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既非余秋雨的“雨丝”（我没有那么弱智），也非倒余派（我还没那个资格），但作为他的一名普通读者，我想谈谈对余秋雨的看法。
　　 我毫不否认我喜欢余秋雨的一些作品，比如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千年一叹》等，看了真的很过瘾，在让我惊叹他极丰富的学识外，他如椽大笔所穿透的浩瀚时空更使我折服，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鲜活而厚重的历史画面，每每读完都会生发“念天地之悠悠”的长叹和“怆然而涕下”的伤感……
　　 然而，我却很不喜欢他《霜冷长河》里的文章，尤其那篇《乱世流浪女》，让我看了非常反感——文章讲述的是一起发生在文革时期的刑事案件，案件主角宋莲萍出生在河北省，父母都是中学老师。在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她被分配到内蒙古落户，但她不愿去那么远的地方，宁愿选择流浪。之后，她流落到山西天镇县九庵庙时，因为饥饿昏倒在庙门前，幸好被庙中八十一岁高龄的老僧大默和尚发现并救活。一天，宋莲萍发现老僧在练武，就要求拜师学艺，遭到拒绝后，她便以自杀要挟，终于如愿以偿。然而两年后，宋莲萍突然不辞而别，并且卷走了师父全部的积蓄，待花光身上的钱后，她凭着自己练就的武功，索性当起了飞车大盗，但最终因拒捕被公安给击毙了……
　　 看得出来，宋莲萍天生就是一个叛逆女子，一个心术不正恩将仇报的顽孽，但怜香惜玉的余秋雨，却在文中为她做了大量的辩护，并把所有的责任归罪于那个年代。
　　 文中说：“这种离散骨肉的政策，实是触目惊心的恶业，与这种恶业相比，后来宋莲萍的偷盗，真算不上太大的过错。”我想问问余秋雨，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较之如今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如何，他们吃的苦受的罪较之我们农民工又如何？再说，当年的知青大多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且是满怀豪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名满天下的北大荒……事实上，很多知青回首当年，都认为那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而非余秋雨说的那么“可恶”。
　　 文中解释说，宋莲萍之所之偷盗师父的钱是因为“眼看师傅已年迈得不久于人世，不想让那些钱落入他人之手”，这样的解释真是可笑，那要是有一天，某个小偷或大盗光临余家豪宅，弄走了你余先生的财物，你可不许报案呵，因为他们也不想你的钱财落入他人之手。
　　 文中说，宋莲萍“不对行人抢劫，更谈不上打家劫舍，因为这会直接损害到个人……”只要有脑子的都会知道，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打家劫舍，抢劫行人会有收获么，想想看，连师父的养老钱都不肯放过的人，会有余秋雨说的这么善良么？此外，余秋雨在文中为她作了极力赞美，“仅仅一个月的调皮捣蛋就震惊全国……在一个没有舞蹈的年月，她无处展现自己生命的节奏，便迷上了一列列飞驰的列车”，最后，他扼腕长叹说：“这个中学教师的女儿，‘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这个孤苦伶仃靠自己闯荡世界的可怜姑娘……她若生得早一点，可能是名震远近的荒江女侠，她若得生得晚一点，也可能是哪项国际比赛中的女子冠军……”可笔者敢以人头担保，以宋莲萍的个性，她早生，一定能成为《天龙八部》里的那个无恶不作的阿紫，而不是什么侠女，生得晚一点，她不仅是一个飞车大盗，而极有可能组织并成为一个飞车大盗团伙的首领！
　　 诚然，宋莲萍的死，的确令人惋惜。只是我不明白，聪明如斯的余秋雨，为什么不从宋莲萍的心理角度去分析她为什么会走上犯罪，而是简单地把责任全部推给那个时代呢？要知道，这是一起发生在文革期间可谓极罕见的个案，这就好像天上掉飞机砸死行人一样偶然。当然，我并不否认文革是一场劫难，但是，即便是一个罪不容诛的恶魔，法院也不能把本不该属于他的罪责强加到对方头上，这是不公平的。我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受了何等委屈，但我知道，我爷爷和父亲都在文革中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每每谈及那个时代，他们有褒有贬，客观而又心平气和，而不是像余秋雨这样恨乌及屋，咬牙切齿。因为要是照余秋雨的逻辑，凡是处在文革年代的人，即便吃饭被噎，如厕便秘，男人阳痿早泄，女人月经不调，是不是也该归罪于那个时代？
　　 退一万步讲，就算宋莲萍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那么众所周知，在当今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知有多少类似“宋莲萍”的年轻女子，沦为或偷或抢或骗或卖的堕落天使，可是我们怜香惜玉的余大师，是不是也曾显出过咬牙切齿、愤愤不平，从而奋笔直书，为她们呼吁或请愿？依我看，恰恰相反，余大师不但视若无睹这些可怜的“宋莲萍”们，而且很享受这个带给他名利双收的“美好”时代，几乎每天笑眯眯地对着媒体的镜头，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而最让他得意的是他已经成了每年“青歌大赛”的“钦定”评委，且不“辱”使命。当选手们在回答知识问答时，别的评委一律简短地用“回答正确”或“回答错误”来点评，显得很不“负责”，只有咱们的余大师，不管选手如何回答，他都会借“题”发挥，滔滔不绝，仿佛“青歌大赛”成了他的“余家讲坛”，对此不少观众骂他“话痨”，网友更直言他卖弄学问，甚至有嘴上无德的家伙极力挖苦说：“别人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咱们余大师是占着茅坑拉的没完没了。天啊，他肚子里咋那么多货啊。”
　　 好在咱们的余大师“腹有诗书气自华”，不但睥睨群雄，更不屑计较无名之辈的说三道四，且振振有词地说：咱们中国文化太伟大了，我是一个学者，我有责任和义务宣传它们，所以我是不会放过任何宣传中国文化的机会的。可在笔者看来，他在“青歌大赛”的所谓文化宣传，就像孔乙己教咸亨酒店学徒五种“茴”字的写法，他在那里兴致勃勃，唾沫横飞，别人却一脸厌恶。不同的是，孔乙己仅仅偷了一回书就被打得半死，而咱们的余大师，一次次“抢劫”了观众的时间，还一次次被人供奉。
　　 可笑的是，有人居然把余秋雨奉为超越柏杨，直追鲁迅的伟大的思想家。凭心而论，在学问上，余秋雨也许不输给鲁迅，但是在人格和精神上，余秋雨恐怕难以望其项背了。因为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就好像一个治病救人的外科医生，用他手中的刀笔解剖现实；而余秋雨呢，他只敢面对历史，他就好像刚进医科大学的学生，只敢躲在解剖室里拿刀戳戳死人罢了。或许现在的他已厌倦了解剖“死人”，更愿意给“活人”美容了，甚至有望成为当代最伟大的“时代美容大师”了，因为当年的一封“秋雨含泪”的信就是最好的明证！
　　 至于“诈捐门”事件，我想那可能是一场误会，或者是有人故意设计了一道“陷阱”。总之，笔者是实话实说，且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