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文友说有个父亲节征文，你也写吧。我说我写不了。我没说其实我很懦弱，我的文字很少碰触真正深沉的感情，尤其是亲情。其他主题我可以洋洋洒洒，但以父母亲为主题的，起码目前我没有动笔甚至是惦记的勇气。无它，太深。
　　 文友的提示，在我又一次路过市场时，在此起彼伏的“荔枝五块”、“正宗妃子笑，六块钱一斤”的叫卖声中，勾起了之前不知遗失在哪里的一幅画面。画里，一个背着大书包的女学生，在人来人往的站前广场，被一个戴着红袖标的大妈拦住。女学生掏出钱，走脱了。三五步后，女学生又被一个戴着红袖标的大妈缠住。女学生都快哭了，只得又掏出钱……那个女学生，是玲玲，我的中专校友。
　　 初中毕业后，我考到河北一座小城市的中专读书。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县城，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远离父母。那一年，我十五岁。好在，学校还不错，号称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中专；校友很多，似乎除了西藏等个别省份以外，都有招生。所以，一入学大家就各处找老乡。就这样，我认识了老乡玲玲。她在斜对门班，十七岁，比我高一个年级，也是农村来的。玲玲告诉我，早上去一食堂打饭，馒头一毛五一个，比二食堂的好吃，小米粥还很稠；去门口买凉皮时不买整份的，不划算，只要半份，五毛钱，让阿姨给多加辣椒油，回来就着馒头或者大米饭吃，一样管饱；参加英语兴趣小组，跟着英语班的老师学翻译，既能学英语，又能发表小译文。我好奇玲玲怎么有那么多经验和智慧，纳闷玲玲怎么那么俭朴。尤其是，我意外得知，虽然玲玲家生活不富裕，只是年吃年用，但她其实称得上是穷学生里的富翁。每个学期初，她都会带足够用、甚至多到花不了的生活费。偶尔我们这些按月跟家里要生活费的同学财政赤字了，只要开口，玲玲都会借钱给我们倒短儿。渐渐地，我意识到，或许正是因为她懂事儿，会过日子，所以家里才会每次都给她多带些生活费。
　　 玲玲很少逛街，她晕车，尤其是汽车。二零零零年的暑假前夕，她叫我去市里。我不想去，明天就要离校了，我还要再收拾一下东西，心也早飞回家了，哪还惦记逛街啊。第二天一早，我背着包去找玲玲。她也准备好了，东西跟我差不多。一个大背包装些换洗衣物生活用品，一个布袋装路上吃的方便面等。临出门前，她走到桌旁，小心地系上里层塑料袋的口袋，又把外层厚塑料袋的带子系上。我问她为什么不把袋子塞进背包里。她说怕压，随手拎着吧。我不知道她哪根筋儿出问题了，左手一个袋子右手一个袋子，倒车多不方便。回家的路，我们要一起先坐汽车到北京的汽车站，转公交车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哈尔滨火车站，再分别转公交车到不同的汽车站，坐汽车到县里，再转一到两次汽车，才能到家。
　　 上了汽车，玲玲把塑料袋放在两脚之间，打开厚塑料袋的带子。我看到一把细树枝，用一根细绳捆着。玲玲又把里层塑料袋打开，我瞄到细树枝下面是红色的东西。出发不到一个小时，玲玲就开始吐，直吐到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厅。上了火车，玲玲把背包放到行车架上，把布袋放到座位底下，又把里外两层塑料袋敞开，放到脚边。我这次看清楚了，袋子里红色的东西，应该是叫做什么枝的。我在市里的水果市场第一次见到时，店家正拿着小喷壶往上浇水。我好奇那疙疙瘩瘩的东西能吃吗，怎么吃，什么味，为什么往上浇水。一问，说是从南方空运过来的，金贵着呢。对，我想起来了，叫荔枝。因为店家当时见我是学生，还吟了一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再一问价格，好像要十来块钱一斤，反正对我来说是天价。我当时还想，想不到这东西竟然比坐月子的舅妈拿给我吃的那根香蕉还贵。转念想，我在家都没见过这种叫荔枝的水果，所以贵也是正常。那天在水果摊前，我当然只能吐吐舌头。下次再见到时，一律视而不见。怪不得前一天玲玲要去市里，一定是去买荔枝了。
