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凤凰台播出了一个系列节目《李敖有话说》，记不得在哪一集，李敖说起在山西太原的生活，拿出了一张他骑着木马的老照片，我推算了一下年代，他拍照时候早我十年，李敖大我十岁，他住太原时间早我十年，也就是说我们拍照时的岁数差不多，他在太原理应住在我居住的小东门，因为解放前那里是有钱人住的地方，照相馆当年也不会多，如果是这样，我骑的这匹马就和他骑得也许是同一匹马。拍这一张的情景记得很清，当时让我伴着一盆花丛，我不乐意，指着照相馆角落的一匹木马，老爹只好依我。说这些不是为了与名人挂靠，感到有趣的是十年光景，已然改朝换代，我随着老爹进城当城里人，他流落海岛当民国遗民。
　　 当年清军入关，靠的是马上得天下，李敖的父亲是教授，似乎从前清到民国，文人也善于骑马射猎习武，似曾国藩、左宗棠那样进士及第的将领有不少，从满清到民国，地方团练首领也是文人居多。
　　 我们的长辈们在马上争夺天下，作为后代，自然对马感兴趣，于是拍照时想骑木马，是那个时代的影响吧。到我的孩子小时候拍照片，骑上了三轮车，再到了孙子辈，应该是电动轿车了。
　　 骑马的滋味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年我在回老家，看见在大山里驰骋的侄子们不用马鞍，辔头和缰绳，纵马在陡峭的山坡上奔腾，如果适逢战争年代，山里的孩子们是天然的骑兵。
　　 小时候听母亲说过，她作为童养媳到山里和我爸完婚，晚上她摸我爸的屁股，“没有肉、全是骨头”，这就是骑马的结果。那时代，我老爹已经调到部队工作，经常要出差到涉县，到邯郸，全凭着骑马。后来他就得了一种病，叫黄水疮。由于经常骑马，结痂后再次裂开，两腿内侧经常鲜血淋漓，到了47年进军中原，他无法随军南下，只好调回工厂。他在长治当厂长时候，就不骑马了，换成了“三枪”自行车，每天晚上我坐在门口，看见路上过来骑自行车的人，就赶过去叫爸爸，经常认错人，可见当时自行车不少。这车子在太原时还在，我经常摸那车牌上三只架在一起的长枪，同时看着挂在家里墙壁上的一只小马枪，后来调北京没带过去。
　　 我出生后立即就感染了黄水疮这种战争年代的“寻常病症”，脸上、腿上、胳膊上都在流脓，脱衣服要用剪子剪。直到如今，我的手腕上还可以看到依稀的疤痕。
　　 对于黄水疮最后的记忆是50年代初到北京后，上小学时，耳朵边还经常流黄水，最后结成一条硬硬的，像松香一样的黄痂。
　　 如今骑马运动已经是一种健身运动抑或是有钱有势人身份的象征了，我当年这张骑木马的照片只保留了一丝微弱的时代信息。和平年代的人们对马的热爱体现在欣赏徐悲鸿的绘画《奔马》，这就是纸马的时代了，人说盛世兴收藏，纸马要比真马贵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