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条河——旬河从秦岭流出，一路接纳小溪，蜿蜒东下，在即将入江的黑山对面，贴着一道不知名的山梁绕一大弯，弯出一块硕大的盆地。不知哪年哪月起，这盆地上便有了人家，一年一年的，青瓦泥墙的屋舍便连成二三里长的街巷，鸡鸣狗吠，人欢马叫。也不知哪年那月，这儿有了一个名字——草坪。
　　 草坪，带些山野味儿的名字，绝无文人绞尽脑汁的文绉绉。草坪没有草。因何将这生息之地叫草坪？没人说得清，如同没人说清满目青翠却名为黑山一样，就连带着铜框眼镜、成日里捧着一册黄的线装书的爷也说不清楚。虽然无人说清她的身世来历，可人却在这黑山旬水之间一代代地繁衍起来，青山绿水之间的这块坝子，渐成旬阳至长安道上一处人烟阜盛的村落。
　　 又不知哪年哪月起，以旬城为中心，分别沿汉江上行十五里、下行十五里，沿旬河上行十五里处设铺，草坪铺即是其中之一。铺是路标，更是管理机构。庙会、集市也在铺进行。每到逢集日子，十里八乡的人带着妻儿老小，牵着骡马牛羊，挑着田里出产的粮食果蔬，将这三里长的街道挤得密不透风。更有卖两掺面、漏鱼儿、酸拌汤等等男人女人的吆喝声，让吃食的香气浓浓地弥散在空气中，钻入人的鼻孔。于是，娃娃眼巴巴盯着那热气氤氲的吃食摊，大人则拼命吞咽口水，从贴身的衣袋掏出钱，买一个油糕或一个烧饼给娃娃解馋，而他是舍不得给自己买的。可是，新媳妇们就不一样了，眼睛一瞟，嘴巴一努，年轻的丈夫颠儿颠儿地跑到食摊前，买来她想要的吃食。
　　 最热闹的地儿，其实是庙前的戏楼。戏楼高高耸立着，要爬几十级石阶才能上去。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台下人头攒动，唱到好处，一片叫好声。唱大戏是铺上逢集的重要节目，十里八乡人赶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看戏。小时候听婆说，要是遇吃会，那大戏是要唱上三天的，来的人更多，远至外县的族人。说这话时，婆带着极其神往的语气。尽管婆的诉说竭尽铺陈、渲染之能，我还是无法想象那盛况，而且，对于婆说的“吃会”，也不明底里。吃会？是梁姓族人一年一度的聚会？梁氏一族非本地土著，乃是明清时从山西“大槐树”下迁移而来，分散于安康各地的。爷从眼镜片后看着我说。
　　 铺的设立，让“铺上”——草坪铺闻名十里八乡，外乡、外县乃至山外人纷纷迁来定居，于是，街更长了，街后的坡上也有了一个个小村落，星罗棋布一般。铺上人多以种地为生，也有开作坊、商铺的。梁氏一族在曾祖父时开了丝绸作坊，从缫丝、织造、染色到售出，都是曾祖父的五个儿子负责。
　　 爷负责织造。
　　 爷是个严谨的人，无论读书、做事都是认真、严谨的，为人中规中矩，不越乡规民俗、道德风化于一步。在兄弟中读书最多，写得一手足以乱真的颜体字，深受曾祖父喜爱。爷一生读书，一生看重读书人。
　　 中国科举，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渴望依存的一脉长流。历代文人人生的升沉荣辱乃至家族的兴衰荣枯，大都与科举有关。历代统治者也非常重视科举制度。唐朝时，把榜上题名，高中科举者称为“登龙门”。唐朝每次科举放榜新进士登第后，还要参加一系列礼仪性的活动。进士们在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后便可参加曲江宴饮、杏林宴饮和雁塔题名等活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备受荣宠，极尽风光。《唐摭言》记，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我毂中矣。”而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通过科举抵达帝王的“毂中”。如此精巧地将科举选才纳入封建政治机制，对文人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吸引力，于是，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形成了，镂刻于代代文人心中。以此解读爷的爱书、爱读书人情结，就说得通了。只是可惜了，他生于封建末世，生不逢“科举”之时，又身处偏僻的陕南山地，看不见风起云涌的世事变迁，感悟不到社会思潮的巨大变化，因而，死死抱住科举入仕、显身扬名观念不放，深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在我及我一样的后辈眼中，便是严厉的不识时务的古董。
