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陕北保安城（现志丹县）一个边塞上古老破陋的小城，党中央在这里重新开办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最早成立于中央苏区，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红军长征中，“红军大学”改编为干部团。为了培养新的军政干部，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开办了“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我随红廿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七年，党派我到抗大学习，那年我才十八岁，已经是参加革命五年、经过反“围剿”和长征锻炼的红军战士。
　　 我在抗大渡过了整个青春时代，抗大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抗大是我的母校，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
　　
　　 一、我当“小指导员”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军开进延安以后，抗大由保安迁到延安，她象磁石一样吸引来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抗日的仁人志士；又像心脏输出新鲜血液一样，向全国各地抗日战场和敌占区输送大批骨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抗大前后培养了十几万名干部。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大批知识青年、各阶层人士，为了抗日救国，追求革命真理，冲破层层封锁线，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抗大学习。连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将领都在抗大学习过。许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也来到抗大学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统一战线团结了全国各阶层人士。
　　 “革命青年来者欢迎”。黄河之滨聚集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日。抗大招来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哲学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体育专家、电影明星……等。
　　 抗大由初具规模的八百人，很快发展到二万七千多人，先后成立了十二个分校。那时我在抗大总校二大队六队（原为直属队），这个队有一部分红军团以上干部，有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团以上军官组成。
　　 一天，校政治部负责人找我谈话，让我在六队担任指导员，我一听就慌了神，忙说：“我怎么行呢？”找我谈话的领导同志说：“哎，就是要让你去！”我知道组织已经决定了，就爽快地答应道：“当就当！”就上任了。
　　 那时六队除了公务员小魏十六岁外，大家年龄都比我大，我学着其他政治干部的样子开展起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我“抗大的小指导员”。
　　
　　 二、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给抓住了，这个喜讯传到抗大，同志们甭提多高兴了。我们部队有个大个子班长正在炕上擦枪，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高兴地跳起来，一下子把炕蹦塌了。
　　 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头头，最坏。同时，还抓住陈诚等十几个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回……可事情出乎大家意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把蒋介石放了。
　　 开始我和大家一样想不通，蒋介石打了我们十年，杀了我们多少人，好不容易抓住他，怎么放了？我是指导员，但对党的统一战线开始也不太理解，我思想上搞不通，怎么能做别人的工作。
　　 为了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凯丰同志给大家上课，他说：“日本人希望我们杀老蒋，好扩大中国内战，以便乘机侵略中国。再说，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有第二个蒋介石。不杀他，逼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不是更有利嘛？”我终于想通了。
　　 于是我积极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还把抗大印发的统一战线问题的小册子发给大家，结合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事实来正确认识“西安事变”，大家很快就想通了。
　　
　　 三、一个国民党军官的立场转变
　　
　　 六队有个叫徐卫民的，是国民党复兴社成员，他过去反对共产党。他来抗大对我们说：“兄弟来延安学习贵军贵党的抗日本领。”
