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少年时就已离开了故乡，全家也搬到县城，至今已近40年了，可每当回故乡时，村里人还是叫着我的小名说：“回咱家吃了饭再走。”听了心里暖暖的，即使是年青人不认识我，经大人介绍说：这是咱村的人，你们应该叫爷爷、伯伯，年青人马上就热呼起来：听父亲说过，您和我父亲小时候……讲出一串串我在故乡的往事，有的事连我也淡忘了，他们还记着，故乡热土恒温在，牵动游子思乡情。
　　 一
　　 我的故乡在太行山上榆社县南河底村，虽离县城只有4公里，但也只是百余户的小山村，但有两个特征明显：泉水河与浊漳河在这里相汇，形成一个“丁”字形的开阔地，河畔树林连片，滩地肥沃；这两条河成“Y”状伸向北方的源头深沟里，每条沟有数十个村庄，这里成了交通要道，成为战时兵家必争之地。村庄座落在泉水河南岸，村名由此而来，以前为了不占耕地，住所建在东面的黄土崖下，均为土屋和窑洞，集中在南北两个岭凹内，中间有一高高的崖岭，远看形如凤头，老人们称村貌为“凤凰双展翅”，两边延伸的土岭如两翼半圆呵护上、下村（北为上、南为下），凤尾处为岗梁地，由于岗滩地各占半数，天旱涝均有收成，是北厢的米粮之地。夏天披上绿装，满目青翠，秋天一片金黄，五谷飘香，太行山上的飞禽走兽几乎在这里都可见到，构成一幅鸟语花香、小桥流水的自然生态美景，尤其在春季，山岗上地边沟汊里、民居的房前院后，桃花红杏花白，村庄像穿上花衣的姑娘。我记得还长有多株秋树和香椿树，秋树开的花有茶杯大，姹紫嫣红，离老远就可闻到浓浓的芬芳香味，香椿树更味大，采下叶子可在炒菜时当作料用，香味独特。至于那山花野草就更繁杂了，好多中药材在山岭上都可找到，沟里还时不时发现“龙骨”。在这沟、岭、河、林里留下了我童年的足迹，与玩伴们寻食青杏野果、捉鱼虾王八玩、采花捉兔掏鸟蛋，稍大后帮大人到地里干活，放牛驴还顺便刨药材、找龙骨，美好的记忆至今还在梦中浮现。
　　 在解放初上村中间还建有老爷庙、夫子庙、土地庙，庙院里盖一戏台，是村民当时的活动中心，过年时到庙里敬香，以祈一年平安福泽，正月里唱大戏，一直热闹到春耕为止。庙兼做村的库房，戏装道具等存放里面，我们在放学后偷偷钻入庙里，拿着刀枪学着戏里对打起来，还乱捣锣鼓，很是开心。庙里的泥胎面目很怕，我们用戏装给蒙起来，在庙的屋沿上放着好几个石佛头，倒是慈眉善目，老人们说是从河上游漂来的，不知确否，在后来拆庙时不知去向了，现在想来那一定是珍贵的文物。我上小学时还没有教室，在寺庙里、戏台上上过课，后来借占了三间民房，自带小马折坐，课间教唱“自愿军军歌”，听村干部讲“最可爱的人”在朝鲜打美帝的英雄事故，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度过了小学生活。
　　 二
　　 我的家在下村少见的一座四合院里，原是一户富农的院，在土改时，正房分给了本姓一户党员家，我们称二大爷，西房和南房分给我家，东房留给富农户住，在抗战时房子都被鬼子烧了，抗战后我家和二大爷家又重盖了新屋顶，而富农户没再翻盖房子，在东房后的崖头根挖了一眼很深的窑洞，深入10余米才开了个窗户，白天进去也黑暗暗的，在窑洞上边的崖上，长有一丛老榆树，更增加了窑洞的阴暗，树上常有喜鹊和雨嚓嚓鸟光临，给我添了兴趣，大人们告诉我：“喜鹊叫，客人到，雨嚓嚓叫，大雨到。”这两种事对我都有“好处”，客人来了做好饭吃，我也总能尝到点，下大雨大人歇工了，就可和我们玩，所以总要多看几眼老榆树，看飞来了什么鸟。
　　 这个院子里住三家，本是同姓同族，按当时政治观点说，两家共产党员，一家富农。我父亲是本村第一批3人秘密党员之一，其中两位受党外调工作牺牲了，成了烈士，父亲担任了党领导的村第一任村长，在抗战时带领民兵打鬼子，抗战胜利后被评为“太行杀敌英雄”，政府奖给他一枝步枪放在家里，直到文革前上缴，二大爷在后来入党，开始在村也是个干部，但性格不好，说话没谱，相处的并不和谐。我村无大富户，最高成份是两户富农，同院的这户富农孩子与我同辈，我叫他留哥，大我几岁，他父亲在土改时让镇压了，母亲改嫁，就剩爷孙俩人。就“人性”来说这家并不坏，土改时我父亲已调到榆次当敌后武工队干部，在他回来时惋惜地说：“留孩的父亲不该死，在抗战时献粮捐款买地雷，积极支持抗日工作，是个开明人士，是极左路线害了。”留哥与我合得来，儿时不懂政治，经常在一起玩耍，二大爷的孩子身高力大欺负我时，留哥保护我，孩子们恼一时好一时的事不记的了，而政治方面的“隔骇”则越来越大，尽管留哥爷孙躲到深窑洞里，也逃不过运动劫难。
　　 三
　　 文革时我上中学，也好回家。留哥断断续续的故事，勾勒出了一段极左时期的农村政治生活画面。
