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不由的想起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学时代的同学，我还能记起多少？于是，我就努力的去回想我那难忘的中学时代，能记得起的同学。说真的，同学毕业后各奔四方，彼此想聚在一起叙叙旧，还真是件不容易易的事儿。
　　 每个上过学的人，或多或少的都有与自己同窗几载的同学，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这些同学中，最容易记得的是踏入社会前的同窗好友，而最容易忘记的却是中学时代的同学。小学时的同学多是一个村里的，毕业后还能经常见面。初中时的同学已是来自各个地方的了。毕业后在想在一个学校或一个班就读，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到了高中毕业后，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名落孙山。同学各奔东西想见一面就更不容易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同学的音容笑貌已淡出我们的记忆。甚至连同学的名字我们也没有了印象。现在，凭着记忆再把那时的同窗记起来也是难得很，不说那我曾单恋过的女同学，（后来通过百度及别的方式得到了她的手机号并与她通了电话，记得十年前曾在建康路的志德量贩见过她一面，聊了几句后一别又是十年）也不说那因为同情我的生活处境，而偷偷夹在我书中两元钱和一张字条的女同学。只说说除此之外印象最深，我能记得起的那些同学。
　　 我呢，因为是个性格很内向的人，从来不会主动和哪个同学交朋友。又不像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吃住在校，与同学接触的时间也长，彼此也有更多的相互了解的时间，更有难以割舍的情怀。那时，因为学校离家有六七里地，家中经济条件也很不好，因而，天天都是步行上学，每天都匆匆忙忙的。平时几乎没有与同学交流什么。所以，初中时的同学我已记不起多少了。
　　 记得初一那年，有一次语文老师发现我的作文和我的同桌一字不差，就让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你抄他的，还是他抄你的？”我很诚实的说：“我抄他的。”记不得以后老师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篇作文的题目是《满眼春光又一年》，我的同桌的名字叫程星会。初二时，因为分班我就不常见到他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初二的时候，我曾向老师举报考试时作弊的一个女同学，她叫李乔。但自己也作弊了却不敢向老师坦白。也记得一个个子很高的女同学，夏天穿了一条很炫的连衣裙而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那之后，再没见到她穿那条雪白的，胸前有一朵红花（那时也没去注意是什么花，更不知道是什么花）的连衣裙。但却记不清她的名字了，只记得她姓王。1990年3月的一天，因为我替单位的领导参加市里召开的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大会，而去了市党委大会礼堂。在那儿我见到了分别八年之久的初中时的同学常卫军。那时，他在市盐业公司当秘书。他可是我班的“假妮儿”，天生一副好嗓子。那之后，二十多年了也是再没见到他。他对自己的工作还不太满意，想自学法律以后想调到平顶山。那时他也没结婚。与他闲聊中得知我的同学的一些情况：罗会武分到了市房屋开发公司，白贺斌分到了工商所，郭玉琴分到了绿化处，夏伟分到了了一橡胶厂宣传科，刘国红分到了市外贸学校，郑杰分到了郑州市某单位，王建设还在新乡医学院上学，（他的个子与我差不多，那时我俩的个子在班上算是最低的）我的同桌张毅乐在焦作矿业学院学习，王文杰在市食品公司。1995年与妻子办结婚手续前，去公疗医院做婚前体检时，在那里我见到了初中的同学（那时他已是内科主任）张志杰。也记得在东城一高教学的郭红英。还有那毕业三十年了还不知音讯的高芬、杨华兵、尚伟民、田松峰、徐立功、王展、陈宏伟等。
　　 记得1986年上大学前，与父亲一起拉着粮食到八一路与劳动路交叉口附近，到那儿办我的粮食关系和户口时，我好像见到了我的初中同学代瑞敏，好像当时就是她给我们办的手续。只是那时我没敢认她。如今也不知她的情况如何。