　　 由于我们学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他的抗日要求表示热烈欢迎。
　　 有一天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过去和你们打了多年，现在为了抗日我才来的，将来回去还要打你们。”我回答说：“现在先团结抗日，以后的事，等将来看形势发展再说。”
　　 就是这样一个旧军人，学习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后说：“共产党的主张好，经验好”。
　　 后来这个徐卫民经过学习和改造，转变了立场，毕业后说什么也不再回国民党军队了，留在抗大当了一名教员，为抗日和民族解放事业而努力工作。
　　 可见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非常英明，正确，深入人心，连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了抗大是培养人材，锻炼和改造人材的革命大熔炉。
　　
　　 四、挖窑洞苦中有乐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调到抗大总校五大队任宣传股长。当时抗大在党的领导下越办越大，人材越聚越多，抗大的学员很快就增加了三十几倍，最多时有二万七千多人，因此吃住的矛盾非常突出。毛主席及时提出：“自己动手挖窑洞，建设新校舍。”号召我们艰苦奋斗建抗大，也指明了办校的方向，广大教职员工积极响应。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在大会上作动员说：“根据毛主席指示，我们抗大有能力、有条件完成任务。一、我们有劳动力。二、延安周围的土质适合挖窑洞。三、我们有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在延安周围建立新校园。”动员后大家就分头准备工具，选择地点，研究挖窑洞的办法。在罗瑞卿副校长的带领下，挖窑洞开始了。迎着清晨的阳光，大家扛着镢头、铁锹，推着小车，千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分散在延安附近的黄土山坡上。延安城到处唱着《建设新校舍之歌》：
　　
　　 挖窑洞建校舍，是我们的光荣事业，
　　 挖窑洞为学习，学习为抗战！
　　 我们不怕任何困难，我们永远勇敢向前！
　　
　　 一天，我们五大队摸索了一个挖窑洞的新方法：先将山坡切成“L”字面，按窑洞开头将上下左右都挖空，中间剩下个大土块，像块大石头，大家用绳子拉，撬杆撬，用力将土块推倒，这挖进度快多了。
　　 罗副校长听说后立即赶来查看，正好赶上我们拉撬大土块，他撸臂挽袖和我们一起干起来。为了使大家力量保持一致，罗副校长亲自指挥。他用力地挥舞着手臂，由于嘴巴负过伤，他只好咬着牙喊：“加油！加油！”他每喊一句，大家一齐用力——“嘿！”大土块就松动一些。
　　 在罗副校长的指挥下，大土块很快被大家推倒了。挖窑洞中间休息的时间虽然很短，慰问团的同志还抓紧时间，给大家表演几个小节目，欢声笑语解除了大家的疲劳。
　　 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奋斗，三百多个新窑洞建成了。古老的延安城显得更加壮丽，宝塔山下延河畔景致更加迷人。夜晚，东面北面小坡上灯光齐明，把宝塔山围在几层金黄色的光环里，光彩夺目。西面的凤凰山更显得雄伟挺拔，清清的延河水微波荡漾，古塔在月光下像守卫着延安的哨兵。一个窑洞一盏灯，好似一颗颗金珍珠撒满山坡上。
　　 在庆祝新校舍落成典礼大会上，罗副校长宣读了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在我们面前是不怕任何困难的，即使最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它，红军是天下无敌的。”挖窑洞使同学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变得坚强了。有个窑洞是女同志为主挖成的。有几个女同志还是富裕家庭出身，故此大家都叫它“小姐窑洞”。后来有些窑洞中央首长还住过，这窑洞冬暖夏凉，住在里面可舒适呢。
　　
　　 五、“抗大校歌”唱起来
　　
　　 一九三八年夏季的一天，在中央礼堂召开干部会，参加会的有几百名抗大的干部。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校训校风，由凯丰同志作词，吕骥同志作曲写成“抗大校歌”。歌曲刚发表，大家都不会唱，利用会前时间，由总校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同志教唱。胡耀邦同志精神抖擞地来到台前，有力地挥动双臂，一边教唱，一边用手打拍子。他声音洪亮，开始他唱一句谱，大家跟着唱一句谱，唱过几遍谱之后又教唱歌词：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句比较难唱，大家总唱不准，胡耀邦同志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教唱这一句，直到大家学会为止。一九三八年中央领导同志们常来抗大讲课，作报告，我们经常集中上课。每次课前，各单位就组织起来拉歌赛歌。会场内外，歌声象海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为了拉歌子，各单位不但有自己的指挥，还有啦啦队，每次拉歌子时，啦啦队非常活跃，大显身手。二大队八队队长李志民同志是著名的啦啦队队长，他拉起歌子来，喊得最响，叫得最齐。一次有个啦啦队员把一只深棕色的大手套套在脑袋上来回摆动，指挥大家喊拉歌号子，随着他喊：“X大队，来一个！一二三，快快快！”大手套的五个手指头在头上来回摆动，很逗趣，会场气氛活泼得很啰。
　　
　　 六、亲历“黄克功事件”
　　
