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都属鸡，出生于1945年，那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
　　 我爷爷奶奶一共生养了八个儿女（不包括夭折的那个叔叔），我爸爸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姑姑，下面有两个叔叔和三个姑姑。
　　 可能由于当时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也因为家境贫困，我的五个姑姑，包括最小的姑姑，都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都是文盲。而我爸爸和两个叔叔不但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我三叔还上到了高中毕业。本来我五姑是可以上学的，但正好那时我刚刚出生，粉团似的可爱，我小姑喜欢得不得了，非得在家看我。听家人说学校的老师亲自来我家找她去上学，可小姑敏捷地爬上了我家房后那棵高高的香椿树上死活不下来，老师们只好作罢。
　　 我爸爸和两个叔叔都是好文采，还写有一手好字，无论是钢笔字和毛笔字都很漂亮。高小毕业后，爸爸回村务农（那时还不时兴考大学，都是推荐的）。因为爸爸有文化，算是村里的“秀才”，在村里当了会计。在我爸爸20岁那年，爸爸妈妈经人介绍成了亲，就在他们结婚没多长时间，爸爸就应征入伍，这一走就是13年。
　　 我的童年是在老家和部队之间轮回度过的。妈妈每年都要带我去部队小住数日。爸爸的驻地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那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爸爸的营地位于确山县西郊，十几排红色的砖瓦房散落在山脚下，家属们的住房离军营不远。在营地前面是一个大大的湖泊（孙沟水库），湖中央有一个不大的小岛。每到夏天，湖边开满了粉色和白色的荷花，在绿伞似的荷叶中间袅袅娜娜地婷立着。在这个季节，我最开心的就是和几个和我一样随军的孩子们在湖边玩耍，摸鱼逮虾，拾河蚌，采荷花，把荷叶顶在头上当帽子。有时爸爸也带我去湖边游泳，湖边的矮畔上开满了白色和黄色的金银花，清香宜人。
　　 除了去湖边玩，我们也去山上玩耍。我们住的房子前面不远是个不太大的河沟，有一股清水常年哗啦啦地流着，河沟两边是茂密的竹林，我们淌过河沟，就可以顺着小路上山了。
　　 这儿的山不像我们豫北老家的山全是光秃秃的石头，这儿的山是土山，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有我以前在老家就见过的梨树和苹果树，还有我到这儿才认识的枇杷树等南方树种，最多的还是板栗树。我们对这浑身长刺儿的东西不感兴趣，除了摘野果，就是采许多不知名的野花。很难得的是，在住房前的菜地里还有一棵我老家才见的大盒柿树，如果赶上秋天来这儿，我家还可以分到几个大柿子。
　　 儿时的记忆是模糊的，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每次往返于部队和家乡坐那种叮光叮光响的老式蒸汽火车，就是那有趣的部队生活了。有一年，因为我小时候头上长虱子，妈妈给我剃了个光头，到夏天头发还没长出来。营区门口站岗的那个新兵蛋子把我当成了男孩，我每次经过营房门口，他都要在我光光的头皮上弹两个“脑瓜嘣”。直到有一天妈妈给我买了一条新裙子，我穿着裙子去营区玩，他一见我就羞我：“小男孩穿裙子羞不羞啊！”我说：“叔叔，我是女孩啊！”他顿时有点不好意思，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弹我的脑袋了。
　　 小时候我挺淘气，皮得很。爸爸是指导员，经常给战士们开会，开会前各班都要拉歌，我就在门边模仿指挥唱歌的班长们打拍子，常常引起战士们的哄笑，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关“禁闭”——关在我家的又黑又暗的储藏室里。我还经常欺负一个叫莉莉的比我小的女孩子，因为她比我长得好看，穿的衣服也比我漂亮，家属院的男孩子们都愿意和她玩，包括我最喜欢的李特哥哥（我的散文《桃花梦》里介绍过他），欺负她的后果更严重，我不但被关禁闭，还要饿饭。
　　 有一年，在我家住的屋子里，爬进来一只小乌龟，正好我家的床怎么也支不平，我妈妈就把小乌龟垫在了一只床腿下，正好合适。那个小东西竟然不吃不喝坚持了大半年，后来在我们搬家时偷偷溜走了。
　　 就是因为部队生活，让我比我同村同龄的孩子们过早接触了外面的世界。那时我们家乡称呼父母为“爹，娘”，我是第一个称呼“爸爸妈妈”的，后来我们那儿慢慢时兴起了这个称呼。
