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潘德表，原名潘孝纲，1919年6月24日出生于广州市一个贫穷的小知识分子家庭。1938年参加革命，抗战八年一直在新四军五师战斗，1948年2月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4纵队12师36团政委时，在解放鞍山的战斗中牺牲，时年29岁。到现在已经65周年了。父亲牺牲时我刚刚满周岁，几十年来母亲和父亲的战友们给我讲述了父亲生前许多事情，他那种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是激励我成长和前进的力量。
　　 父亲6岁时入广州市立第六十二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广州公立实践中学。父亲思想活跃，求知欲强，尤爱读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有新思想的作品以及苏联革命小说《毁灭》、《铁流》和《母亲》等，对书中革命者的形象非常敬慕。他还特别爱读《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农民暴动史》等历史知识书籍，当听到老师在课堂上讲“三合会”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为农民起义英雄的壮举感慨不已。他追求真理，关心社会，在读初三时，广州市发生了反动当局驱使军警镇压青年学生游行示威的“外荔湾惨案”，父亲对反动当局的暴行表示了无比的愤慨。
　　 1934年，父亲升入广东省立大学附中高中部，在校参加了中国青年反日大同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秋，他满怀献身抗日之志，以优异的成绩、健壮的体魄，考入国民党航空学校第六期当飞行学员。1937年3月，又转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受训（黄埔13期）。在校期间，他秘密联络进步同志，传阅进步书籍，谈论时局，赞赏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原本企望能够立即奔赴抗日战场，杀敌报国。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令他大失所望。1937年底，日军逼近南京，中央军校却接到“徒步西迁”的命令。父亲和一些进步同学得知消息后非常气愤，立即召集会议反对“徒步西迁”，并推举父亲等同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不久，南京失陷，30多万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而中央军校却一直向西撤迁。所有这些，使他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腐朽的真面目，他向往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抗日。37年底，军校撤到了湖南省桃源县，他暗中下定决心，寻机投奔延安。第一次，他刚逃出学校即被队长发现，强行拦回；第二次，他佯装到沅江游泳，刚游到对岸，又被截了回去；第三次，他约定两名进步同学，经过周密计划终于逃到长沙，义无反顾地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于1938年4月到达了许多热血青年仰慕已久的延安。
　　 到延安后，父亲先后在安吴青年训练班、陕北公学、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等处学习。1938年8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被派往鄂豫边区挺进纵队（后改编为新四军5师）工作，历任13旅3团宣教股长、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秘书、组织科长、教导大队政委等职。在长期坚持大别山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他逐渐锻炼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在部队的宣传、组织、训练等工作中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1940年元旦，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石坪是河南信阳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任新四军5师3团民运干事。在那个艰苦的抗战时期，既没有婚礼，更谈不上什么蜜月，仍然像平时一样行军打仗。1940年冬天，我的大姐出生时正值日本鬼子“扫荡”，大姐出生三天就被送给一家老百姓，半年后听说她不幸夭折。1942年我的哥哥出世9天又遇敌人“清乡扫荡”，母亲抱着他爬山涉水到处躲藏，16天后哥哥也因病不治夭折了。由于斗争环境非常残酷，1944年和1945年先后出生的两个姐姐都被送到姥姥家抚养，直到解放以后才被接回母亲身边。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原地区非常艰苦，部队的物质供应很困难，父亲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一件棉衣穿了三年，补丁摞补丁，直到实在没有办法补时才去领了新军装，他常说：艰苦朴素是革命者的本色。父亲的老战友白相国（山东人，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91年去世）打趣地说：“老潘总是穿得破破烂烂，可是一旦发了新军装，他整理一番又显得特别精神，不愧是进过中央军校的。”
