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人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这就注定人一生要花很多时间在房子上，做房子也好，买房子也罢，没有不劳心劳力的。
　　
　　 一、父亲的房子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在谋划我家的房子。那时生产队里分的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加上我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长大了，就连我这个老幺也开始懂事了。一家人拥挤在狭小破旧的房子里，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
　　 1975年秋，父亲终于从生产队申请到了村东头大堰堤下的一块荒地，他的造房计划便开始实施了。
　　 秋播过后，父亲赶紧和母亲带着我哥哥一起成天忙着平整场地。因为是荒地，父亲先将杂树砍掉，再用扬镐挖掉树兜，然后一担一担将土从高处填到低处。整整半个月，一家人起早贪黑地干。父亲经常打着赤膊挖土，母亲和哥哥用土框运土，就连我也跟着捡石头，饭都是姐姐做好后送到场地上去吃的。
　　 眼看一块五六百平米的场地就要平整出来了，父亲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他让我把他好久没顾上抽的水烟袋送到场地上，找一块青石坐下，满满地填上一袋烟丝，用火柴点燃麻杆，待明火熄灭后，用麻杆上的暗火点上烟，美美地吸着。
　　 父亲像一个大工程师，兴奋地向我们一家人讲解着他的规划：“五正五厢十间套，面南背北。北边左右各两间偏房，一间堂屋，共五间，是正屋；再往南正中间是天井，天井东西各一个耳房，东边是厨房，西边是厢房；最南边中间是过堂，东边是猪圈和厕所，西边是牛栏。北边四间房，最东边是给老大的，第二间是我跟你们妈妈的，西边挨着堂屋的给老二，最西边是老三的，厢房是闺女的……”父亲边说边用手指点着，我们仿佛看到新房就在眼前。
　　 接下来就是备料。父亲将老屋后面碗口以上粗点的柳树、甜甜树、面树一律砍光，用锯撕做椽皮。又从山上锯回许多杉树做过梁和檩子，从窑上挑回瓦，剩下的就欠砖了。
　　 那个时候农村做房子用的是土砖。父亲找村里做房子的“泥水匠”做参谋，跟队长商量了一下，留下一块适合做土砖的稻田，没有种麦子。待这块稻田水分干得差不多，但还没有发裂的时候，父亲就赶着牛，拉着石磙到田里碾压。石磙一磙压一磙，碾了一圈又一圈，直到碾得够紧够结实后，就准备“切砖”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见过“切砖”，那可既是个体力活，又是个技术活，至少需要6个人配合操作。先是两个人一起丈量好尺寸，插上竹签，用索子（粗线）连好。然后，一个人用平板小铁锹，顺着线将碾好的稻田切成长方形统一规格的方块。另外需要4人，完成将砖从底部切开，并将砖与下面的地分离，测向整齐地立在田里。从底部切砖用的是一把40多公分宽的平板大铁锹。铁锹上有柄，柄上系根镰把粗的纤子绳，绳子上打几个大疙瘩防滑，方便拉的人用手握。因为要把一块60公分长，40公分宽的砖从15公分厚的底部切开，需要很大的力气，往往是三个人拉绳，一个人掌锹，一个人提着茶壶给铁锹浇水润滑。
　　 掌锹的人最关键，需要既有力气又要有经验的“老把式”才行。因为锹下深了拉不动，下浅了砖太薄，锹斜了切的砖又不整齐。要将砖切得整齐划一，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手臂上的劲小了的话，切的砖端不起来。所以这项艰难的工作，自然落到了“干爷”身上。
　　 “干爷”是父亲的结拜兄弟，我们这里习惯把父亲的兄弟称为“爷”。比如一家有弟兄三个，老二的儿子就称老二的哥哥为“大伯”，喊老二的弟弟为“三爷”。
　　 干爷人高马大，身板结实，有一手切砖的好手艺。切砖的时候，我的本家三个兄弟拉紧绳子，干爷喊一声“日……”，大家就用力一拉，干爷借势往前一送，一块砖就端端正正地侧立起来，我赶紧将茶壶里的水浇一点在锹上。如此反复，两天的时间，一块田的砖总算切完了。
　　 因为是泥巴砖，不能暴晒，否则会发裂。所以过两天砖稍干，就要将砖码在一起，用稻草覆盖好，免得淋浴，也避免太阳暴晒。让砖荫干，又得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切准备就绪，父亲选了个吉日，将家里喂的一头肥猪宰了，请了村里的泥瓦匠和亲戚朋友来帮忙，建房正式开始了。
　　 首先是下地脚。用石块垫底，再用细土夯实，约50公分宽，50公分厚。