　　 八岁那年我在村里上了小学，从那以后，妈妈再也没有带我去部队了。
　　 再来介绍我的妈妈。
　　 我妈妈是个苦命人，可以说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直至现在。
　　 我妈妈的娘家离我家很近，现在两个村子已经接壤了。我姥姥家也是一个大家庭，而且是一个很复杂的大家庭。
　　 我姥爷一生共娶了三个老婆，我妈妈是他的第二个老婆生的。
　　 我大姥姥生了我大舅、二舅、大姨，由于家庭贫困，她无法忍受，竟然撇下了三个孩子跟别人跑了，等她回来已物是人非，我姥爷早已另娶他人。后来我大姥姥孤苦无依地度过了她的一生。我的亲姥姥身体不好，常年脸黄黄的，人称“黄婆儿”，后来才得知她患了肝病。她在我妈妈三岁那年就病逝了，才活了24岁。二姥姥死后，我姥爷又娶了第三个老婆。
　　 三姥姥嫁到我姥爷家时还带了一个比我妈妈大几岁的女儿，就是我荣姨。后来三姥姥又陆续生了我的三舅、四舅、五舅。这样，加上我三姥姥带来的荣姨，我姥爷一生也抚育了八个子女。
　　 我们这儿有句俗语：溜檐风，蝎子针，最毒还是后娘心。因为我三姥姥带来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对我妈妈就不大好了。我妈妈从小经常缺吃少穿的，就是过年给她和荣姨做两身新衣服，我荣姨都要先穿两水，才给我妈妈穿。冬天妈妈衣服单薄，经常穿不上棉鞋，脚冻得青紫烂红的。住在姥姥家附近的妈妈的几个本家大娘可怜这个从小没娘的孩子，时常送给妈妈一些旧衣旧鞋穿。
　　 妈妈十几岁就开始做活了，那时村里的好地都归大队，有些勤劳的庄稼人就去山岭上开些小片荒地种些粮食贴补家里。我姥爷开的荒地在牟山脚下，离家好几里地。每天早上，妈妈只有往地里送两担子农家肥，才能吃早饭。
　　 因为三姥姥不是亲的，对妈妈和我们姐弟几个很是淡漠，所以我从记事起，妈妈很少带我去姥姥家串亲戚。我十几岁了，还不认识我的大舅，二舅。可妈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姥姥的一句坏话。当我从我的家人口中得知了妈妈的身世时询问妈妈，妈妈还为姥姥辩解:子女多，家里穷，姥姥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很不容易，就是想给子女们吃好点穿好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妈妈说她最难忘这样一件事：
　　 那时农村的老百姓都穿自家织的土布做的衣服，叫大布。染大布的颜料是装在一个很严密的铁盒子里，要加热了才能用。有一天姥姥加热黑色的颜料，当妈妈要揭颜料盒盖时，姥姥拦住了妈妈：“让我来揭吧！这东西好往外喷，喷到你脸上你就成了黑老包嫁不出去了。”姥姥揭盖子时，果然颜料因为受热喷了出来，姥姥的脸上被喷上了许多黑点子，好长时间才慢慢消退。
　　 妈妈从来不记姥姥的仇，她以德报怨，在我们家境好起来后，逢年过节经常带礼物去看望姥姥，就是家里做了什么稀罕的饭食她也要我去给姥姥送一些。在姥姥七十多岁后，妈妈还把姥姥接到我家住了几次。姥姥去世时，在弥留之际虽然意识模糊，但却清楚地叫着我大舅和妈妈的名字。
　　 妈妈和爸爸结婚后，从一个大家庭又来到另一个大家里。
　　 我妈妈和爸爸结婚时，我二叔、三叔和三个姑姑都还没有成家。妈妈作为长媳，自然成了爷爷和奶奶最得力的帮手。
　　 爸爸在部队很少回家，全家主要靠我爷爷，妈妈和姑姑们挣工分。那时全村分三个生产队，我家是一队的。每天早上，各队队长在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里宣布各队当天的劳动任务，然后挂在村中央大皂角树上的铁钟“铛铛”响起，各队社员扛着农具分别向各自的田地里走去。
　　 生产队的大集体劳作方式便宜了那些投机取巧的奸猾人，像我爷爷、妈妈这样的老实人拼死拼活地干，挣的工分还不够全家人生活，年底一算账，还欠生产队钱！每年分的那一缸小麦根本不敢动，只有过年过节或家里来了亲戚才能吃上白面面条或白面馍，其他时间吃的都是玉米面，红薯面，小米等粗粮。那时我一放学匆匆写完作业，挎起篮子就往田间地头跑，挖野菜，薅猪草，搂树叶，刨草疙瘩（草根，沤粪用）。那年月，家家户户都养鸡，养猪，养鸡是为了吃鸡蛋或者卖几个鸡蛋贴补家用；一只猪从年头养到年尾，肥得肚子都贴着地面，拉到牲畜收购站卖了，那是农民一年最大的一笔收入。
　　 说起了猪，我又想起了儿时的猪肉，半拃厚的肥膘，瘦肉很少。我们一家五口人过年最多买两三斤猪肉，除了留点大年三十中午吃烩菜的肉，剩下的猪肉剁成馅，掺进去那么大一筐子白萝卜丝，大年三十和初一吃两顿，剩下的正月十五还要吃两顿，就这样的饺子我们也吃得喷香。哪像现在，一只猪几个月就用饲料和瘦肉精催大了，就是纯肉馅饺子吃着也不香。
