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名叫周涧桂，可算小家碧玉。生于1907年2月17日，1943年2月17日，可恶的狂犬病夺走了她的生命，享年36岁。
　　 贫穷、落后，母亲不可能留下任何影像。抚养我长大的伯父、伯母说过，我的两个姐姐长得都像她。我想象，母亲身高不低于1.62米，身材匀称，壮实，曲线很美，园脸，大眼，肤色白嫩红润。没错，我母亲确实长得好看。
　　 母亲18岁出嫁，20岁生我大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持续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我和弟弟之间有个男孩夭折），完全按生理自然规律，每隔两年或一年半左右生一个。可怜她，我不知道，她怎样承受生育的那种阵痛和苦难。当我为人父后，深明那种无休无止的生育，不仅折磨了女人的青春，也夺去了女人如花一样绽放时代应有的幸福。所以，儿女们决不可忘记母亲的生育之苦，把自己的生日当成母亲的受难日，反哺母亲，乃天经地义。
　　 有句讲了多年的老话，叫多子多福。我父母多子，可哪里有福？据我所闻，他们不信奉这种观念。现实迫使他们头脑清醒，生多了，没有饭吃，养不活，更养不好。我父亲只两兄弟，他是小的。自家没有田土，靠租田维生，房屋也是租的。祖父、祖母已去世后，父亲和伯父苦苦追求的是尽快有自家的瓦屋，买几亩田土，成家立业，过上有余钱剩米的日子，续张家香火。最低的生存欲望啊！
　　 母亲第一胎生我大哥，难产。接生婆用野蛮的双手挤压她腹部，胎儿还是挤不出来。又在房里烧油纸雨傘，喊喊叫叫，名曰驱鬼。其实是母亲用尽最后一口气，把大哥生下来，七斤六两。功劳却归于接生婆驱鬼。母亲熬过一难，留了一条命，再也不敢、不想生了。这时，我伯父也娶亲了，也将生儿育女。形势紧迫，首先得有安身之所呀。我父亲急于攒钱起屋，也怕母亲再受苦，也想让母亲多歇一歇，要再生，也得尽量隔远一些。可是，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不想要也得要，挡都挡不住。以至有人夸她：生儿子就像母鸡下蛋一样。一连生三个胖儿子，令那些重男轻女的人好生眼红。
　　 父母绝对满足了，受难受够了，不要了。她不要，行吗？第四个，我大姐也不知不觉地来凑热闹。她出世时，我伯母照顾母亲，两人情同亲姐妹。没听到我大姐的婴啼，我母亲很淡定，剪断脐带后，提着两条肉肉小腿，在婴儿屁股上拍—巴掌，大姐才叫出第一声，高调宣告她来到人世了。
　　 三男一女，园满了！成活率百分之百，个个无病无痛，活蹦乱跳。这都归功于我母亲健壮，奶水足，每个都吃她的奶长大。一断奶，下一个就跟着来了，因此又有了二姐，第五个！有了三男二女，母亲不仅担心儿女没吃、没穿、没住的，还牵挂着，日后怎么给他们娶亲、出嫁呀？真的不能再生了。
　　 有什么办法不再生呢？毫无办法，不懂节育！从生大姐开始，她自己接生，只有伯母帮个手。孩子生下来，洗了，包好，她才从半掩的房门后探出头，通知家人，生了。生我时，哪天哪时生的，都没记。所以，弄得我没生日，到当兵填写兵役登记表，必须填写出生年月日，才估算了—个吉日写上。
　　 到我这里还打不住，又生了一个弟弟，只相差一岁多。不幸终于降临，这个弟弟夭折了。父母都难过又解脱，估计不会再生了。没想到，人丁太旺，我小弟弟又来到人间。
