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时光流逝。做为六十年代初出生的我，注定命运多舛。刚刚出生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直到高中即将毕业了“文化大革命”才结束，“十年动乱”根本学不到多少文化知识，可“高考”恢复了。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工作，可又遇上“体制改革”，一夜之间，由国营职工变成集体职工了。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下岗了。这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奋斗挣扎，但最终还是被时代的潮流推到了岸边……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心里一直有一种痛始终无法释怀。每当我想起它，都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和不甘，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努力了。
　　 那是一九九一年春，我被调到供销系统的工业品公司当经理。这个公司成立于一九八七年，没有固定资产，没有自有资金。办公地点和库房是借用土产公司和生产资料公司的，启动和周转资金也全都是借贷各基层供销社的。
　　 接手这个公司就是一个烂摊子，帐面已累计亏损八万多元。但是，初接手并没有吓倒我，反而我觉得是一种挑战。上任不久，我就在隔壁粮站租用了八十多平方米的门店开了一个零售门市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一、把库房里的商品可展示出来，可解决原来样品室太小，无法完全展示商品。二、可以扩大销售，及时了解市场动态。三、可以解决人浮于事的现象，合理调配人员。
　　 新门市部开业后，无论是零售和批发销售额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较上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
　　 取得了这点成绩我并不满足。为了公司业务再上一个台阶，我又带着业务员去上海，在上海订购了一批中低档服装和羊毛衫，提高商品档次，减少中间环节，直接与厂家签订供货合同。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成果己经初显，我们小县城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上海订购服装是非常必要的。
　　 这次的上海之行也使我深受启发。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精简了办公人员，加强了销售组的力量。让公司里全体职工身兼多职。当然，主要的大部分货源还得立足于西安。我们跑西安，加大采购力度，开拓新的进货渠道，使之货源充足，客户稳中有升，公司的业务有了很大的起色。
　　 那年中秋节前夕，我和采购员在西安采购了很丰富的货源，由于品种花样多，到天黑才装好车。为了抢时间我们连夜出发，大约晚上一点多的时候，采购员和我都在驾驶室里睡着了。突然，“嘭”地一声，我压在了司机身上，采购员压在了我身上。原来司机因疲劳驾驶把车开到了里面沟里。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开到外面沟里，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我们爬出驾驶室后，外面一片漆黑，阵阵寒风扑面而来，这秦岭山上是够冷的。自古就有“太白积雪六月天”的说法，说的就是秦岭主峰太白山，何况又是中秋节前夕，天气早己转凉。我立马先在路边拾了一些柴火，生起了一堆篝火。直到天亮了，才到附近道班请来了七八个工人将货卸载了下来，又找了一辆过路车将车拖起来。还好车无大碍，我们又和工人们一起把货物又一件件地装上车，重新盖上棚布捆绑好。这一天说起来容易，但干起来就不那么容易，等一切收拾停当，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一天忙得水米没沾牙，真是又累又饿又渴。最后一直赶到沙沟镇才吃上饭。