　　 抗大培养干部的首要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能成为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骨干。抗大的学员，有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也有成千上万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文化水平各不相同，每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别。他们虽然朝气蓬勃，有着高昂的抗日热情，但刚脱离开旧的生活环境，也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当时的“黄克功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黄克功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才廿几岁，中等身材，人比较精干，又有文化，能讲课，担任六队队长。一九三七年，他和山西省大同市来延安学习的女高中生刘茜谈恋爱。刘茜二十岁左右，人长得很漂亮。他们建立恋爱关系时间不长，黄克功就提出要求结婚，刘茜不同意。十月的一天晚上，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东岸，宝塔山北坡下交换意见，哪知两人越谈越不投机。黄克功逼婚不成，一气之下竟掏出手枪将刘茜打死在河滩上！
　　 第二早上起来，我们集合在延安东城墙上，由北平来的一个女大学生教唱《冲锋号》这首歌。可唱歌时，许多人注意力不集中，不时向东南面河滩上观望，延河河滩上围了一群人，原来他们在看刘茜的尸体，保护现场。
　　 当时黄克功也和我们一起学唱歌，看得出他的神情很不安。
　　 吃过早饭，抗大保卫部门来人把黄克功带走了。黄克功承认打死刘茜，经检查他的手枪还没擦，子弹也少一粒。证据确凿，就把他关押起来。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非常震惊！案情大白之后，大家都很气愤，一致要求严肃处理。
　　 为这件事，毛主席亲自给法院院长雷经天同志写了封信，指出黄克功虽有功劳，但他逼婚未成，打死刘茜，犯了严重罪行。毛主席强调了法制，并同意处以极刑。
　　 我曾和大家一起到关押的地方看过黄克功，他反背着手迎窗站着，望着我们，一脸的懊悔。我们气愤的同时，也替他惋惜。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在宝塔山北面的清凉山下，延安飞机场附近，召开了各界群众数千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公审台面北向南，庄严肃穆，雷经天是个大个子，很有法官的气魄，他主持大会。
　　 黄克功被两个背短枪的同志押到审判台下，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雷经天接着宣读毛主席写给他的信，然后宣判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开得时间很短，气氛非常严肃。
　　 黄克功被押到清凉山下，在安葬刘茜的地方被处决了。许多老百姓感叹地说：“长征的老干部，多不容易啊。但他犯了严重罪行，还是被枪毙了。共产党的纪律严明啊！”通过黄克功事件，我们吸取了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不论什么人都要认真学习和改造世界观，否则就会走上危险的道路。
　　
　　 七、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成长
　　
　　 抗大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洛甫（张闻天）、陈云、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抗大讲过课或者做过报告，各级首长亲自抓抗大的工作，当时担任新四军代理军长的陈毅同志就曾担任过抗大五分校的校长。
　　 一九三八年九月，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就来到抗大做形势报告。
　　 武汉失守后，日寇的侵略气焰非常嚣张。国民党军队恐日症越来越厉害，逃跑比兔子都快，使日寇更加不可一世。他们派飞机轰炸延安，大礼堂也被炸毁了，形势很严重。
　　 这天我们集合在原来延安府衙门的大院子里，听周恩来副主席做形势报告。周副主席穿着浅灰色便服，讲起话来嗓音洪亮，吐字清晰。他说：“全国的总情况是日本人在进攻，国民党在退让，形势很严重，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周副主席精辟地分析了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说：“我们是正义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是非正义的。我们的抗日战争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的抗战，有国际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援。”周副主席重点讲了：中华民族是不可欺侮的。他讲了很长时间，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事例，他讲话非常有感情。最后他说：“现在不光是穷人，凡是爱国的人都起来了，都要和日本帝国主义干。”周副主席是个非常好的演说家，他的江苏口音非常清楚，声音宏亮，他讲了形势之后，大家增添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力量和勇气，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注定要失败，看到抗战的光明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