　　 接着就是做山墙。将切好荫干的土砖平整地码在地脚上，每块砖之间用和好的黄泥巴粘着。别小看这黄泥巴，虽然没有今天的水泥那么相粘，但用在土砖之间粘得很牢。做山墙的时候上下两层砖的接头是要错开的，上下两层砖互相咬合着，这样垒得严实一些。
　　 泥瓦匠用石块“掉线”（线的一头固定在墙上，另一头系上石块垂下来），防止山墙做歪了。再用一根输液管“打平水”（利用连通器原理），保证墙面一样高。更厉害的泥瓦匠，凭眼睛和感觉就能做得跟测量了一样。
　　 做山墙进度很快，两三天的功夫就做好了，接着该上大梁。
　　 上大梁是做房子过程中最隆重的事情，有很多讲究，比如说喊号子、挂红布、办酒席等。
　　 当山墙做到顶的时候，父亲叫亲戚中最壮实的四个小伙子准备“上大梁”了。
　　 “拿烟来撒！”一个亲戚提高嗓门喊。
　　 父亲知道，这是在敲“喜烟”，赶紧喊母亲：“莲，拿烟来！”
　　 “要好烟，‘打鼓泅’的！（《游泳》牌香烟的土叫法，那时算是农村最好的烟）”又有人起哄。
　　 父亲将烟发了一巡，然后给上大梁的四人每人派一包烟。点上烟，四人喊着号子，缓缓地将大梁抬上山墙，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上走，最后稳稳当当地安到山墙顶上。
　　 本家“支事的”大哥在大梁上栓上红绸子，挂了长长的一挂鞭炮燃放起来。这时亲戚朋友都带着彩礼前来祝贺，塆里的人纷纷来向父亲道喜，送脸盆的、送热水瓶的、送碗碟的、送茶壶的、送鸡蛋的，好不热闹。那时庆贺一般不送钱财，多是送生活用品。
　　 上大梁这天也是待客的日子，母亲早就和塆里的婶子们忙乎开了。十多桌亲戚朋友，父亲逐席敬酒以表谢意。父亲酒量小，十几桌转下来，已经面红耳赤，说话有些变音，含含糊糊，嘴里像含着什么似的。
　　 晚上，父亲一直很兴奋，不停地唠叨：“儿子，咱们就要住新房子了，高兴不？”
　　 “高兴！”
　　 “高兴就让老子扎扎！”父亲说着就把我搂进怀里，用他下巴上硬硬的胡子茬在我脸上摩挲，痒得我乱滚乱叫，这时候父亲开心得像个孩子。
　　 不知父亲唠叨了多久，我都迷迷糊糊睡着了，感觉父亲还在用他粗糙的老手在我腿上一卡一卡地量着，嘴里似乎还念叨着：“我儿子又长高了……”
　　 接下来的工程就是上梁子，钉椽皮，盖瓦了。一切都很顺利，三两天的功夫，房子基本成型。
　　 最后是装修。那个时候装修很简单，父亲用土框运来小山包似的一大堆黄土，挑来水，用耙子将水和土一起搅拌成泥巴。然后，我们兄弟几个卷起裤管光着脚丫在泥巴里转圈，将泥巴踩烂和熟，再加上少量稻草和在泥巴里，父亲就用粗糙的大手将泥巴往墙上抹。因为哥哥们抹泥巴抹不匀，父亲就一个人抹，母亲和哥哥帮忙递泥巴。
　　 父亲抹了一块又一块，天气已经有些微凉，但父亲穿着单衣，仍然汗流浃背，脸上泥星点点。父亲累得快直不起腰来，但他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泥好墙壁，父亲不知从哪儿弄了些石灰，将前门两边的墙壁粉刷得雪白。可能为了省钱，后墙和侧面没有粉。
　　 房子做好了，但屋内地面不平整。父亲将屋内地面浇上水，待水渗进土里，再在地面撒一层草木灰。父亲用一张宽板凳，去掉凳脚，一头系上绳子。父亲一只脚踏在板凳上，一只脚踩在地上，然后用力拉起板凳，再使劲踩下板凳，这时板凳便“啪”的一声落下，重重地拍打在地面上。如此反复拍打，直到把地面的泥土打软和，再拍平整为止。
　　 父亲还让我带着小伙伴们在房子里玩“摸瞎”的游戏。我们用围巾将一个小孩的眼睛蒙住，让他摸其他人，被摸到的人要受罚，唱个歌或学几声狗叫都行。然后还要被蒙上眼睛去摸别人，直到他摸到下一个人。经过一番折腾后，父亲再用小榔头将靠墙沿的地面锤平，待地面干了，就可以搬家了。
　　 冬月初八那天，我们终于搬进了新房子。
　　 新锅新灶，新碗新碟，新房子，新家居。父亲坐在崭新的椅子上“吧嗒吧嗒”抽着水烟袋，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屋里的一切，眉眼间满是笑意，就连灰白的头发似乎也有了些光泽。
　　 唉！房子啊房子，父亲用他的半辈子，终于亲手撘起了自己的房子！对自己、对家人，父亲总算给我们一个温暖的窝了。
　　
　　 二、快乐童年
　　 住进新房子的那几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我已经开始上小学了。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听见有人吆喝着“放牛噢，放牛噢……”。塆里的小伙伴们就陆续起床，到队里集中喂牛的棚子里牵出牛来。男孩子纷纷跨上牛背，驱赶着，牛像骑马一样跑起来，屁股在牛背上一颠一颠的，嘴里唱着电影《侦查兵》里的插曲，很是享受。女孩子们牵着牛跟在后面跑。