　　 2000年8月的一天，在市交通局家属院我见到了我初中时的同学张新立，(却不记得我们也是高中同学)当时见他开了一辆车牌是豫Dxxx的警车，说了几句话他要去办事。初中毕业后一直没见到过他，上大学时有一天意外地收到了他的来信，很是惊喜 。那时他已考上了开封警校，我大学毕业后也没能与他联系上，偶尔的在电视上看到了接着采访他的镜头，好像是在1995年6月8日的我市八一路的储蓄所遭抢劫案件告破后的事。记得上初中时也去他家了几次，一起做作业。他家那时在健康路东小铁路路西那一片儿。如今有十几年了再没见过他。（2013年，与高中同学取得联系后，才知道我和张新立，不仅是初中同学，还是高中同学。）2002年左右，我在电视上也到了我的高中时的同学黄海军，（现任我市反贪局局长）那时记者证采访他办的一桩案件，是我市国税局局长姜某贪污受贿一案。黄海军1985年考上了河大法律系，我上大学时，我们也通过几回信，我毕业后也去找过他。之后，一直到现在都么见过他。如今他“以人性化办案，既体现了法律的尊严又消除了不安定因素，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一独特办案风格实现着自身价值，2004年2005年连续连年被评为省级市级优秀检察官，2005年被评为许昌市人民满意公务员，并获全市检察机关人突出贡献奖。
　　 当然更难忘的是初二、初三时曾与我风雨同车的孙红祥。那时，有一年多的时间，除了放假，每天都是我骑着车子先去他那儿，然后他骑车带着我，我们风里来、雨里去一起上学，又一起放学回来。忘不了的是下雨天，他一手握着车吧，一手打着伞，骑车带着我吃力前行的时光。我上大学的时候，得知他在北京当兵，我们曾书信来往过一段时间。之后，听说他转业回来在中国银行当保安。再之后，就没他的音讯了。前些时，听哥哥说他现在是浦发银行许昌分行副行长。2014年12月23日，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得知了他的手机号，与他通话几分钟后，我们再分别了三十二年之后，终于相见了。握手已不足以表达我们多年不见的情谊，我们深深拥抱在一起。五年前在街上，见到我大学时的同学李玉霞和我初中时的同学刘国红携手，才知他们是前生注定的一对儿。虽然也想约他聚聚，通过他了解更多的初中时的同学的情况。但总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如他们好，从而只能这么的去想了。也记得上初二时我的一个同学，因为他父亲的身体很差说是都快不行了，他不得不辍学。谁知那之后他父亲的病情又逐渐的好转。辍学几年的他又重新走进校园记得他又去五中，从初二学起学习，友又上了高中。之后又办了造纸厂，挣了大钱。这些年他，又逐渐地从事佛教宣传。自己出钱建了观音寺，让善男信女的心灵有了栖息之地。
　　 初中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珍惜同学之间的情谊。也不知道到分手之后，也许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读高三的时候，也不知道同窗两年的同学，因为文理分科也就此作别，以后也是无缘相见。那两年的同学我也记不得几个了。印象深的还是1983年元旦前夕我班组织的元旦联欢活动时，深情地朗诵了《一月的哀思》这首诗的女同学臧淑琴。也记得我的同桌王伟，那时他问我什么是麦克风，我真是井底之蛙，竟回答说“是一种风”，真是好笑。那时我说起了“耳包”，这是我们这儿的土语，意思是“耳光”。他那时问我：“耳包是什么东西？多少钱一斤”。我哈哈大笑起来。1992年5月3日，在去禹县的那条路的青泥河桥头，我意外的的见到了分别八年的同学宋社立。他一身的军装，还是他理了我。我看着面熟去认不出他，他说：“这不是小菅吗？”后，他伸了手，我也顾不得手脏，也伸手与他的手握在一起。他不知从谁那儿得知我考上了师专。他呢，八年不见，混得不错，他是1985年毕业后他当了兵，那时他在新乡，已是少尉。他在学校时，体育成绩就一直不错，那一别之后，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他的音讯。
　　 人生的无常，让我更加珍惜人间的这份永恒的情谊！高三前的同学除了他俩，我还记得刘艳、赵浩、刘军政、党秋燕、寇卫东、张宏民。高三时的同学，因为毕业前也请一些同学在本子上写了赠言，因而也没记住多少，也记得1985年班级组织元旦联欢活动时那个唱豫剧《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的女同学，只是忘了她的名字。上大学时，也曾与刘慧敏、樊红霞、路英帅书信联系过，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有一年去仓库路的农资公司门市部好像还见过商品的标示牌上有物价员路英帅的名字。1992年底，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在蒋李集乡中教学的女孩，我前去相亲，先找了我的高中及大学同学蒋中山，中山哥与我说起了路英帅，与男友办结婚手续时，中山哥说：“一见你的名字，我就想起了咱们是同学”。2013年4月26日，高中同学路英帅，偶尔的百度自己的名字时，看到了我在新浪博客里的这篇习作，给我留言。我在回复中把我的手机号发了去。