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团体为保卫中华民族和国家完整，统一而联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反侵略、反奴役、反屠杀、反迫害的正义战争。
　　 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的初始的愿望是保住国家、不当“亡国奴”,但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逐渐表现的是三种社会制度、三种社会形态、三种社会势力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和日伪政府的殖民地势力以及国民党政府维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势力的斗争，是光明和黑暗的斗争。抗日战争是三种社会制度、三种社会形态、三种社会势力的深刻较量，较量到最后的结果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制度、社会进步势力打碎腐朽落后的旧制度、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制度为最终结果。
　　 随着历史年代的久远，加上历史教育的缺失，社会浮躁情绪的普遍增长，有些人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渐渐淡忘，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人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产生摩擦斗争的必然性都产生了怀疑，甚至有极个别人对抗日战争的必要性都有所怀疑，这是极其错误的。
　　 本文将以大量的历史史料对三种社会形态进行对比分析，浅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兼论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力量和作用。
　　
　　 一、以日本为代表的日伪殖民地社会形态
　　
　　 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代表的日伪殖民地政策的核心即是统治、压迫、奴役、掠夺、屠杀、残害被侵略国家人民，达到其扩张、统治世界各国人民的罪恶目的。
　　 早在1907年4月1日，日本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又称满铁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首任总裁后滕新平就叫嚣：“不把满鉄看成是一个盈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或帝国发展的先锋队。”的确，满鉄不仅经营南满铁路，还控制了大连、旅顺、营口等港湾交通和进出口贸易，还经营着东北地区矿山、金融、电业、农业、森林以及学校等各种经济、文化事业；满鉄还经营着所谓的“满鉄附属地”——即南满铁路两侧各31米及车站附属用地，这使满鉄沿线成为一块独立的国中之国。不仅如此，满铁还担负了各种对华情报调查任务，建立了庞大情报来源的“满鉄调查部”，情报不仅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资源，也有民俗、民情等。满鉄的情报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均提供过直接的情报服务。
　　 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而攫取支那之利源。”
　　 1931年1月24日，满鉄前副总裁松岗洋右和调查科长佐多弘治郎也叫嚣：“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这）是我国的生命线。”
　　 1931年4月，日军参谋本部提出实行殖民统治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不久，日本侵略者便发动了事变，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四省，并于1932年3月扶植起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政府。正如溥仪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所说的：“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国家”，“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实际上是由日本次长操纵行政。”“完全是关东军干的”，“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这就是殖民统治的傀儡政府儿皇帝的真实写照。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操纵伪满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残酷镇压，在经济上实行疯狂掠夺，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以达到把该地区完全变成任它奴役和宰割的殖民地。
　　 1934年4月18日，日本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忠诚的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1935年12月18日，在日本政府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之下，由亲日分子把持并有日本顾问参与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日本称之为“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进攻，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全面的战略进攻，提出要“三个月灭亡中国”，“为制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企图把中国全部变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在逐步侵占华北的同时，于8月13日向上海发动进攻，12月初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寇对南京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
　　 1938年4月，日军大本营提出：“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10月27日武汉沦陷。10月29日广州也沦陷。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底，日军将正面战线推进到包头，沿黄河至凤陵渡，以及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九江至杭州一线，并占领了广州及附近地区。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了1800公里，占领了中国五分之一的国土，到处烧、杀、抢、掠，制造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大屠杀和无人区，并在所占领的土地上建立起从属于侵略军的傀儡政府，力图把中国的沦陷区变成日军统治的殖民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彻底地实行殖民统治下的所谓“王道乐土”。到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建立，使日寇的殖民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日本的殖民经济掠夺与殖民奴化教育、殖民文化亦达到了最高程度。
　　 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等。仅以日寇占领东北为例，据伪满统计，1931年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为24.3万吨，1932年为32.2万吨，1933年为45.3万吨，1934年为40.9万吨。掠夺的煤炭：1932年为703万吨，1933年为885万吨，1934年为1055万吨，1935年为1127万吨，1936年为1214万吨，1937年为1266万吨。农业上掠夺每年运往日本的大豆达132万吨，大米数百万吨，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多万元。
　　 1931年到1937年间仅从关内骗招、抓捕和押运到东北的劳工即达到310.8万人，这些劳工被抓到工厂、矿山，受尽非人的虐待和折磨。超时、过量的强制劳动，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疾病流行、事故不断，成批的工人无辜致死，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张岭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发现50多处“万人坑”，掩埋着60多万具被残害中国劳工的尸骨。
