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如梦的童年，在我九岁时才到本村小学去读书，学校离家不远，只需五分钟就走到了。那时候，教室是土墙的，没有院墙。教室内没有课桌和凳子，所谓课桌是用砖架起来的石板，凳子是学生从家带来的。
　　 还清晰地记得我搬着一把被老姥娘剁草留下刀印的小凳子，和三堂哥走进了这所破旧的小学。我混混沌沌地走进学校根本不知道上学到底是干什么。学校西边是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正常情况下是不断水的，有时候还有鱼，听说是周围邻居下的鱼苗，可能想当鱼塘。我常常和小同伴们去踏着夕阳到那坑里去趟水玩耍，有时候也去摸鱼。有天下午，大坑里的鱼异常多起来了，我和张叔叔摸了好多小鱼秧子，最大的也不过食指粗。可惜我没有带器具，把自己摸的鱼全放进了张叔叔的盆子里，却给他家创造了一顿鲜鱼汤，我白忙活了一次。到了第二天，奇怪的是大坑里再也找不到鱼了。不久，坑里就结了冰，冰很厚，我和阿锁踩上去也漏不下去。有时候，有人砸开一个冰窟窿，从里面却冒出一条小鱼来，阿锁捏在手里狠狠地捏了一下又扔掉了。
　　 后来学校被改建了，上级并没有拨给足够的资金，大队里也穷得很，所以好多建校材料是马校长让学生从家带来的，比如橛子、檩子，甚至抹墙用的麦糠都是学生凑起来的。浑砖的教室和办公室才建起来了。
　　 夏天，学生喝水是一大难题，校园内没有压水井。所以一下课，我和同学便往校园外百姓家去压水喝，一人压水，多人争先恐后地接水喝。我没有水杯，只好从人家厨房里拿了一口碗，慌乱中碗掉在井台上碎了，我顿时傻了眼。女主人对我瞪着生气的白眼珠说：“摔了我儿最爱用的碗！”后来的日子就是女主人的儿子对我逼债了，他说他的碗值三毛五分钱。这个数字对当时的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不敢给父母要，所以每天都提心吊胆地去上学，生怕碰到“债主”。可是，越怕，债主越在校门口等着我。我翻遍了家所有的抽屉和柜子也没能找到一枚哪怕一分的分币……
　　 老师是我们村里的民办教师，教育组发给他的每月工资才三十元人民币。那老师和我是同姓，按辈分还应叫他伯父，外号叫“四葫芦”。他本来是教二年级的，由于二年级的语文课中有篇《我要的是葫芦》的文章，所以才教了一年级。这老师教学很卖力，往往拿着教杆在黑板上点着领读上百遍，我常常见他黑黝黝的膀子上挂着汗珠。可是很多孩子也包括我还是学不会。这群破衣烂帽的孩子根本没把心放在课堂上，那老师用教杆在黑板上点着领读，孩子们也跟着读，可是眼神却望着窗外。
　　 “q！q！q！q！”那老师点着p故意读着q,孩子们却还跟着读q,只有少数的同学读p。那老师眉头紧锁，显得很着急。
　　 那老师在黑板上抄：“4+1，4+3，3+5…”。我和孩子们也在本子上用粗粗的铅笔，歪歪扭扭地原样抄下来，根本不知道算出来。所以作业本上常常是一个大大叉子，或者是一个大大的零蛋。发下来新书不几天，语文课本就丢失了。第一学期结束，课本学完了，班内同学都说课本没有用了。有的撕掉当手纸，有的叠纸飞机和飞船，顿时班内成了“撕书热”，我当然也被卷入了这场“活动”中去了。所以书包里只有下学期的两本书了。
