令卧倒、起立。我双手一拍，没得说，是陈司令的马，归还。小警卫看见我腰间的枪，跑来一个敬礼：“谢谢首长！”我的天，沾这枪的光，成首长了。那个年头，我军可没有军衔，所以，看佩枪判断。
　　 知道我这把小撸子的人还不少。一天，有人找上门来，拿来一个沉掂掂的布包，小心翼翼打开，一把大号的22式勃朗宁。想起在山里跑反时，王队长说过我的枪中看不中用，是女同志护身的。后来，在紧急时刻，我也觉察到它威力不足，弹夹里只有六发子弹。别人告诉我，真正的好枪是新的大号带连发的勃朗宁，装十发子弹，一枪打过去，能把人打一个跟头。现在，这么巧，有人送了过来。原来，我的佩枪早有人惦记，所以，有人便用这把大号的勃朗宁来换，其实，经历了那场遭遇战，换一把威力大的手枪，正合我意。
　　 反扫荡战役后，我打听到自己原来的部队驻扎在附近，就抽空去看望，从调工作离开他们快三年了，等大家见了面我才知道，原来鬼子偷袭总部那场战斗，就是我们的部队在保卫总部，敌人的武器凶猛，我军损失很大。当下我们清点教导队的同学们，发现一半人都已经牺牲了，我抱着剩下这些战友大哭起来，他们有许多人是红军西路军战士，躲过了馬匪的屠杀，却牺牲在抗日战场，牺牲以后许多人的尸体都找不到。
　　
　　 【二】
　　 1944年继延安整风后，我们太行根据地开始整风，家庭成分高的、有文化的、国统区来的、参军没有介绍人的、找不到证明人的，都进学习班，问题严重的进顽固班，被看管起来。我是个农民出身，没多少文化，因此没我什么事，许多同志被关起来，全部工作都压在少数人身上，我们简直忙不过来。许多人受到刑讯逼供，尽管上面就延安整风出现的问题，提前打了招呼，但运动一旦展开就不管那些。一些原来极左时期受过整的还有经验扛得住，但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同志就惨了，一位姓路的秘书被打得乱交待，他不但说自己是特务，还说他在单位里发展了特务组织，于是更多的同志，包括一字不识的大老粗老红军都被关起来。由于此案牵扯到敌特，部队的敌工部与地方公安局协同办案。县公安特派员韩XX被派到我单位，一次在一起吃饭，他忽然谈到我的枪，我立时警觉，最后我明白，是县公安局长想要跟我换。我以军队与地方武器管理部门不同回拒了他。
　　 某天中午吃饭，这位县公安局长来这边办案，正巧坐在我身边，当然也许是有意坐在我身边，他和我捣闲话说：“你们机关属于部队编制好，配枪挺松，一个营级干部都能用勃朗宁啊！”公安特派员老韩说：“他以前是厂长，现在是总部的科长（团级）。”我没说别的，只是告诉他说：“不管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枪是‘前总’袁处长批的。”
　　 路XX特务组织案，牵扯到七个人，都是各部门领导，包括我的直接上司和许多同事，他们都是37年“事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由于他们坚决不承认又缺乏证据，一直不能结案。后来，时局紧张，大反攻需要充分动员，大量任务压了下来，为扩大巩固我根据地，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是上面下了一道命令：运动立即停止，一概问题等局势稳定后另行甄别解决，于是，大家各回各单位继续工作。
　　 1945年，我们分区司令员要结婚，他的前妻就是总部当年给我安排工作的那位女科长，湖南籍老红军，在42年反扫荡战役牺牲了。现在这位未婚妻是太行地区有名的女县长，由于去分区司令部要路过我们这里，就安排由我招待她住宿，我立刻把我的住房打扫好，安排我爱人来招待她过夜休息。吃饭时，我陪着她，同时注意到她腰里别着一把“掌心雷”——这就是我原来那把1906型勃朗宁小手枪，连枪套都是原来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造反派夺取我所在单位的权利，我们这些“当权派”纷纷靠边站。年底，忽然来了许多“红卫兵”抄家并把我揪到厂里斗争，批斗台上的大横幅：彻底打倒大特务XXX。我怎么成大特务了？原来，路XX特务案当时作了一个总结材料交给上级部门。XX县公安局领导及韩特派员等在分析案情时，那个县公安局长说：“路XX上上下下交待了那么多人，而他与XXX厂长关系最密切，交待的名单里怎么没有他！是不是有意隐瞒？”最后，他们写了一个分析意见，很武断地认为我有特务嫌疑，建议控制使用。这个材料没有直接上报，而是塞在我的个人档案中。过后我细究此事，感到一切起因皆因为这把勃朗宁手枪，而且，他们特意说我的手枪未交回，其实我进学习班以前就交还前总后勤部军械部门了。也许，我这么想有点儿小心眼儿，也许县公安的人不至于为了一把手枪诬陷我，他们这么做，也许是对革命事业的最大忠诚，不漏掉一个嫌疑分子，至于我个人，这几十年受些委屈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由于这件子虚乌有的特务案作祟，有几个革命几十年，战争年代都挺过来的老同志已经在文革初期自杀身死，他们死后多年才得到平反。
　　 厂里造反组织当初接管了组织部门的档案室，在我的档案袋中翻出了这份“特嫌、控制使用”黑材料，于是如获至宝，以为挖出了大特务，为了彻查我的历史，他们前往中央组织部查阅我的档案，结果发现，那是个已经由中组部甄别平反的错案，而且上面也没有我的名字。
　　 1973年工厂革委会组织部门派人向我宣布平反决定，我向组织表示感谢，感谢组织弄清原委、还我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