　　 长期的吃糠咽菜使父亲经常受到胃病的折磨，1944年曾经胃大出血，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他却坚持工作。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曾经说“为了党的事业，我已经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1946年6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妄图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我中原部队主力。在此之前不久，上级已决定5师的部分干部“化装突围”，并安排父亲利用他的广东口音化装成商人转移。临走的前夜，他和白相国同志躺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讨论当时的局势和发展前途，他们对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实现革命的胜利坚信不疑。随后父亲辗转到达华北解放区，白相国同志则随部队参加了中原突围，这次分别也成了这两位战友的永别。
　　 而此时在5师政治部工作的母亲已经怀孕，她和部分新四军5师的女同志及伤员乘坐“军调处”安排的火车前往解放区。一路上，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麻烦，让我方人员乘坐运送马匹没有顶棚的车皮，每到一站军警和特务就包围列车，不许老百姓卖食品给我方人员吃，甚至发生个别同志下车方便时被特务杀害。火车到达新乡，国民党军又无理扣留全体女同志作为人质，经过我方再三交涉才放人。在新乡通往解放区的道路两侧，国民党军队荷枪实弹像押解犯人般对我方人员进行侮辱、威胁，母亲和战友们历经磨难终于到达我邯郸解放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接见了大家，主持大会的“军调处”我方成员说的第一句话：“同志们，我很难过，你们受委屈了！”让母亲和战友们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当时，凡是零散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干部都不能回原部队，要重新分配工作。父亲到达邯郸后，根据组织安排要去东北，这时母亲怀孕反应很厉害，但是仍然决定和他一起去东北。他们一行十几个干部，经过河北和山东解放区，在烟台附近乘船过海抵达安东。1946年12月，母亲在鸭绿江边我军第4纵队的后方医院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我。父母亲给我起名宏征，以纪念母亲怀着我从湖北到东北的宏伟征途。
　　 1946年9月9日，父亲在本溪市的小市就任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11师33团副政委，后任政委。父亲的警卫员张凤柏还清楚地记得与父亲的第一次见面，父亲穿着长袍，留着分头，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待人亲切。1947年2月，父亲调任12师36团政委，张凤柏也跟着到36团，直到父亲牺牲。张凤柏曾经给我讲了很多他跟随父亲战斗生活的故事，如今他已经80多岁了，依然经常去父亲坟上看看，他说父亲待他如同兄弟一样，感情很深。
　　 从参加革命到牺牲整整十年，父亲政治立场坚定，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成为了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还保存着父亲的工作笔记本和日记本。日记中记录了自1947年7月21日至1948年2月14日的战斗、工作、生活的情况。1947年8月，4纵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父亲作为团政治委员认真地贯彻上级指示，深入到连队班排。此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8月1日：上午是功臣会……下午纪念八一……晚召集连以上干部布置下周工作，主要是诉苦教育及干部思想教育……
　　 8月2日：政治处处务会，讨论了诉苦教育如何进行……
　　 8月3日：总支扩大会检讨团的领导，我作了关于政治方面的反省……
　　 8月9日：到3营来住，讲了两课受感动之战士颇多，下午分组座谈……
　　 8月10日：上午我上了一课，很吃力，体力比以前更坏。下午即开诉苦大会。诉苦者9人，尤以范某之苦最动人，我无切身体验，但由于阶级同情心驱使潸然泪下，这还是到东北第一次，也是好多年没有的事了。可知阶级觉悟提高了或者是阶级仇恨激发了，一切工作皆好办……”
　　 在1947年9月9日的日记里，他总结了自己到东北工作一周年的情况：
