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斑驳的时光，记忆中的碎片，一片片，镶嵌在岁月的相框里。
　　
　　 ——题记
　　
　　 一、捉特务仿真演习
　　
　　 读小学时，我们学校搞的一次捉特务仿真演习，令我终生难忘。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们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了军训――其实就是队列训练，是本校的老师负责操练的。白天进行军训，晚上搞其他活动，比如篝火晚会，故事会，看电影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到军训的最后一天，傍晚时分，我们正在集会拉歌，突然，大队民兵营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神色紧张地跟校长耳语了几句，然后校长就对我们说：“刚才接到上级一个紧急电话，说今天下午，有个特务从某监狱逃了出来，有可能到了我们村附近的山岗。现在大队民兵营已经分头出发去搜捕了，民兵营长希望我们配合一下这次活动。高年级的同学跟着老师去山岗搜查，中年级的同学跟老师到村后的路口把守，不要给特务逃走。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同学们，你们怕不怕？”
　　 “不怕。”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好，同学们很勇敢，值得表扬。如果有哪个同学身体不舒服，或者确实害怕的，可以跟老师请假。”
　　 我当时很紧张，有点害怕，但想起电影里的小兵张嘎等小英雄那么勇敢，我就不怕了。而且当时我是副班长（军训时叫副排长），我不能打退堂鼓，不能比一般的同学落后。结果全部参加军训的学生，只有我们班一个男生说肚子疼，请了假。（说来也巧，后来这男生竟然当了兵，不久，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他就马上退伍回家。）
　　 校长做了动员后，我们就分头行动。之前我们已经训练过夜行军，知道了传口令等行军常识。
　　 我们排负责到村后把守路口。我们悄悄来到村后一个小山岗下的坡地上，那里有个三岔路口，我们分三个小组在三面埋伏了下来。老师叫我带一个小组埋伏在路边的田地里。那里杂草丛生，荆棘一片，我们顾不得那么多，趴下身子，就伏在那里。
　　 那天晚上有一点月光，但不明朗，朦朦胧胧的，附近的山岗、树林、田地像是罩上了一件洁白的轻纱。宁静的夏夜，星光点点，只有虫儿在不知疲倦地吟唱，紧张的我们此刻没有心情去欣赏野外美丽的夜景。
　　 我们伏在那里，盯着路口，一点也不敢放松。我的心情有点矛盾，既盼望有特务从这里经过，好让我们抓获他而立功受奖，又害怕万一真有特务出现时，我们打不过他，听说那特务身材高大。
　　 我们就这样潜伏着，等待着。
　　 突然听到附近发出一阵悉悉簌簌的声音，旁边的阿娇带点哭腔对我说：“排长，好像有蛇爬过来，我好害怕，怎么办？”
　　 我强做镇定地说：“嘘。不要怕，别动就行了。”
　　 阿娇不出声了，万籁俱静之中听到她紧张的呼吸声。一会儿，悉悉簌簌的声音往别处去了，我喘了一大口气，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心都在冒汗，浑身湿透了。
　　 不一会儿，远远看见有一个人向这边走来，旁边的一个男同学说：“会不会是特务？”
　　 我刚刚稍微平复的心突然又紧张起来，心跳骤然加快，我叫队员们握紧了手中的红缨枪。
　　 “好像是个女的。”阿娇小声说。
　　 等那人差不多到我们跟前时，我们几个人同时跳了出来，我问：“口令？”
　　 对方说：“团结。回令？”
　　 “紧张。”口令和回令都正确。来人是个女的，她回答得很淡定，一点也不紧张，紧张的是我们。
　　 原来她是教高年级的一位女老师，来通知我们到山坳的草坪集合。
　　 这时，山坳那边传来阵阵欢呼声。“捉到特务了！”
　　 我们一起跑上山坳，见到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围着一个“人”，在那里大声议论。
　　 一个大哥哥说“刚才，我发现那里有个人，悄悄绕到他后面，扑了过去，一看原来是个稻草人。”
　　 “哇，你真勇敢！”几个学姐赞叹说。
　　 “怎么？是假的？”我满腹疑问。
　　 “是啊。原来这次是一次演习。”一个学长说。
　　 “哦。”我觉有有点遗憾，如果是真的，该多好？
　　 这时，校长集合所有师生，做了简单的总结：这次是一次演习，大家做得非常好，很有纪律，很勇敢，他表扬了突出的同学，接着他指出以后要注意的事项。大家非常兴奋，在回家的路上议论纷纷，都说这演习太逼真、太刺激，太好玩了。
　　 阿娇一声不吭，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当时因为紧张、害怕，尿湿了裤子。
　　
　　 二、六一节上台表演《沙家浜》
　　
　　 我读小学时期正是“八个样板戏”最鼎盛的时期。广播里，每天都播放八个样板戏的曲目。《白毛女》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红灯记》里李铁梅唱的“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唱的“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那段，《沙家浜》里阿庆嫂跟胡传魁的《智斗》，《红色娘子军》里的《娘子军军歌》等等，这些曲目我听得滚瓜烂熟，可以随口唱出。