之后，我们在分别了二十多年后没想到通过网络又得以联系。从她那儿得知几个我高中时的同学的手机号，有的成了大学时的同学，有的考上了名牌大学。虽然，那时也曾书信来往过，但我毕业后或是他们毕业后我就再 没有他们的消息了。只记得他们的名字。路英帅、刘艳、靖杰、樊红霞、李慧杰、白丽萍、刘慧敏、董林、贺慧云、孙春平、杨建红、张付立、刘军政、张伟红、程红云、潘虹、黄海军、韩黎明、段卫民、张广州、屈国安、王建、裴炎、周晖、刘巧红、李红、程红云、李琪、王纳新、杨冬梅、张寒冰、李红、李国杰、史英杰、刘伟、马新民、赵国武……多数同学我已记不起他们的模样了。只是因为分别太久、太久。又得知高中同学宋社立与2007年因患肝癌而永远离开了我们。（他是一名军人，想不到他会得此绝症。没想到1992年5月3日，那天与他的相见，竟成了我们的诀别。另外，也知道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岳国臣老师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还有在市电视台工作的蒋伟，魏都区劳动局局长金春玲，还有书信来往时间最长的，被保送到信阳师院上大学的刘会君，我参加工作后， 我们还书信来往只是她毕业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最难忘的是我高三复读时的同学，那一届的同学可以说群英荟萃。那届的同学如张晓琳、王民生、赵爱东、王会君、关辉、等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子生。王会君那年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外交部任职。关辉考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1988年7月的一天，我大学毕业后，闲着没事独自去郑州邙山游览区，回来的途中在列车上见到了她，她刚放假从上海往家赶。她问我：“你来郑州干啥？”我说：“毕业了没事，去邙山游玩呢。”他又说：“你自己一个人？”我“嗯”了一声。她说：“你还有这雅兴？”。我只是笑了笑。（那天在车上还见到了李永忠和赵爱东）没想到的是，那次的分别竟是我与她的永别，1990年元旦节过后的一天，我从单位的同事那得知，元旦节时她刚参加工作不久从外地回到家，母亲怕她冷在她的屋里放了煤炉。不想第二天，她就煤气中毒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母亲把她放了几天，确认自己的女儿再也无法叫她一声妈后，才不得已准备了后事。就这样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对于赵爱东，我记忆最深，因为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中，我就只看过他的日记。并征得他的同意，拿回来仔细品读、并做了摘录。那是1987年夏天的事了。只是那之后（在去郑州回来的途中的列车上见到了他）我也是一直没有他的一丝音讯。1991年三月的一天，我的同学王民生去我的单位告诉了我一件事，让我很是吃惊：“咱的同学王振松，郑大法律系刚毕业不久，因为思考的东西太多太多而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今年（2014年）5月的一天，偶尔的从同学王鹏那儿得知王振松已不在人世了。
　　 更忘不了的是有几个既是高中时的同学又是大学时的同学，他们是杨景华、高国杰、胡朝印、罗海盛、蒋中山、屈国安·、刘建益。刚毕业不久，我还去蒋李集找过我的同学蒋中山，1992年底，我们白天美文学社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在蔣李集乡中教学。我先去找了中山哥，之后中山哥向我引见了那女孩。（也与我谈起了路英帅，好像她在仓库路的农资公司做什么工作。）去的那天傍晚，刚好赶上那儿停电。因为女孩正上课，匆忙见了一面。那晚，第一次在中山哥的办公室。（他在乡政府工作）那住了一宿。从那回来后，因为整天为生活而奔波，就再也没去找过他，前些年，遇到一个在那乡烟草站的工作人员，想从他那儿得知中山哥的信息，却不能够。2013年从大学同学那儿才得知中山哥的消息。
　　 2002年我摆旧书摊，有一天，在东顺河沿一家 废品站找书时，我看到了一本写有我的名字的，我大学时的课本《中国文学史》（一） ，这本书1987年夏天，我曾借给我的高中同学李国杰，以后很多年都没见他还我这本书，没想到我会在废品站见到这本书。虽然，当时我也有心再把那本书买回来，但是想想 之后就决定不再买了，虽然论斤买回也上不了一元钱。但是我想留一种残缺的美。就像那尊《断臂的维纳斯 》雕塑。更主要的是我想以此为戒，以后，无论谁再来借书一律不借。这又好像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