　　 “一年前今天到33团工作是到东北工作的一周年了。一年来经过大的战斗18次（小的不算，一个大战斗已包括几次小战斗，其中11师11次，半年来7次），1次被袭、9次进攻、8次防御，小的战斗就太多了，或者是没有我自己亲自参加的也不少，比之于在中原战斗了六年共35次较大战斗比例来说是很多的，也反映出自卫战争是较之于抗战时期更艰苦，我可以很高兴地说经过战斗锻炼，但是如果以工作岗位的需要来说，我还差的很远，尤其在军事指挥上很欠缺，对军事工作很生疏，很需努力。此外，一年来在思想上还有很大锻炼，对自己急性病是有进步，但工作经验的积累是不够的，仍然是很幼稚的，是个年轻的政治委员。现在检讨起来，在实际中去磨练自己尤为必要。在团结干部，发挥每个干部之积极性来说，有很大缺点。遇事仍是考虑不够，所谓预见仍是只限于理论阶段，尚未能从自己工作经验中作到提高。思想作风简单化不喜欢作深刻复杂的思考，思想经常混乱、脆弱，常常易为小事所震动，而分散精力，没能集中于工作。工作中之组织性及以组织推动工作仍然不够，这是我今后应设法纠正的。”
　　 可以看出，经过党和人民军队十年的培养教育，父亲具有善于总结检讨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作风的优良品质，他已经从一个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成长为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12师师长江燮元同志曾经评价他：“潘德表同志对党很忠诚，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积极为党工作，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党所给的任务都能积极去完成，对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执行地很认真很坚决。他执行党的政策不是照套，而是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潘德表同志对工作积极，战斗勇敢，他长期在机关做宣传工作，没有战斗经验，但到部队后打仗很勇敢，很负责任。在战斗中积极摸索经验，想办法完成任务。”
　　 父亲对妈妈和我非常关心。1947年8月，妈妈和我都病了，我患了严重的肺炎，是父亲托人从日本医生那里找到几片消炎片，才救了我的小命。这种亲情在父亲的日记里也有所流露：
　　 “（1947年）8月19日：上午石坪到这里来了，见到小孩子怪高兴，可惜瘦了……
　　 9月28日：今天午后便送走了石坪，此次来住时间很久。身体不好，小孩不够健康，活泼可爱聪明伶俐都是使人高兴的。只是石坪身体坏了，有些不耐烦……
　　 11月19日：黄昏前石坪又自桓仁来，寒冬里小孩搬来搬去是很不适宜的，宏征瘦极了。怪可爱的小孩弄成这个样子，主要还是由于先后天不足。环境如此，不到内战结束是无法过安稳日子的……
　　 11月26日：早起即出发，石坪和小孩去兴堡然后去桓仁过冬……”
　　 1947年11月26日——就是我和母亲与父亲最后分别的日子。
　　 父亲生活俭朴，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战士体贴入微。他是广东人，到东北不适应寒冷的气候，但是他从未被东北的艰苦和寒冷所吓倒。他把部队带得非常活跃，每逢部队休整时，他都带着同志们唱歌、打球，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他的逻辑力很强，讲起话来富有感染力，每次战前的动员讲话都强有力地打动战士们的心，散会后常常听到许多同志学他用广东口音讲出来的那些带有艺术性而极具号召力的语句。36团政治处的张志坚说：“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了解了潘政委，他是学生出身，在部队长期做过宣传工作，再加上他那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爱说笑话，因此擅长鼓动工作，讲话很有鼓动性，提出口号也生动有力。”在行军时，他常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而自己却迈着被冻伤过的双脚为战士们扛枪、背背包。在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勇猛无畏。
　　 在1946年初冬的新开岭战役中，当他正率33团直属机关在一个山头上警戒沈阳方向援敌时，突然一群败逃的敌军蜂拥而至，严重威胁团直属机关的安全。此时，他果断地命令警卫连以猛烈的火力压住逃敌，一个也不让活着过来。当敌人窜至阵地前的河滩时，警卫连三挺机枪同时开了火，失魂落魄的敌人顿时乱成一团，父亲率领战士们冲下山岗全歼了这股敌人。
　　 1947年冬天，有一次阻击敌人，侦察兵监听敌人的电话线，可是听不懂那些广西兵讲些什么，张凤柏报告给父亲，他立即直接去监听敌人在电话里的谈话，了解到敌人的部署，迅速指挥扒了铁路，及时地截断了敌人的火车，解救了大批被裹挟的老百姓，缴获了大量的物质。这一次部队的装备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1947年1月底的一天，父亲率33团埋伏在辑（安）宽（甸）公路上的关门砬子蚊子沟伏击国民党军第2师51团的一个运输车队。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雪，他硬是同战士们一起在雪地里潜伏了整整一夜，双脚被严重冻伤。第二天上午，敌运输车队终于进入伏击圈，父亲指挥战士们冲下山去，歼敌100多人，缴获满载物资的汽车9辆、大车28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