　　 由于计划周密，安排合理，回来的货不到二天销售一空。于是我们又赶在中秋节前组织回来第二批货。为了进一步扩大销售，我们又组织了几次送货下乡，特别是把部分积压已久的商品作为推销的重点，使得库存资金加快了周转。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公司的各项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是，随着改革不断地深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国家改征收营业税为增值税以后，无疑是对国营商业企业又多设置了一道障碍。过去国营商业企业只需按照销售额的百分之四纳税，改增值税后，国营商业企业要按百分之十七交纳增值税，待销售后才给企业抵扣百分之十四，表面上看，企业只交纳了百分之三，好象企业减少了税赋。其实不然，现在货进回来就纳税，买出去后才抵扣，可是库存商品里有百分之十七的税金是企业背着在运转。其中损失的商品，变价处理的商品，税金一分不少的要企业如数上缴的。而个体工商户是按小规模纳税人核定征收税金的，说白了就是估计征收。一般一个门面每月四五十元左右的额度缴纳税金，因为他们无帐可查。而企业，一分钱也得走一笔帐。这样就行成了同样商品，个体工商户卖的低赚钱，国营企业卖得高还赔钱。国营企业甩开上级国营企业去市场自由进货也无法对等，你要索取发票，进货价就得高于其他个体工商户，他们不需要发票。可国营企业没发票不能入帐，将来经办人也说不清楚啊。
　　 后来针对这一问题我多次找到税务部门反映情况，终于取得了他们的理解，最后同意我们在市场自由采购商品，回来后再到税务部门重新开取正式发票入帐，按最低标准征收百之二的零散税，原增值税继续征收。虽然多征了百分之二，总算能到市场自由采购了。于是，我们减少了在国营公司进货量，也到西安康复路采购服装，在西门、丰庆路批发市场采购副食品，使至公司商品进一步丰富，销售额也有了很大地增长。
　　 到了九二年年底，公司总算是没有再亏损，而且也把方方面面工作理得很顺，只等来年大干一场，一定会扭亏为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公司有了起色，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基层供销社职工想调回县城工作，好多人托关系要求调入工业品公司工作，一级压一级，最终也不可能全数接收，无疑这中间就要得罪一些人。这其中就包括县联社副主任和县里的副县长等等。这也为后来的工作埋下了隐患。
　　 当时国家采取了紧缩银根的政策，企业贷款受到诸多的限制，资金周转十分困难，可是土产公司时常来拆借资金。有一次实在无资金可借，土产公司经理由此而产生不满。在此后的日子里，老是对我们公司的工作不再给与方便。就拿库房来说，土产公司的山棕，龙须草等货物都故意堆放在库房门口，让我们进货发货很不方便。而且就连土产公司的职工也对我们的职工指手划脚，说我们弄脏了院子也不打扫，实际上弄脏院子是他们自已。
　　 这时候消防队也找上门来，说我们是防火重点单位，要添置防火设备并要订购消防队制做的匾牌，一套下来接近上万元钱，我当然只同意购买灭火器，至于匾牌用得着几千元一块吗？
　　 总之，说不顺，多种不顺接着而至。系统年终检查工作时，正好就是那位曾得罪过的县联社副主任带队，自然回到县联社后，公司的成绩闭口不谈，专挑工作中的不足加以夸大。加之生产资料公司和土产公司两家联合起来向县联社提出要收回库房和办公场地。然而新来的县联社主任是从政府部门调过来的，对供销社业务不熟，所以也就同意撤销工业品公司。
　　 一天，我刚从西安进货回来，县联社的任免通知就下来了，免去了我的工业公司经理职务。在此后的几天里，公司群龙无首，人心惶惶，都在托关系联系调动，关系硬点的就调到土产公司和生产资料公司，关系差点的又调回基层。而只有我，没地方可去，县联社让我自已联系单位。后来我联系了乡镇企业局，他们非常欢迎我去乡镇企业供公司任经理。于是我向县联社提出了调动申请，只到这时县联社三个主任轮番做工作挽留我，让我不要离开供销系统。但是我去意已定。
　　 说实在话，当时从我的内心来讲，我对供销系统是有感情的。八O年十月参加工作就在供销系统，从营业员，采购员，上供销干校，到供销社主任，一步步走到今天，能没有感情吗？只是工业品公司己经好转了，撤销的时候连个招呼也不打，而且对我个人不做出任何安排，仿佛一夜之间我成为了无用之人，没处可去了。
　　 最后一次去公司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我看到了好些职工眼里的不舍，毕竟在两年相处的时间里，大家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可是突然间各奔东西，那种心情是可以想像的。大家都默默地做着事，没人说话。公司的货全部移交给了土产公司，当看到土产公司营业员哄抢那些畅销商品时心里有一种为别人做嫁衣的感觉。从上海辛辛苦苦弄回来的西装、衬衣、羊毛衫等等被他们一抢而空。还有从西安进回来的五粮液酒，高档流行的化妆品都被他们高高兴兴地瓜分着。
　　 昔日朝夕相处的办公桌也已闲置一边，上面落满了灰尘，让人看得一片凄凉。当我转身离开之时，同事们只是默默地目送着我。我知道，他们的心里也有一种痛，也有一种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