　　 那天晚上当我放学把书包放到床上时，母亲发现书包里只有两本刚发的下学期的新书，母亲想，都上一年学了怎么就两本书。她跑到前院给我父亲说：“他上的啥学，书都没有了。”我吓得往家后跑去，父亲以为我“畏罪潜逃”他恼怒地喊我回来，我很害怕，慢慢地回来了，他不容分说一气打了我二十多鞋底。奶奶心疼极了，她不停地嚷着我父亲但没有拉。在场的还有堂伯母和二堂叔他们都没有拉，我那时多么渴望他们能拉开父亲免去这次暴打，也许那时很痛，但现在却没有感觉了，也许痛过之后原本就不痛了罢！但这次挨打还依然留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一年级留级了。但这一年我总算知道什么是“学习”了。在第一个学期的年底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名，一个同姓的外村侄子辈第二名，姓姜的一个同学是第三名。全校表彰大会上，校长满面春风地给我发了奖状和一本笔记本与圆珠笔，虽然很便宜的东西，也使我喜在心头了。
　　 二年级的老师姓朱，是位比较和善的妇女，个子不是太高，臃肿的脸庞大眼泡子，一副慈善的面孔。有次有两个女生在教室门口压在了一起，我大叫：“日屄呢！”两个女生气愤愤地向朱老师告了一状。朱老师很生气的向我走来了，她那宽厚的手掌向我的头部飘来，我一低头，她的手落了个空，但没有再扬手，嘴里说着：“你这小孩你……”走了。
　　 从三年级开始我又走了下坡路。那时家境很不好，伙伴们都能交起学费，我和弟弟时常交不起。当伙伴们花零钱吃冰棍和瓜子，我和弟弟只有瞪着发愣的眼睛，傻傻地看着人家吃。我的心也不在学习上了，成绩越来越差。我最大的希望能有一个像样的书包，我的书包是一个断提手的破皮包，由于没有提手，放学后只好抱着，觉得格外的沉重。还有一个希望是能有一支钢笔，常常缺笔用。我知道父亲柜子里有一支不错的钢笔，我很想要。有天，我觉得父亲的心情好，便说：“我去你柜里拿那支钢笔吧！”父亲说：“那怎么行。”我还是拿了出来，父亲也没再说什么，应该默许给我了。虽然是支普通的钢笔我却视如珍宝，几乎随身携带，生怕被盗或丢失。然而它好像手中的沙子，抓的越紧越容易从手缝里流失。大概是一个中午，母亲让我去前村去打酱油，没有给我钱，要记账。那时候家中连打酱油的钱没有，是经常的事。前庄代销点恰好是我的同学XH家开的。XH递给我酱油后记账时一时没有找到笔，我说：“我有，用我的吧！”我说着，把夹在我脖子前背心上的钢笔递给他用了一下。当我吃过饭上学走的时候，才发现钢笔不见了，我如晴天霹雳。急忙沿着打酱油的路线仔细的寻找起来，来来回回寻找了有上千遍，哪有钢笔的影子。这一噩耗我暂不敢给父母说，只给奶奶说了，希望奶奶能帮我找到，在印象中奶奶好像找什么都能意外地找到。我和奶奶顺着路又找了几遍，还是没有找到。瞒着父母是不行了，上学要用笔啊！奶奶又没有钱给我。给父母说了，父亲问我怎么丢的，我说：“借给XH记了一下账，就再也找不着了。”
　　 “那去给XH要去啊！”母亲瞪着一双带有血丝的恶眼嚷道。
　　 我不敢说是自己掉了。只好去问XH.XH说：“我明明记完帐就还给你了。”其实我也记得还给我了，我只好去学校了。没有笔怎么办，XH说：“我可以借给你一支笔用。”
　　 放学回到家，母亲问：“XH给你笔了没有？”我说：“给我了一支。”
　　 第二天，XH也没有笔了，又给我要走了那支笔。我又没有笔用了，父亲在梨树下吃饭，我对他说：“我又没有笔用了，那支笔他又给要走了。”父亲觉得我太熊包，他脸色胀的通红像烧牛肉似的。他脱下来鞋底一直追到我前院，我失魂落魄地跑着，哭着来到XH家，我泣不成声地对XH的爸爸说：“我大大打着我来给你要笔。”XH的爸爸给我了一支新笔气急败坏地说：“拿走拿走，没有见过这种腌里杂。”我拿着笔来到了学校。
　　 母亲却又闹到了语文课堂上，我不明白更想不通一支普通的钢笔还值得这样闹腾。在本村读到四年级就要毕业了，要到邻村去读五年级。毕业考试我考得很差，数学才得了九分，被五年级拒之门外。当我把成绩告诉父亲时，父亲的脸色逐渐阴暗了，说道：“务农吧，快打药去。”
　　 那次农药是没有去打成，因为我根本背不动三十斤重的药桶子。但一个暑假，每天都要下地割草、喂牛，干各种繁重的家务，不过父亲的脸色仍然很阴沉，仍然训斥和辱骂。在60天暗无天日的生活后，父亲还是托关系让我读了五年级。
