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邓大人南巡讲话发表后，三年治理整顿已经悄无声息寿终就寝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北京某报社驻豫记者站的一个朋友向东告诉我，从北京来郑州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下午有一个专题讲座，你是搞经济报道的，应该去听听。
　　 我毫不犹豫就拒绝了。
　　 我拒绝的理由简单明了，什么狗屁经济学家？当中国价格闯关失败、三年治理整顿开始、上边要求关停企业压速度，不正是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在叫好喝彩吗？那些满足于专家的桂冠、高居于象牙塔内享用着纳税人奉献的税金、仰望着观察大人物的脸色、窥测着政治动向、时刻准备出卖自己灵魂和良知的所谓的专家们，了解中国经济的困境吗？理睬过企业家们的呼唤吗？以乡镇企业为例，当时已经到了无法为继的地步，维持企业运营的血液――资金断流了，银行中断了企业所有的贷款，企业往来的流动资金甚至包括在银行的存款，都被冻结了，企业购买生产原料，要不靠赊，要不就以货易货，张家把货给李家，李家把货给王家，王家把货给赵家，赵家把货给张家。一些地市的乡镇企业局局长是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他们不解地说，解放初期也没有这样的啊！这些粗通文墨的老兄们可能忘记了，以货易货可是中国原始社会的贸易方式，中国乡镇企业，一夜之间穿越几千年，回到了原始社会。维持了中国八十年代的黄金增长、解决了中国1700多万人就业、直到1991年还奉献了国家新增税收45%的乡镇企业，沦落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弃儿，面临着灭顶之灾。
　　 在三年治理整顿中，在一些专家们的笔下，曾被邓大人惊喜地誉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被描绘成政治上连着自由化、经济上连着私有化的恶魔，与国有企业争原料、争市场，成了乡镇企业的重要罪状，乡镇企业被迫卷入了姓社姓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政治争论之中。资金断流，就是直接的扼杀之举，乡镇企业从此走向了没落，大量原已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随后大批涌入城市，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就业压力；失去了重要经济来源的农村，长期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九十年代后期，一位来河南挂职锻炼的国家部委领导曾问我，为什么农村有这么多不安定现象，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我回答他说，很简单，有乡镇企业的时候，农民不仅能从乡镇企业挣得工资，还能享受不错的福利待遇，逢年过节集体都会发放年货，乡镇企业没有了，农民不能挣工资、不能享受集体的福利待遇了，集体还要农民掏腰包交纳各种税费，一正一反，不出问题才怪呢！
　　 三年治理整顿时，我也曾询问过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报社跑工业口的同仁回答是，好点，也好不了多少。正因为日子也不好过，才造成了国有企业旷日持久的三角债。
　　 治理整顿的直接效果，无论那些鹦鹉学舌的经济学家们如何粉饰，也无法否定中国JDP1989年增长4.1%、1990年增长3.8%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后的最低，1989年中国人均JDP仅为1519元。我怎么还有兴趣去听北京来的经济学家的胡诌？
　　 朋友说，今天来的这位经济学家叫林毅夫，可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还是去听听吧。林毅夫，我倒是知道一点，从金门抱着篮球泅渡海峡，投奔大陆的台湾青年军官。他来讲经济？不妨听听，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经济学家的头衔，而是他的身份。我想了解的是，像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物，在邓大人南巡讲话后，对改革开放会是什么态度？权作一听吧，所以我连笔记本都没带。
　　 林毅夫留着个小平头，恂恂儒雅，没有其他专家学者那样的气宇轩昂式的居高临下，也没有其他专家学者那样鹰视虎步式的咄咄逼人，倒像大学校园里的一名普通教师，又像业务单位里一名普通员工，虽普通但给人一种亲切感，消弭着我对专家学者的成见。讲座主持者以林先生称呼他，林先生以娴熟的经济学知识和让人毛塞顿开的真知灼见，证明他的确不负先生的尊称。
　　 整个讲座，连同同桌进餐时所交谈的内容，可分为几个方面。
　　 改革的道路与方法，孰重孰轻？
　　 林先生明确地认为，改革的方法设计重于道路选择。他把中国改革开放与苏联的改革开放相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一条渐进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是农村的改革，先把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掉，再搞以工业为主体的城市改革。不能小看农村的大包干，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腾出了大批的劳动力，大批的农村劳动力为城市工业的改革，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成本，这也为中国的出口贸易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支持着中国产品、商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并具有了强有力的价格竞争优势。
　　 而苏联的改革呢？一是太急切了，搞了个斯特林500天计划，声称在500天内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林先生说，这就像开车，转弯太急了，把方向盘转过了，就很容易翻车。二是方法不对头。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水的深浅探明了，自己的脚跟站稳了，再往前走。而苏联上来就是休克疗法，卢布开始是贬值后来是跳水，老百姓辛辛苦苦的储存甚或是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国家改革的学费。
　　 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是林先生讲座的重点，也是他强调改革的方法设计重于道路选择的有力的例证。林先生说，中国国情的重要特点就是人多，人多劳动力也多，中国的劳务成本低廉，使中国制造具有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和竞争力优势。发展外贸出口型经济，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处，就制定发展外贸出口型经济，是正确的选择。即使“六四”后面临西方的制裁，加上三年治理整顿，中国的外贸出口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
　　 林先生讲外贸出口，自然就讲到了人民币为什么要贬值。这个问题现在对人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在当时，却是缠绕在好多人也包括我这样搞农村经济报道者心头的谜团。我就听一位领导牢骚说，工作了一辈子，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辛辛苦苦攒下几万块钱养老钱，美元对人民币由１：3变成1：5，就缩水60％，再变成1：8，又缩水60％，到老了可怎么办呢？都指望孩子们？孩子们能指靠得住吗？林先生说，道理很简单，你的产品质量比不过日本、德国那些发达国家，如果不降低价格，就没有市场，就走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生产厂家就得减产甚至停产，工人就要面临失业。失业的人多了，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至于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百姓家庭的影响，林先生说其实并不大，只要不是出国需要兑换外币，人民币贬值并不影响本币在国内的使用价值，本币在本国内的购买力，还是国际上一些经济机构和经济学家评估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实力和货币价值的重要依据呢。听讲座后，我把林先生的这一说法说给我的领导听，他紧锁的眉头舒解了许多。