　　 左邻右舍好怪，我家这一大窝，竟听不见吵闹、哭叫。我们穿的衣服虽然是大的穿了小的接下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个个干净，连鼻涕也没有，逢年过节，还有新衣服、花衣服。我的哥哥、姐姐都讲过：家里虽然穷，但母亲总是很快活，从早到晚，笑眯乐和，脸色红润。她从来没对孩子生气，更无打骂。我三哥和大姐、二姐有时一起围住她，你揪住她衣襟，她搜她口袋，闹着要吃的，她没有，只有笑。有时两手握成拳头，说握着好吃的，要大家猜哪个手里有。猜着右手，空的，她说左手握着。扳开她左手一看，也空着，她又说好吃的躲到右手里去了。如此反复玩“空手道”，个个失望而去。
　　 无论我父亲在外边怎样“增收”，我伯父在家里怎样“节支”，“余钱剩米”的好日子遥遥无期。我母亲压力更大，老是自省自责，把困苦的责任全揽下，怪自己生的太多，自责之后是自罚。她尽量叫孩子们吃饱，而她一天只吃一餐。有稀有干，她只吃干的。有细有粗，她只吃粗粮。我们都是吃红薯长大的，红薯煮稀饭，吃煨红薯，米饭里掺红薯块、红薯米、红薯片。
　　 农忙时，我母亲还要下田劳动。带着一串孩子，背上背—个，胸前抱一个，手里牵—个，身后跟一个。有时候，还以为她带我们玩小鸡躲老鹰的游戏呢。
　　 我的小弟弟，也就是老七，生下他以后，母亲轻松了，都说再能生的女人，也该生完了，共八胎呀！母亲开始盘算，吃、穿、住，主要是我父亲的责任。她，主要考虑怎样省吃俭用，积小成多，准备给儿子们娶亲、女儿出嫁。顺便说说，我父母真正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我的三个哥哥，包括我，六七岁都上私塾发了蒙，《三字经》、《幼学瓊林》、《弟子规》乃至《论语》、《孟子》、《左傳》等都背过。除了两个姐姐成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受害者，我们兄弟都脱盲了。在我家所在的屋场，这应该算奇葩。
　　 母亲一身轻，背着弟弟，手牵着我，去外公家拜年。
　　 我外公姓周，不知他名字，同样也讲不出他的模样。这是一户殷实人家。我记得有一座比较古老的瓦屋，屋前有块地坪，可以做晒谷场。场边有个水塘，可以随时从塘里打鱼吃。塘里有鸭子，也有大白鹅，“红掌拨清波，曲颈向天歌”。屋后，是青翠的竹林。竹梢垂到了屋顶上，瓦糟里填满了树叶。我父母和伯父所期望的自有的房屋，大概也是这样。
　　 外公家屋里比较宽敞，进门有大厅屋，有宽大的茶堂。茶堂里有地炉，有三锅的牛角灶。睡房三四间，我们一家可以睡两张大床。此外，后院有杂屋，猪、牛、茅厕，都在后院，还有谷仓。
　　 我有三个舅舅，大的是桃舅，在长沙打零工。二舅是立舅，在军队里当个小军需官。三舅叫梅舅，在湘乡城里教书。这样人家，当然买得起田土，盖得起大瓦房，而且有余钱剩米。我母亲是周家惟一的姑娘，最小。称小家碧玉，实实在在。她是周家的掌上明珠，能够嫁给我父亲，一方面说明我外公慧眼识珠，另一方面也足见我父亲具有相当实力。
　　 很不幸！我外公养了一条大黄狗，早就疯了，我们叫癫狗子。我的舅舅们，左邻右舎，早就规劝外公，打死疯狗。外公心软，养了十来年的狗，狗通人性，虽然疯了，对外公还很好。他哪里下得了手？也不忍心交给别人去处死。他把狗关在谷仓里，幻想狗会好。每天还给它吃好的，清理狗窝。