　　 曾祖父逝去，曾祖母掌管家事，将销售丝绸事务交给二爷。于是，能说会道、使乖弄巧的二爷，很快染上吃喝嫖赌恶习，时间不长，将家族带进破产境地，使梁家成了没有立锥之地的赤贫户。作坊关了，房子卖了，家分了。一个大家族仿佛一夜间作星云散，只有爷带着婆、五爷带着五婆留守几间老屋。
　　 岁月缓缓流淌着，像流过街前的旬河，碧绿澄澈，水平如镜。梁氏家族败家之大事，在悠悠岁月里，如风吹过旬河，生出细小涟漪，很快恢复平静。
　　 二
　　 五爷、五婆与我家隔街而住。五爷和爷是孪生兄弟，两人形象却大相径庭。
　　 爷相貌堂堂，身材高大，身段笔直，起坐之间自有一股阳刚之气在周身弥漫。五官轮廓分明，面部线条刀削一般。小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沦为土里刨食的爷，成日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竟能在古稀之年，脊背依然端直如初。在责罚犯错的儿孙时，依然从眼里射出剑一样冷峻的寒光。
　　 然而，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五爷的形象。仿佛女娲造人偷工减料了似的，与四个兄长相比，五爷矮小、瘦弱。一双罗圈腿，站在那儿就是一个标准的“O”。他长得瘦小也罢，长相也不容恭维，耷眉耷眼。没人叫他大名，长辈、平辈叫他五娃子、老五，晚辈叫他五叔、五爷。从小在梁家做童养媳的五婆，因了他的形象，一生对他呵来斥去，从没敬他如婆敬爷一般，可是，一天两顿饭还是按时做给他吃的。
　　 五爷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树荫足有小半个篮球场大（我家房后就是学校)，遮住了他家的房子、房前场院、房头的一盘石磨。除了雨天和冬季朔风凛冽的日子，晌午、下午饭时，树荫下集中了端着饭碗的邻里老少。坐在五婆端出的凳子上，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声，伴着咀嚼饭菜的声音，在街上飘荡，而大人们劳作的疲累也得以消解。尤其春季槐花盛开时，满树白的槐花和树下吃饭的人，简直就是一幅画，那浓郁的花香，让不带荤腥的饭菜也陡然变得香甜可口。
　　 五爷和五婆没生育，所以，五爷也好，五婆也罢，对娃娃很疼爱。五婆曾经给人做过保姆，那家三个娃都是她带大的，时间长了，她竟视为己出。一次，我弟和她带的娃娃在槐树下玩，玩着玩着，你推我一下，我拍你一下，俩娃都哭起来。五婆一听那娃的哭声，惦着一双三寸金莲，从屋里扑出来，将我弟一把搡到地上，心疼地抱起那娃，查看有无受伤。婆看见了，甩开一双未能缠成型的半大脚跑过去，抱起我两岁的弟，朝五婆怒目而视，大声斥责她，人家娃比自家娃亲？从不饶人的五婆扬起尖利的声音，与婆争吵。可是，到了晚上，五婆从对街过来我家，一脸愧疚地塞给弟弟一块点心。
　　 长相猥琐的五爷，却能通阴阳两界，能预知将要发生而未发生之事，还能用一碗清水给人治病。治病时，他一边用两只手指头朝外洒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念的什么？无人听清，那神态极虔诚、认真、一丝不苟。那时的五爷神秘极了。可在一帮青年眼里，他的样子滑稽极了。他们对他的态度很是不屑。一碗清水能治病吗？封建迷信。可找五爷治病的人很多，除了铺上、周边村子的，还有一位解放军连长。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旬阳，多地驻扎有建设襄渝线的解放军部队。草坪也不例外。上街头河边空地上，是某铁道兵团部所在地。那儿本是一片乱石丛，推平后，盖起一排排营房。那些营房功能齐全，除了驻军，还有电影院、制冰房等等，都是铺上人第一次知道的新鲜事物。下街头不远处的隧道外，就是连长和他的连队驻地。解放军和地方民工从隧道运出的石渣，在隧道外堆成山，少量的废木头、木片也夹杂其中。五爷人老了，不能和铺上的年轻人一起上山砍柴，便每天背着敞口的大背篓去隧道口捡柴。没人知道连长如何知道五爷会治病，也没人知道他怎样给连长治病，只知道五爷突然背回来的柴硬扎了，多是整齐的废木料，天天如此。人问多了，五爷便说，他治好连长的牙疼病，连长不光请他吃饭，还每天为他准备好废木料，让他背回家。那一年，五爷家的柴很充足，屋里、屋外堆满废木料，棚起的阁楼上也整整齐齐地码着废木料。
　　 五爷少言寡语，是和大人们在一起，可与我们一起就不一样了。月明星稀的夏夜，萤火虫像星星一样在周围飞着。逮够了，也玩够了萤火虫的我们——五爷的一群侄孙，围在他身边，听他说自己的故事。有一回，我从山上背柴回家，经过一根平放的水桶粗的树干旁，累了，便坐上去歇歇。谁知，屁股下的树干是软的，还蠕蠕地动。哦，原来是条大蟒蛇。五爷的声音一点也不夸张，不渲染，可我们一帮小毛头吓得大呼小叫。
