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得了“洋教师”的雅号？
　　 他一点也不洋。小时候，他沿袭我那茅屋公祖父的家规，留过辫子，念过四书五经。也玩过短棍、猴拳，抄起大刀能比划几下，鲤鱼打挺、鹞子翻身、金鸡独立、回头望月，都行，但没当过什么教头。练武艺，他不是为了打架斗殴，也没指望用来强体护身，仅仅是一种爱好、娱乐，打发闲散时光。他外出做小买卖，也是卖点香烟桂花糖、叮叮糖之类的小货郎，顶多到过周围二三十里的虞塘、沄市、谷水、测水、山枣、永丰等小镇，那也都是闭塞的土角落。
　　 父亲名张阳初，生于1900年10月18日亥时。慈眉善目，憨态可掬，天生一张笑眯眯脸，再苦再难，也见不到他苦瓜。他1.7米以上的块头，体格壮，力气大，能抱起石碓、石狮、100多斤的两箩谷。会剃头，会写对联，会起屋，会杀猪，会织篾篓、晒垫，插秧、踩田、车水、扮禾，样样在行。虽然在外边跑得多，但农忙时，还得过几天“跟牛屁股”、“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累日子。
　　 我祖父和外公有交往，是外公介绍父亲到外公家附近的杨家坝一个杂货铺学徒。“徒弟徒弟，三年奴隶。扫把倒了，快点扶起”。这三年历练，凸显他聪明、勤快、忠厚、孝敬、壮实、和善、顺从……都被外公看中了，便托杂货铺老板做媒，把他的宝贝闺女许配给我父亲。那也是才子配佳人啊！
　　 父亲在外学手艺，也做小生意，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身上有钱，不管多少，送到家就全交给我伯父，由我伯父当家理财。婚后，为了养家餬口，他并不贪恋夫妻温情，常常长时间在外。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留零花钱。当儿女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他的压力更大。听伯父说过，有一次，父亲回家，看见屋梁上的燕子窝里，几只光秃秃的雏燕爬在窝边，张开小嘴，吱吱叫着，等着母燕飞回来喂食。父亲看着看着，流泪了。他觉得自己就是在外边飞来飞去找食的燕子。
　　 母亲患狂犬病，过早地离开人世，对我父亲是致命一击。母亲死前，父亲怕她发狂外跑伤人，一直紧紧抱住她，不敢放手，母亲就死在我父亲怀里。父亲断定她再也不能喘气了，还抱着她，无声无泪。从此，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时时发呆，反应迟纯，闷声不响，脸上那天生的眯眯笑也不见了。走路也变得像个老倌，迟缓、摇晃，再也听不到他那虎虎生风的脚步声。
　　 父亲最伤心、痛悔、自责难止的是，我母亲没有过几天轻松日子，生活紧巴不算，一直处于生育中，吃尽了苦。他又常年在外，很少分担她的痛苦，对儿女没有尽够养育之责，都压在母亲身上。对母亲的亏欠，他只能来世补偿。面临的现实、尖锐的问题是：七个儿女怎么办？加上伯父两个儿子，九个，七男二女！我大哥最大，13岁。这九把嘴，怎么喂？够他和我伯父负担了。
　　 父亲和伯父同舟共计，分了工：父亲安心在外做事，伯父伯母在家租种田土，养好孩子。父亲向东家预支了薪水，凑足钱，在肖家湾买了五间旧房。门前有块地坪，约50平米，可以发展。配有一排杂屋，作猪栏、牛栏、碓屋、茅厕。猪栏、牛栏、碓屋上有楼，可储存稻草、红薯藤等干饲料。屋后有几块菜土，土勘上挖了红薯窖。小时候，我们躱在草堆或窖里玩耍。我们都少不谙事，只觉得父亲和伯父都能干，会过日子，我们也发财了，有了自己的家。
　　 可是，我们并不懂父亲和伯父有多大生活压力！九个儿女不止要吃要穿，长大了还要安身，要嫁娶。什么养儿防老、享儿女福，父亲和伯父都无暇想及，他们心里只剩下责任、义务。看着儿女一天一天地长大，住房紧迫。他们规划，下一步必须在门前地坪上起新屋。每个儿子娶亲至少得有一间房吧？那就需要七间。就我父亲的特长和能力说，自己起房开一家小店铺，完全拿得起来。他想到东家器重他，离不开他，肯定不会放他，只好把自开店铺当作远景，藏在心里了。眼前虽然艰难，我父亲对未来满怀信心，坚信我们能长大成人，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只有这样，他才能补偿、安慰我长眠九泉的母亲。
　　 我父亲做事的那家铺子所在地杨家坝是个大屋场，靠近湘江下游的一级支流涟水河左岸。店铺应该有招牌、字号，我不知道。只记得店很大，像现在农村的综合商店，也可以叫小超市。进了店大门，宽阔、幽深的大厅两旁，有长长的柜台。一边拒台里是中药铺，卖布匹。另一边柜台卖肉、盐及金针、木耳、粉丝、粉皮、红枣、桂元、香酥糕、冰糖等各种干货、糖果。东家姓成，50多岁的和气的老倌，水烟筒、纸捻子不离手，父亲教我喊他成公公。