　　 那天早晨，母亲带我和弟弟起床后，走进茶堂，在地炉边烘衣服。早晨，水也结冰了，棉袄棉裤冰凉，都要先烘热才能穿。母亲把弟弟焐在怀里，叫我添柴禾，把火烧旺。我拿了一块干柴，正要往地炉地放，那条疯狗就从后门窜出来了。外公追出来喊：“拦住！莫让它跑出去！”我吓呆了，母亲一边护住我弟弟，一边响应外公，夺过我手里的劈柴拦挡黄狗。显然，母亲和外公心有灵犀，不能让黄狗跑出门去伤人。母亲刚拿过劈柴，黄狗向她扑过去。等我外公追上来时，晚了。我母亲手被疯狗咬了一口，当场渗血。
　　 我外公这才知大祸临头。抡过我手里的劈柴，狠揍疯狗。那疯狗没反抗他，乖乖地逃回了谷仓。原来，那谷仓门，是一块一块木板镶嵌，从上往下取板。外公还没取完板，狗就窜出来了。它也要自由啊！
　　 外公关住疯狗，转身给我母亲急救。挤血排毒，用凉水冲净伤口，敷上草药。在那种环境里，这应该是顶尖的、最大努力的急救。
　　 那时，狂犬病是不治之症。外公的抢救不管用。潜伏期也很短，早期症状，如低烧、头痛、全身发懒、恶心、烦躁、恐惧不安等，也不明显。这可能是我母亲身体好，能抗病，有个头痛发热也不当紧。我母亲甚至认为，危险期过了。她渴望后半生过轻松日子，她还处于生育期，她和我父亲都在偷偷地寻找绝育办法，如民间偏方。母亲对儿女寄予厚望，想早日享享儿女福。
　　 母亲的狂犬病突发。她享儿女福的欲望还没成型呢。开始，听到声响，看到光，或吹吹风，就受刺激，觉得口干，喉咙口痛痒，缩得紧。被疯狗咬的伤口周围，发麻、痒痛，越搔越刺痛。手脚上好像爬满了蚂蚁。我家大人都紧张，深知母亲会不久于人世。父亲赶回来了，时刻守在母亲身边。
　　 两三天以后，母亲变得极度恐怖，怕水、吹不得风。大热天，父亲把木格窗户用纸糊起来。母亲口渴，但怕水，喝不了水，喉咙像被拤住了。煮了中药，没法灌进去。母亲听到要给她灌药，就全身抽搐，喘不过气来。
　　 我们兄弟姐妹都不敢进屋里去看，一个一个只会哭。伯母做了饭菜，摆在桌上没人吃。夜里，我们也睡不了觉，都怕母亲死。她死了，谁带我们呀？
　　 母亲精神失常了，大喊大叫，一个个喊我们的名字。父亲就叫我们都站在母亲床前，母亲却不会讲话。她太痛苦，撕蚊帐、被子，咬自己，我父亲双手抱住她，也控制不住。
　　 三天后，母亲安静下来。我们都以为她好一些了。不是！后来我才懂，那是她的呼吸和血液循环系统功能衰竭，陷入昏迷，一脚踏进死亡门了。果然，我们正在外屋吃饭，母亲再也不能挣扎，她死了。死在我父亲怀里，父亲一直紧紧把住她，怕她抓人、咬人，不敢放手。抱了—夜，母亲再也没动，我父亲才断定，她没气了。就那样，父亲还抱着她，无声无泪。那天是1943年2月17日。
　　 我还记得，母亲的丧事虽然简朴，但出殡那天，人很多。左邻右舎都有人来送葬。墓地选在桃家圫。从我们住的勘上屋出发，到墓地，有直路。但抬着灵柩却绕雷公塘，走了个D字路线。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绕路？那天下雨，小路泥泞。我也披麻戴孝，坐在房主绍良叔肩上，紧随母亲灵柩走。
　　 母亲发病期间，外公终于咬牙处死了疯狗。他把疯狗引出谷仓门，突然把门关紧，卡住狗脖子，拿个锤子在狗脑门心上一敲，狗就死了，埋在屋后竹林里。
　　 我母亲没有留住性命，外公很痛悔。多年后，我在长沙听知书达礼的舅妈说起外公，他痛苦中也找到了庆幸，那就是：当疯狗跑出谷仓后，多亏我母亲拦挡了一下，疯狗才没有跑出门去。假如它跑到外边去，毫无疑问会咬伤外人，还可能咬伤多人。我母亲用自己—条命，免除了一场更大的灾祸！
　　 外公正是想这，越发对不起我母亲，对不住我们一家。白发人送走黑发人，不久，外公也抑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