　　 从1937年至1945年，日寇仅在华中每年平均掠夺运往日本大米就近千万石以上，八年间掠走的煤炭3000万吨以上，铁矿石300万吨以上，棉花达400万担以上，盐达1000万吨以上。这还不包括日本驻屯军消耗掉的物资。
　　 中国军民在自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1000亿美元以上，其中50﹪以上均为日寇掠夺我国的财富用于对我国的侵略。
　　
　　 二、国民政府维护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911年武昌首义，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但是，纵观二十世纪自满清灭亡至“九·一八”事变（即1911年至1931年）的二十年中，虽然孙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提出了要实现“三民主义”，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力图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但是由于长年军阀混战，国家不统一，国力日衰，加之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大权落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之手，随着蒋、汪相继背叛革命，国民党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逐渐变成了一个完全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独裁的政党。国民政府虽然实现了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已变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府，也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同样也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被动和挨打的局面。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企图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历史并没有改变。
　　 随着1928年蒋介石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实现了军事专制的独裁统治，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外则投靠和投降帝国主义，对革命人民则进行血腥镇压，企图扑灭民主革命的火焰。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消灭‘共匪’……则不能御悔。”在“九·一八”事变前夕（8月22日）在南昌又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正规军部队加上在乡的军人和满鉄沿线警察总兵力仅2．34万人，而在东北关外的东北军却有近20万人，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不战自溃，丧失了东北大片领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尚不足半年，1932年5月21日，蒋介石便又在汉口成立了“剿共”总部，自任总司令，调集63万兵力，拨出了3500万巨款，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
　　 1933年4月6日，正当长城抗战激烈地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电告各“剿共”将领们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患，则决无以御外侮。”“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立斩无赦。”
　　 1933年1月5日，张学良在长城抗战前线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援：“前经宋（子文）部长汇借五十万元，业已用尽，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14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也承认：“前线队伍万分困苦，汉卿确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筹集五百万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进行“剿共”，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1933年初，日寇陆续攻占山海关、热河、赤峰、承德、北戴河、唐山、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3月29日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8月21日，方振武、吉鸿昌所部在张北地区与日军激战：然而，1至9月份蒋介石却又批拨数千万元，纠集100万兵力，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到江西督阵，用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长期围剿。
　　 蒋介石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屈辱、投降的卖国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军队爱国人士的反对，陆续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和“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罢兵联合抗日，但即使是蒋介石暂时停止了内战，在共同抗日的过程中，仍然对中共的军队和地方势力的军队以及国民党的嫡系军队分为三、六、九等，限制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数量，少给或不给军队给养，对地方派系的军队则减量发放给养和武器，而把大量先进武器和大批给养发放给嫡系武装，企图借用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和地方派系。甚至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时机，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企图和日寇联手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皖南事变”就是蒋介石扼杀抗日武装的有利证据。只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才使得岌岌可危的联合抗日能够维持下来，坚持到底。由于蒋介石的上述做法，造成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大量分化。抗战初期国民党派到敌后的兵力达到100多万，但游击战却没有打成；由于向民间掠取过多，结怨于民众，得不到民众的支援，都失败了。曾任北平燕京大学的英国人林迈可曾指出：“1941年在敌后作战的中央政府军队有近100万人。……很大一部分却可耻投奔日方，并成为汪精卫属下的傀儡军队，（汪精卫的伪军百分之六十以上是以前的国民党军队）。自1942年以来国民党军队中已有67名将军投降日本人”。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大片的国土沦丧。在国土资源富裕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相继沦丧之后，中国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国民政府的财政体系受到了严重破坏，财政税收骤减，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军需民用物资极度匮乏。由于失地尽是沿海经济繁华地区，占战前每年税收总额80%以上的关税、盐税和统税三税瑞锐减。1936年与1939年相比较，关税由36900万减至8600万，盐税由22860万减至10100万元，统税由17500万元减至1900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1939年1月在财政报告中说：“就财政而言，历年收支本感不敷，抗战以后，税收不及平时一半，而支出则倍于从前，此一年半之亏短达二十亿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