　　 林先生用算大账和算小账的办法，把人民币贬值、汇率变化对国家发展经济影响的道理，说的清清楚楚。说实话，林先生的算账，他的深入浅出的讲解，赢得了听众自然也包括我的认可和尊敬。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孰取孰舍？
　　 林先生的观点，使我们这些听众都大吃一惊。他说，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中国不是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他举例说，南美民主国家的智利靠计划经济，二战后国家综合实力的排名为世界第九，但也是因为实行计划经济，早已堕落为第三世界国家了。同样也是民主国家的我们的邻居印度的计划经济，就比中国更加彻底，但现在怎么样？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到亚洲来，宁愿选择中国而不愿选择印度。为什么呢？印度的国家治理程度差，太脏，效率低。印度人对此已经习惯了，但对外来人特别是投资商来说可就成了大问题。太脏，生活中受不了；效率低，业务上受不了。印度计划经济比我们彻底，其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就比我们中国大。引进国外先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是改革开放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指标体现，因为环境问题、效率问题而影响招商引资，发展能快吗？资本逐利，讲求效益的最大化也讲究最快化，它当然要选择能实现最大化和最快化的经济环境，他本身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自然会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的经济环境，自然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
　　 讲座采用林先生提倡的写条子提问题、他回答的方式听与讲互动，听众的提问就问到，发展经济，究竟社会主义制度好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然和治理整顿期间姓“社”还是姓“资”的尖锐争论和对立有关，姓“社”还是姓“资”，在众多人心里是挥之不去的魔魇。
　　 林先生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制度对比，各有其特点。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讲究效率，社会主义的特点是讲究公平。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借鉴、引进和吸收资本主义讲究效率的特点，改掉我们国家过去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不讲究效率的旧习惯，发展和加快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并不是就不讲社会公平了，还要强调和加强社会公平，但要使社会公平建立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快速增强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之后，更要坚持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的稳定，使经济发展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
　　 林先生最令人振奋和印象深刻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社会成本，提高发展效率，这是社会主义对发展经济有很大推动力的显著特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后平均的发展速度是12.7，“四小龙”中新加坡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12.5，而新加坡只是一个300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中国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11亿人口的大国，二者的悬殊太大了。中国沿海开放地区，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水平和成绩，面积和人口是“四小龙”的３倍，发展速度数倍于“四小龙”。
　　 林先生解释说，资本主义是民主体制，民主体制的特点多党制，是监督和制约，每一项政策和决策的出台，都要经过各政党各个利益集团多轮的磋商、平衡、退让、交换，还要经过议会的投票，像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参议院，都代表着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利益，都要努力博弈去分得一杯羹，这样的社会成本就加大了，有时还会耽误历史的机遇，耽误商机就意味着要丢失一些现实利益。
　　 林先生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重大决策，也要经过民主的程序，要经过专家论证、职能部门调研、广泛提取各地各产业的意见和建议，才制订草案，再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有的政策和决策还要经过部分地区和产业的先行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后，再普遍推广。这样的程序和西方和美国的民主程序不太一样，但也不能说中国就没有民主程序。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民主的程序也不能完全相同。各国也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来决定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路子，发展经济，有其客观规律，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
　　 苏联改革与中国改革，孰胜孰败？
　　 当时苏联解体年余，苏联的解体，给所有中国人带来的震惊还在继续着，自然也成为不少听众关心和提问的话题，当初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先行，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公开化”，曾使不少中国人颇感兴趣。这些是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呢？但林先生没有把这一问题当作讲解的重点。
　　 林先生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不先动经济基础而是先动上层建筑，岂不是过去政治决定一切的新版本？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选择怎样的改革道路，都要把社会稳定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基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慎重得多，戈尔巴乔夫强调“公开化”，而我国“六四”前也只是说要增加“透明度”,增加“透明度”与完全“公开化”，至少在程度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个下午的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很快就结束了。讲座主办方邀请所有听众留下聚餐。吃饭前人们的关注点，依然还是林先生讲座的主题。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参会者几乎都用人人都明白，但又抓不住什么把柄的语言交流着自己的看法。中苏改革对比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的说法，在一些熟人中颇能引起共鸣。我说，对待病人有西医的疗法和中医的疗法，西医的疗法是，也不管病人的病情如何，入院后先去观察一个礼拜再说。也许，这一个礼拜可能就是最佳的治疗期，一个礼拜的观察，就痛失了这一宝贵的治疗时间。中医的疗法是，接诊后经过望闻问切，对病情有个基本的判断，先给你开几付药调理一下病情，就是先稳住病情不致恶化，然后再根据病情加减药方，加大药量，使患者慢慢康复。所谓的休克疗法，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截断资金流，都是西医的疗法。那些产生共鸣的人感慨地说，这些话，只有你们当记者的敢说！换成我们，就会立即来查你的自由化倾向。我说，新闻记者是社会的良心，像林先生这样的经济学家是社会冷静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