　　 到了山上，把牛绳子往牛角上一圈，让牛自己吃草去。留几个人分头看守，其他人开始玩游戏。
　　 那时看战争片看多了，很多时候把人分成两撮，分别扮演“国军”和“共军”，互相抢占山头。一方守住山头，另一方进攻。进攻一方将守山头的一方全部从山头拉下来或者摔倒制服，即宣告胜利。进攻一方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将守山头的一方都从山头拉下来或者制服，就宣告进攻失败。一般都愿意当“共军”，所以多数情况下“共军”占优势，自然“共军”打败“国军”多一些。做为惩罚，失败的一方负责看管牛，胜利的一方就不用放牛了。
　　 看看太阳升高了，牛也差不多吃饱了，就骑牛回家。吃过妈妈做的早饭，一路邀着塆里的伙伴疯疯闹闹去上学。那时候只有中午上学，早上和下午是不用上学的。
　　 那时候一个塆里一大群孩子，疯疯打打就到了学校。那时候每个村都有一所小学，上学也不远，老师都是本村的民办老师，跟家长很熟。读小学的时候除了上本作业，似乎没有什么课外辅导资料要做。读得很轻松，但不知怎么，我的成绩还总能得班上第一。
　　 下午放学后，我们又有各种各样的玩乐。有时候打片（两纸折成方形或一张纸折成三角形，打翻为胜的游戏），有时候钓鱼，有时候捉鸟，有时候放牛……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娱乐。就连晚上也舍不得睡觉，在月光下大玩“抓特务”的游戏，直到家里人喊“三儿，回家睡觉啰”，才各自散去。
　　
　　 三、家庭变故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几年的光景，村里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田分给各家各户去种。这时大哥二哥已经先后成家，两个嫂子跟我们一个锅里吃饭，难免发生矛盾。吵架不断升级，分家是迟早的事情。
　　 1981年秋天，父亲到随州老家去买牛，这一去竟是永别。父亲病逝在生他的故土，老家堂哥说，父亲临走的时候口中不停念叨着：“三儿……三儿……”但我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家里人将父亲的遗体从老家运回来后，才让人到学校叫我回去。听到父亲病故的噩耗，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跌跌撞撞就往家里跑，秋雨和着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几次跌倒了又爬起来，心理一百个不相信——“父亲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走了呢？”
　　 回到家中，看到棺材里白布包裹着的父亲，我大脑一片空白，泪水奔涌而出，眼前一片迷茫……
　　 父亲走了，我们的家也散了。表哥主持分的家，正屋东头两间给大哥大嫂；西头两间给二哥二嫂；妈妈和姐姐带着我，住前面的厢房和杂屋。原本不宽敞的房子，一下子分成三份，感觉更加拥挤。
　　 分家后，母亲和姐姐种不了多少田，收入很少，加上我还在读初中，日子过得十分艰苦。高中毕业不久，姐姐出嫁了。母亲年事已高，要供我读高中、上大学简直难于登天。有一次我跟妈妈商量辍学回家，刚刚开口，母亲就发怒了。她说钱她会想办法的，让我只管读书。
　　 后来表哥出面，让两个哥哥每月给我10元生活费，加上母亲东拼西凑，我最大限度地节俭，总算熬到大学毕业……
　　
　　 四、我想有个家
　　 1988年我被分配到母校任教。生活的艰辛，使六十多岁的母亲白发苍苍，腰身佝偻。
　　 母亲希望在她有生之年能看到我成家立业，了却她的一块心病。但我知道，贫困的家境，根本不能遮风挡雨几间杂屋，又有哪个姑娘愿意成为我的新娘呢？
　　 读大学时，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五七”棉纺厂的女孩。谈到将来结婚在哪儿住时，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没有能力在城里安家，我也不愿意拖累别人，我只能选择消失。
　　 参加工作后，不断有同事给我介绍朋友，加上母亲和姐姐不断催促，我只好勉强交往了几个。但我心里明白，那时谈恋爱真不是时候。没有房子，没有积蓄，哪有什么条件谈朋友啊？所以跟女孩子交往的时候，我总是像应付差事一样不冷不热，不温不火。既舍不得花钱看电影，买东西哄女孩子开心，也没有勇气拉起女孩的手，拥抱、亲吻。所以每个女孩都只交往个一年半载，她们就流着泪提出分手，分手后不久又哭着写信给我，说我不挽留。而我，只能选择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