　　 火车上人很多。我和玲玲是正对面的座位，她里边是个同校的女生，我里边是个男的。玲玲座位旁站着一个女的，看起来，也像是学生。聊天始于火车开动，内容从“你是学生吗？”，“哪个学校的？”，“坐到哪里？”开始。于是，我们知道了，站着的女的，是北大的学生，家在哈尔滨。北大啊，对玲玲和我这样连高中都没进过的中专生来说，可是神一般的所在啊。我们对北大女生的仰慕与崇拜之情，估计傻子都看得出来。我们既想知道北大的生活，又不好意思问。所以，聊天是北大女生主导的，我们只有听的份儿。没一会儿，北大女生对玲玲说，“挤一挤，搭边儿坐一会儿吧。”里边的女生没有动，玲玲挪了挪身子，连同脚边的荔枝一起，给北大女生让出地方。这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玲玲虽然不再晕车了，但根本没缓过劲儿来，又是硬座夜车，还被挤在两个人中间，状态一直不好。我真担心她下了火车再转几次汽车还能不能吃得消。北大女生呢，不仅抓住一切机会往里挤，还趴在小桌子上。弄得玲玲像是受气的小媳妇，还只得忍气吞声。我几次示意玲玲把北大女生撵走，却也知道她做不来。就这样，我坐在玲玲对面，看着她难受的样子，也看着她每次出入，都先把两脚前的荔枝小心挪来挪去。每隔几个小时，玲玲就轻轻地翻翻塑料袋里的荔枝，再用手心捧着水，一点儿一点儿往上面淋。那神态，在昏暗的灯光下，让人说不出的怜爱。
　　 车到哈尔滨，下面的路程，我们该各走各的了。虽然玲玲很疲惫，但荔枝被她呵护得跟刚买回来一样水灵。在我肚子里像个小虫子一样，拱了一道儿的问题，终于在最后时刻跑了出来。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前广场，我问玲玲：“荔枝啥味，甜的还是酸的？”玲玲说她也不知道，没吃过。我瞪着惊诧的眼睛：“你没尝尝？”玲玲可能也觉得应该尝尝，应该也好奇这荔枝啥滋味。于是，我们停下来。她打开塑料袋，摘下一颗绿的，拿在手里看了看，瞅瞅我，然后，整个放进嘴里。我盯着玲玲，她上下牙轻轻一咬，犹豫了一下，把荔枝从嘴里拿了出来。绿皮开了条缝儿，可以看见里面是白色的。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显然，她和我的想法一样，绿的是皮，里面白色的才可以吃。她扒掉绿皮，把白色的果放进嘴里。这次，玲玲嘎嘣一咬。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一口吐了出来，说“怎么这么苦！”“苦死了！”
　　 我瞅一眼地上，有白有黑。玲玲紧皱着眉头，满脸的疑惑。这太出乎意外了，我一时也愣了，想不出来问题在哪。一抬头，看见路上的车流，就说先去找公交吧。刚起身要走，一个戴红袖标的大妈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让交钱，说随地吐痰，罚款十块。玲玲懵了，不情愿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红袖标大妈撕下两张罚款单，塞过来。玲玲没拿，我接过来，见每一张上都写着“五元”字样。我们这两个不知所措的女学生，往前没走出三五步，又一个红袖标大妈奔过来，拦住我们，说罚款，随地吐痰。玲玲完全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壮着胆子小声说了句，“刚才已经交过了”。红袖标大妈理直气壮地说，“刚交是刚交的，那是给她的。痛快交钱，十块。”玲玲都快哭了，只得无奈地又掏出十块钱。我们都没再说话，一直到我坐上公交车。站台上的玲玲，蔫巴巴的……
　　 到家后十来天，我就开始收到信了，竟然有玲玲的。信中，玲玲满肚子的委屈，说她辛辛苦苦折腾一路带的荔枝，想着爸妈从来没吃过，满心想让他们尝尝，父母问完价钱，语气中竟有怨她净花大头钱买没用的东西的意思；玲玲说父母平时很少说她；说她买荔枝用的是三篇译文的稿费；说她都没敢提火车站的事儿……还没等我回信，又收到了第二封玲玲的来信。信中玲玲说，她这才听她妈说，前一年家里发洪水，把庄稼毁了大半，收成减了一多半，怕她瞎操心上火，只跟她说收成挺好的，其实学期初带的生活费，是跟人借的……我好像最终也没给玲玲回信，即使是放到现在，我应该也不会给玲玲回信，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段十几年前的旧事，似乎都已经遗忘得无影无踪了，却在偶然又想起时，一幕幕鲜活如昨。从那一天开始，每一次路过市场，我都会买上一斤荔枝。我不在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也不在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更不在乎“欲摘一枝倾一盏，西楼无客共谁尝”。我只是想到，荔枝，第一次尝，有可能是苦的，但此后，真的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