　　 留哥性善仁义，其实是个好孩子，土改时他还不懂事，也没享受了几天富农生活，而他却承负了半生的富农“责任”。记得儿时在一起干活时，我力小，他总来搭把手帮忙，与人说说笑笑，长大懂事后受政治压力越来越少了，干活越来越多了，心灵手巧又实在，村干部就派他放羊，这样他更避开了人群，与羊群为伴，整天游荡在山岭上。我和弟妹们上学、参军、参加工作走时，他都默默远送，不敢在人前近呼，怕他成份不好“影响”我们。他对自己的人生前途不敢做好梦，记的在二弟参军时，他相距好远一直相送，二弟停下来等他想说几句话，他不肯过来，我们向他招手时，他在抹眼泪，也不知是哭惜别，还是哭地暗淡的前途……
　　 说起留哥的人善，童年捉放兔子的事影响很深。在一个秋天的谷地里，我、留哥和父亲是烈士的一个哥拾谷穗，发现了一只小野兔，跑不快被我们捉住了，很好玩，带回家做了个木笼囚起来喂养它，后来发现夜里有只大兔子老围着笼子转，我奶奶说：“那是兔妈妈想孩子，你们放了小兔子吧。”留哥立即打开笼子放走小兔，望着跟着兔妈妈远去的小兔子，留哥突然嚎啕大哭，引的那个哥也哭了，我以为是哭小兔子，后来俩个哥哥告诉我：看着小兔子跟妈妈走了，想起他们的妈，两人的父亲死因不同，但妈都是后嫁走了，他们过着没有妈的生活。哪场战争，哪次运动……
　　 留哥的又一次痛哭是在文革中，那时运动也波及农村，也搞两派群众斗争夺权，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被视为坏人，开始斗争走资派，是村书记、村长，富农成份要批斗，掌了权的一派批另一派，他也要批斗，反夺权再培又一派受批判，他成了批判会上的“老演员”，因为他是名牌的坏人，批他以显示最革命。会后他丧心痛哭，他本人没有剥削过人，没干过坏事，他不可选择的家庭出身，使他不敢做好前途幻想，“阶级斗争天天讲”，使他不敢抬头生活，那场浩劫……
　　 在改革新时代我再见到他时，他脸上有了儿时的笑容，说他的成份改为“社员”了，孩子们都上学了，他以放羊的特长“发羊财”脱贫了。村里人早已从运动的阴影里走出来，相逢一笑泯恩仇，“哭了，笑了，都在这圪塔土上”，又开始了致富创业竞争。抗战、土改、文革都已成了历史，该铭记的原则，群众会掂出份量，该忘却的创伤，老百姓会用宽容抚平，向前看生活，这块热土还在温暖着乡亲们的心……
　　 四
　　 我们的四合院里有两株大枣树，院子三家共有，长在院里的枣树也应该共有，可二大爷说是他家的，我父亲不予他争，留哥的爷爷不敢争，就认可成一家所有了。现在来说枣树实在不算什么，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灾害”时期，天大旱地不收粮，都挖野菜吃，有人饿死。那枣树还照样挂枣，个大核小肉甜，红枣枝一直伸到我家的窗前，那时我和弟妹们都还小，饿肚子看着红枣真难受，诱惑力太大了，我奶奶告诉我们一个也不要吃人家的，我们都还算有点“骨气”，就那么尴尬熬着。我决心也栽两株枣树，和弟弟从姥姥家刨了树苗，栽到南房后面，居然成活结枣，待树大时我们已搬走了，留哥给我们看着枣树，到枣熟时叫我们收枣。我们没再去打枣，让像我儿时嘴馋的孩子们随意去吃吧，实在不是想它的经济价值，是还儿时的心愿，而且我在县城的新院里又栽了两株枣树，看着它就想起老家窗前的枣……
　　 枣的思念使我忘不了穷苦的岁月，“栽下树就会有果实”，激励我奋斗改变生活，溶入改革的大潮中。乡亲们的眼光也早已从枣子上移开了，投向了比“树”高的目标，村里建了砖厂，养殖专业户，运输专业户，大棚蔬菜基地，种果核桃等经济林，走上了致富路。村民都从平坦处盖起新房，构成一片新村，上、下旧村已成历史，公路铁路穿村而过，像标上了新时代的“条型码”，在输送农产品的同时，输出了大批打工者，送出了一批又一批大学生，下太行山创新业，他们和我一样，虽离开了家乡，还和家乡牵着思念，传导恒温。
　　 故乡也有悠久的历史，传说赵王石勒在圈马沟养过战马，乡人韩高随他征战成为将军，死后叶落归根葬于“将军上”（村地名），他住过的地方名为韩高峪。而实载的是抗战历史，常文华带领村民兵在土地垴、沙圪梁（村地名）两次伏击日寇，打死十余名鬼子和伪军，被驻堡下村的太行军分区首长表扬说：“守住了解放区的南大门。”还输送出了一大批南下北上干部，出了四个烈士。今天的改革成果更在与时俱进刷新，真的接到过村通向四方的“轨”上了，随祖国快速发展。
　　 我的先祖长眠在这块土地上，我也会叶落归根的。故乡永远是块恒温热土，尽管经历沧桑风雨。是土热了心，还是心热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