　　 当然，除了过年和八月十五，家里不办什么红白事，我们农村老百姓很少有吃肉的机会的。
　　 不仅是吃不上肉，粮食也不充足，肉可以不吃，粮食却不能没有。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下来，每个人才分几十斤小麦和玉米，全家好几口人，才分一罐子棉清油，还不到10斤。这样的年月，谁家都不敢办什么大事，盖几间房子，娶个媳妇，甚至发送一位老人都能让这个家庭一夜之间变成赤贫，或负债累累。那时盖房子办红白喜事都兴“串忙”（就是义务帮忙），不要工钱的。虽然贫穷，邻里之间却相处得很好，谁家有了事，乡里乡亲都会出手相助。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从村中央的老家——土改时分的地主家的三孔窑洞里搬了出来，搬到了村东的新房子里。这是一处“七裹五”的长方形的宅子，东屋是我家，西屋是我二叔家，七间堂屋东边两间是我家的，西边两间是我二叔的，爷爷、奶奶和我三叔住中间的三间（我三叔成家后西边的两间屋子归我三叔所有）。弟兄们住在一起，在当时的农村比较常见，尽管孩子们成家后分家另过，可老人们还是喜欢这种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生活。
　　 可弟兄们住在一起，难免会吵架。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非是老人偏了这个，向了那个。我爷爷比较偏向我三叔，老小嘛！人们不是常说：小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可我奶奶却偏向我二叔，因为我二叔是弟兄三个里最“能”的一个，能言会道，人也长得最帅。但二叔和三叔却说老人偏向其他弟兄，经常为一些家什的所有权争执。他们一吵架就找我妈妈辩解，我妈妈是和事佬，可有时也因为处理他们的纠纷出力不落好，不是得罪老二，就是得罪老三。
　　 二叔和三叔家的“战争”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88年，我家搬到了乡政府家属院，把老家的房子半卖半送给了三叔，他们在长方形的院子里竖起了一道围墙，分成东西两个小院，战争才算结束。两家至今过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日子，互不来往。
　　 说实话，我爸爸弟兄三个本来处的不错，都是因为成了家，婶子们一搅合，弟兄们才慢慢生分了。我二婶长得很胖，心脏不好，比较老实，不善言辞，只是很小器；三婶性格泼辣，嘴尖舌利的，做事爱耍个小聪明，吃不得一点亏。她们和我家周围的邻居处的也不好，有时需要借什么东西都借不到，妈妈一出马，准能借到。
　　 我爸爸和妈妈结婚三年后，我出生了。
　　 我的出生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欢乐，我成了叔叔和姑姑们的“玩具”。爸爸却有些失落，他更希望我是一个男孩。我出生后他回家探亲，在家住了一个月，都没有去看看襁褓中的我长得什么样。直到他要回部队了，才去看了我一眼，引起了守着我寸步不离的小姑姑的惊叫：“快看！俺大哥去看妞妞了！”
　　 我三岁时，妈妈又生了我的大弟弟。可这个我爸爸期盼已久的男孩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欢乐。出生后不久，大弟因为脑膜炎住进了医院，经过治疗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大弟小时候很胖，非常可爱。但一犯病就浑身抽搐，异常恐怖。爸爸妈妈带弟弟走了很多地方给他看病，但收效甚微。有人看他们那么辛苦，就劝他们：“孩子这么小，病得这么厉害，就是治好了以后也是个累赘，长痛不如短痛，给孩子好吃好喝，别花钱治了，听天由命吧！”可妈妈看看胖乎乎的大弟，实在狠不下心放弃治疗。她以顽强的毅力抚育着不时犯病的大弟。只要一听说哪个地方有治这种病的医生或有什么偏方，她总是带着弟弟去看病或想尽办法试试。我记得有人给妈妈介绍了这样一个偏方：棉清油炸马蜂蛹。为了搞到马蜂蛹，妈妈去山上四处捅马蜂窝，好几次被马蜂蛰得鼻青脸肿；为了弄到棉清油，生来注重名誉的妈妈第一次做了“贼”：在生产队刚榨好的油桶里舀了两勺子棉清油。结果被人发现告发。妈妈在全大队开会时受批评，在党员会上做检查——爷爷，爸爸，妈妈都是党员。
　　 弟弟四五岁后，病情基本稳定下来，不再抽搐了，但大脑明显受了影响，不太灵活。整天嘴不闲，废话特别多，而且爱四处闲逛，动不动就不见影儿了，有时会顺着公路走到很远的地方。“找大弟”又成了奶奶和妈妈随时可能面临的任务，村边马路上经常会响起奶奶和妈妈呼唤大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