　　 一天晌午饭时，大槐树下，一群人端着饭碗围在五爷身边，听他谝闲传。五爷说，昨夜我亲眼看见一只狐从铺上悠悠走过。一阵哈哈大笑后，有人说，五爷，你又要编排人了。
　　 那是只九尾狐，九只蓬松的大尾巴像开屏的孔雀呈扇形竖起。细长的眼睛很妖媚，嘴巴又小又尖，火一样红。五爷边吃边说，这东西最迷人心性，最会祸害人世。殷商不就是苏妲己给亡了吗？妲己就是九尾狐……
　　 锤子家的生了，是个女娃，粉嘟嘟，眼珠亮晶晶的。有人端着饭碗走过来说。
　　 正在听五爷说九尾狐的众人，便转移了话题，说起刚刚出生的女娃。突然有人说，五爷，你该不是说锤子闺女是狐狸精托生的吧？不等五爷搭腔，有人说你还真信五爷的话？啥年月了，还有狐狸精。哪会呢？我是跟你们谝淡话呢。五爷一边哧溜溜喝拌汤一边慢悠悠说。
　　 五爷的话大人是不信的，可小小的我信。那时，大妈家隔壁就住着一只狐狸精，房门整日关着，我从没见过她。每次牵着大人的衣角走过狐狸家门前，我又恐惧又好奇。很怕她突然从房里冲出来，可又隐隐期待着她冲出来，她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能亡了殷商？殷商是什么？
　　 这样的疑问和对狐狸精的恐惧伴随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直到我外出上学，新的世界吸纳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才得以忘却。去年的某一天，亲戚聚餐，说到老家草坪的话题，我和姑说起深藏心中的狐狸，姑呵呵笑过后，说，哪是什么狐狸精，是某某的媳妇，一个病秧子，成年躺在床上。
　　 啊？惊诧之余，又觉得事情的真相本在意料之中。凭借十多年读书阅历，我应当知道，世上没有狐狸精。只是儿时印象太深地镌刻在记忆深处，才会盲目地抹杀科学与理性，深信不疑有狐狸精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天地。
　　 三
　　 婆是有杀伐决断力的女人，若生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定是某一领域的带头人，绝不会屈居人下，任人呼来唤去。
　　 她是身材小巧的妇人，漫长的岁月给她容长的脸涂上古铜色，像许多年老的妇人一样，一头花白的长发在脑后梳一大髻，一身或黑或蓝或灰的衣裤洗得干干净净，大襟褂的布纽襻扣得严严实实。
　　 从我记事起，威严的爷从不过问家事，终日坐在椅子上看发黄的书，不时端起黄铜水烟袋吸上几口。家里来客了，爷陪人喝茶、聊天。只有小个子的婆成日忙碌着，忙着安排家事，忙着一大家子的吃喝，忙着年前节后迎来送往，打发人拜年送礼，忙着带次第出生的我们姐弟。无论多忙，婆对家事的料理都是有条不紊的。再忙、再拮据的日子，她都显出笃定神闲，让一家老小心安。她乐呵呵招呼来客，将四菜端上桌，再将一瓶酒放在桌上时，客人无不感慨我家的日子厚实。
　　 婆一生育有三男两女，我父亲排行老二。因了爷的读书情结，除了聋哑的小大，大爹、父亲和姑都读完初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大爹参军提干后，大娘随军成了军属，父亲进了电厂，娶了当教师的母亲。然而，困难的日子到了，草坪铺虽然没饿死人，可家家粮食不够吃，劳力少的我家，分的粮食更少。
　　 婆看清家中缺劳力的严峻现实，当即要求父亲和妈退职回家挣工分，大爹、大娘也力劝他俩回家种地。你俩在家挣工分，我们在外挣钱。大娘给母亲说。唉！长叹一声，父母背着铺盖卷回到草坪铺。那一刻，父亲和母亲一定没想到，这一抉择意味着什么，没有想到他们再也走不出草坪铺，将终生与艰辛、困窘为伴，而他们之间的情感也因此消磨殆尽，只余肩上承载的生活重负。
　　 婆是传统的，恪守婆婆在儿媳妇面前拥有绝对权威的准则。母亲毕竟在城里待过，会裁剪、缝制时新衣服，于是，铺上的大姑娘、小媳妇常来家，请母亲帮忙做衣服。时间长了，婆便常常在夜晚，隔墙训导母亲。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会跳神。某某家的不是东西，一个是非精，你少跟她混。婆厉声说。
　　 再木讷沉闷的人，年轻时还是好玩的。母亲那时就常常忘了婆的话，不时和那小媳妇一起玩笑、说话、做针线活。婆见了，立刻黑了脸，气哼哼走开。等到母亲回到家，迎接她的是婆更严厉的斥责。这样的时候，母亲一声不吭，那泪水却像绵绵不断的秋雨流个不停。
　　 小大是婆的第四个娃，四肢健全，身体健康，却又聋又哑，婆便对他倾注了比对其他四个儿女多几倍的疼爱。不让他干活，即使长成大小伙子，也不让。长到二十多岁了，偶尔担回水，走得趔趔趄趄，一担水担回家只剩下小半桶。而铺上的娃娃，十多岁就能从井里担回满满两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