　　 在五年级没有发给我凳子，那白胡子校长让我从家带。没有我的新书，我只有借上届的破书。我常常受到嘲笑和戏弄。我忍辱努力学习，结果期末考试，我居然进入了前十名，大家对我改变了看法，班主任也对我有了一个好评。这段经历在我的小说《孽海情缘》中有折射。
　　 那是在我小学毕业考试前夕，学习比较紧，也就是这个夏天，天气异常的炎热潮湿。在一个上午放学后的饭空里，父亲垒院墙，叫我给他搬砖，和泥。马上就到上课时间了，父亲依然不说让我吃饭，他根本没在意我的学习，也没把我的学习放在心上。我搬着潮湿的砖，我大腿内侧突然起了很多红斑，痛痒难受的厉害。父亲依然视而不见，我边挠边搬砖。后来，我觉得来不及吃饭了，为了减少痛痒只好去学校西边大坑里洗个澡才慌慌张张去了学校。心疼我的奶奶拄着拐杖去南坑里找我吃饭，她并没找到我，那时我已去学校了。听弟弟说，父亲骂了奶奶。仅听说，是真假无从查考，从此我和父亲开始了十多天的“冷战”，我的学习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母亲不知道为什么也给我这个小学生无理取闹，她不但不知道关心我的学习，反而对我无故大打大骂，她拿着长棍沿着村内街道追我，让村民们大看热闹，奶奶忍无可忍。她破上胆子骂了一句，母亲被激怒了，在大众场合下大哭大闹起来，要不是邻居劝，她非追到我学校里去不可。
　　 在我小学阶段，一件充满沉重的往事，使我永远消除不了仇恨。那就是小队长与我家发生的家庭战争，那是我家受欺负被“侵略”的一年。
　　 那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一年，五年级在邻村，我和三堂哥骑自行车去上学。当路过我家的田地时，我想起我家种的土豆，我想去看看结果了没有。我家这块田地和小队长家相邻，须从他家田地里穿过，当我穿过他家田地时，碰巧被小队长看见，他非说我去偷他家的黄瓜了。我固然没承认，他责骂了我一顿，我没在意便去了学校。
　　 没想到小队长在我在学校期间闹到了我家，放学后母亲问我偷没偷他家的黄瓜，我大声说没偷。父亲感觉自己的儿子的确没偷,父亲嚷道：“没偷，应说偷也太冤枉了吧！”此话被在墙外偷听的小队长听到了，他攻入我家来大骂我父亲没管好孩子，偷他家的黄瓜。软弱无能的父亲转而又骂起我来了。小队长仍不依不饶，这场战争还是以黄瓜事件爆发了，战争持续了很久，父亲和母亲虽然也和他们骂，但更多的是软弱和退让。它在我家家庭史上写了耻辱的一页。
　　 后来战争又再次被堂伯母和我母亲议论小队长的坏话而挑起，小队长不但对着我家大门大嚷大骂，还纵子打了我的母亲，他的三儿子撕我母亲的头发，幼小的我愤然还击，虽然打了小队长三儿子头上一拳，也非常微乎其微，小队长把我家的大门踹掉了，我拿了把铁锤上阵，也被小队长夺去了。小队长还恶人先告状，居然叫来了村书记。母亲没有文化，她对书记说：“他把你治来了，你给处理啊！”那书记很烦感地说：“把谁治来了？”
　　 母亲逼我去向小队长要锤,我哪能要出来。我求助父亲最好的朋友-------我的齐叔叔,他边在地里干活边说:“怎么给人家要？你又打不过人家。”我在他跟前呆了很久，他又说：“找阿栓给他要去吧！”阿栓是我的出了五服的堂哥，我只好去求助他，阿栓去问后才知被小队长的三儿子仍到他门口垃圾坑里了，阿栓费了很多周折最终要了出了那把锤，那锤上还粘有淤泥。
　　 在我小学阶段我家与小队长的战争断续发生了好几起，直到我读初中。它在我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仇恨，这段沉痛的家庭史是我小学阶段最刻骨铭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