　　 六一儿童节前夕，各学校要挑选节目到公社进行文艺汇演。我读五年级那年，学校叫我跟一个男生表演《沙家浜》里沙奶奶与郭建光对唱的《军民鱼水情》。开始我不大愿意演沙奶奶，觉得这个角色太老了，人又不漂亮，扮相不好，演阿庆嫂还差不多。但老师说这是学校安排的，如果我不演，就换人。我看到跟我搭档的男生比我高一个头，人长得帅，想到毕竟有机会到公社演出还是挺有面子的，我说，算了，还是我演吧。
　　 老师带着我们排练，大家都很认真，因为是代表学校去参赛，不敢马虎。到演出前一天，老师叫我找演出服装。我找了父亲以前穿的中山装给演郭建光的男生，虽然服装稍大一点，但他束着腰带，勉强还过得去。而我要找“沙奶奶”的衣服就不好找了，因为我那时才11岁，个子不高，没有那个老太婆是这么矮小的。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用了我奶奶的大襟黑布上衣，配上我母亲的黑裤和蓝色围裙。衣服穿在身上，松垮垮的。因为母亲的裤子太长，裤头太宽，我只好把裤束到腰之上，并临时用扣针两边扣着。
　　 那时没有录音机什么的，只能清唱。刚开始表演时，我和“郭建光”配合得很好，无论是演唱，还是表情动作，一切都很和谐。唱到后半段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我裤子一边的扣针松脱了，眼看着我的裤子就要往下掉，我急得满头大汗。如果在台上表演时掉裤子，那该多丟人啊，我怎么也不能出这个丑。我急中生智，连忙用手叉着腰，以此来撑着裤头。
　　 于是我就一手叉腰，就这样唱着，一直唱到“要你们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邪……到那时身强力壮跨战马”，本来唱到这里，我的动作是双手伸展张开来结束我的唱段的，但因我要用一手来叉腰，只能用另一只手做挥手动作，但做得也挺洒脱大方，连“郭建光”都没有察觉我做错动作。
　　 演出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二等奖，老师和同学都很高兴。之后有一段时间，同学见了我都叫我做“沙奶奶”，弄得我怪难为情的，只是我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当时我的裤松了。
　　
　　 三、割资本主义尾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物质匮乏的时期。当时在农村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户只能种一棵树、一棵果，种菜只能在集体分的自留地里种，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就要砍掉，或者没收，养殖方面也有数量限制。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自然常识课上，老师教了我们植物嫁接的知识。我感到新奇、有趣，很想试一试。春天，我在打柴的时候，留意到村后某个小山岗里有个山坳，山坳里有快小平地，很适合种植。那里很少人去，用来做实验地最合适不过。我和小伙伴阿莲商量后，偷偷在那里开垦出一小畦菜地，种上了南瓜、黄瓜、辣椒、茄子等植物，还有龙眼、黄皮树等等。每天放学后，我们瞒过家人，借打柴、浇菜之机偷偷都去伺弄这些庄稼。庄稼在一天天在生长，我们的快乐也在一天天成长。
　　 到了初夏，蔬菜、果树长势喜人，绿油油的一片，我们越看越开心，想到不久就可以试验植物嫁接了，我和阿莲兴奋不已。
　　 “把黄瓜秧嫁接到南瓜树上，你说，黄瓜会不会大一点？”阿莲对植物嫁接也充满好奇，与我臭味相投。
　　 我说：“我问过老师，他说是可以的。”
　　 “把黄皮树嫁接到龙眼树上，黄皮会不会甜一点呢？”她眨巴着亮晶晶的双眼，又问。
　　 “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问过老师。”我说，“希望如此吧。我们嫁接之后不就知道了吗？”
　　 阿莲点了点头说：“那也是。”
　　 “我希望将来做一个农科人员，让人们种的瓜果又多又大，吃都吃不完。”我说。（我实在太想吃瓜果了。）
　　 “我想做个科学家，或者医生。”阿莲说。
　　 我和阿莲在畅谈理想，憧憬着未来。
　　 当我们着手准备嫁接植物的时候，我们的菜地被人发现了。
　　 一个夏日的下午，炎热的天气，一丝风也没有，连狗也懒得走动，躲在树下喘息。广播里的天气预报说，即将有暴风来临。然而，暴风雨还没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人员却先到了----村里要割“割资本主义尾巴”，学校也不例外，他们割尾巴割到我们的试验地来。
　　 当时我不在场，是事后阿莲告诉我的。
　　 当我赶到实验地时，已经是暴风雨过后了。菜地里，庄稼连根铲起，有的庄稼断成几截，散落在垄上；有的庄稼被雨水冲到垄下，和泥土混在一起，一片狼藉。
　　 雨后的天空，夕阳西沉，残红如血。看到菜地被铲平，我心如刀割。坐在地边，我哭了很久。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每户只能种一棵树、一棵果？为什么我们种点菜搞实验都算是资本主义尾巴？庄稼不是动物，哪来什么尾巴？没有人给我解释。
　　 童年一次充满期待的试验就这样夭折了，一个想当农科人员的梦想就这样生生被割掉。
　　
　　 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时期，我的童年时代虽然过得清苦，但也有它的乐趣。童年的经历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它带给我勇气，带给我快乐，带给我思考。
　　 岁月的长河汩汩而流，沉淀下来的，都是宝贝。比如童年的记忆，像七彩的贝壳，绚丽夺目，闪闪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