　　 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店铺大堂中间有一道拱门，分隔为前、后两厅。拱门顶上有一块镀金牌匾，四个金色大字是：童叟无欺。
　　 我父亲主要负责药柜抓药，抓药顾客少，他也帮忙卖杂货，还管杀猪。好像是店里总管，类似现在大店里的前堂经理角色。他还负责监督、检查，防止缺斤短两，搭卖霉烂货物，怠慢顾客。反正是一个顶几个，东家真的当了“甩手掌柜”。我母亲去世后，他回家少了，全身心扑在店铺里。东家更依靠他，给他加薪了。
　　 我家日用的盐、油等杂货，都去父亲做事的店里买。有什么急事需要父亲回家商议，得派人去发信。这种差使，早先是我二哥当，接着轮到我三哥。二哥带我走了两趟，后来，我也单独跑过几回。第一次跟二哥去，我就尝到了甜头，这是一趟美差。我巴不得天天去，至少也希望隔十天去一次。
　　 从我家到父亲的店铺，单程大约要走两小时。有一条可以推一种叫“鸡公车”的独轮车走的小路。出门就要过有猪婆鬼的衕子口，过爬山冲、旗鼓仑、穆家堂、亭子堂，进入曹家冲、枫树坳后，是一条长长的山沟，石板路，好几处有台阶。路上行人稀少。但我家大人和我自己，从不担心路上遭劫什么的。一般都是清早出门上路，大约九点左右到达，赶得上店里吃早饭，因为一般只吃早、晚两顿饭。
　　 到店里吃早饭，对我的诱惑最大。子托父福，店主成公公对我特好。有时赶上当日杀了猪，我就能吃一小碗猪血，或者鲜瘦肉片加黄花、木耳汤，还撒了胡椒面。香啊，我在家里享不着这口福。吃时，父亲在一旁深情地看着，一言不发。可能在心里夸我，十来岁就能单独走远路做事，让我吃好的奖励我。我吃饱了，用衣袖擦油嘴。父亲扯一张草纸给我，也没话。家里要买的货物，都买齐、包好了。父亲又额外包了红枣、桂元、香酥糕等，那是给伯父、伯母专享的，孩子不准吃。父亲的规矩是：孩子有吃在后。然后，他教我和成公公告别，送我出门，送到村口止步。他毫不担心我在路上出什么故障。不过，我想过，他应该有许多叮嘱，我都记不得了。跟母亲一样，他也没有什么精辟的话语，留在我的记忆中。
　　 到店里购物、打口福，都不是占店里的便宜，白拿白吃。父亲都记了账，照价付钱，每个月发薪水时，在父亲的薪水里扣除。成公公对父亲讲，孩子们吃一餐饭，吃点糖果、糕点不必记账。父亲觉得孩子来店里多，又都能吃，一个个馋嘴，比大人吃得多，还是坚持一一记账，一月清算一次。
　　 这美差，跑一次，我就增加一分对父亲的亲近、敬畏。那种无言的父爱，也补充了我过早缺失的母爱。可惜，我跑这种美差太少了。那年，三伏中的一天，父亲捎话回来，他要出远门进货，十天半月内，家里不要去人找他。伯父说，这是我父亲最后一趟远差，回来后，就准备自己在家里开店。
　　 想不到，十多天后，店里一个小伙计护送父亲回家来，他进门就晕倒了。
　　 “何得了呀！”我大伯喊一声，忙把父亲扶到竹床上躺好，父亲昏迷着，高烧。伯母用凉水毛巾敷在他额头上，大姐、二姐一个拿把团扇给他扇凉。三伏天，受闷热呀，我们围着父亲看，伯父叫我们散开，好让空气流通。
　　 父亲这次是坐蓬蓬船，沿着涟水河下行，到湘江汇合口上岸，去湘潭进货。老板成公公知道父亲打算辞工，想多进些洋货，本是派他儿子去办。我父亲担心少东家经验不多，一定要陪少东家走一趟。成公公说他年岁不小了，家庭包袱也重，身体不如过往好了，不要去了。我父亲坚持，就算是最后为店铺尽一把力。老板就放行了。
　　 去时顺利，回来就麻烦多了。因为走上水，船行速度极慢。在船上，即使躲在船蓬里，也像在蒸笼里蒸着。高温一烤，烤熟了似的。有时过浅水滩，还要下船过水，帮着拉纤。有时船搁浅不动，在太阳下直晒着。夜晚停船，人就躺在舱里，夜半冰凉。这样，80多里水路，停停走走，竟花了四天。
　　 第一天上船，我父亲就头痛、身软、吃不下饭。当晚，摸出发烧，心慌，肚子胀，畏寒，腹泻。他和中药打了多年交道，想自己要得伤寒了，得赶快回店里吃药。可这是在船上呀，晒，照样挨晒。没处看病，停船靠岸也是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就这样，他还得照顾船上货物，防止翻船。熬到后两天，病情加剧。我后来才查明，父亲患的是暴发性伤寒病：这是伤寒杆菌引发，毒血症状严重，病情凶险，发展快，畏寒，高热，腹痛，腹泻。当时，这种急症很难治疗。
　　 船到杨家坝河边码头，成公公也来接船了。我父亲没说他病重，硬挺着，指挥着卸货，直到再次晕倒在河边，才引起成公公注意。父亲也急，怕见不到家人了，拒绝在店里休息、治疗，立即由小伙计护送回家来。
　　 父亲带回几副中药，吃了未见效，高烧不退。我摸过他的额头，多少年后，还觉得我的手发烫。这时候，我全家人都慌乱了，难道我们兄弟姐妹遭了幼年丧母的大难还不够吗？还要再遭幼年丧父大劫？我伯父背着我们，托人买了棺材。
　　 无计可施时，伯父请来一个巫医，抓了一只大公鸡，让我父亲仰躺在竹床上，赤胸，捉着公鸡趴在父亲胸膛上，说可以驱邪、退热。那巫医手抚公鸡，嘴念符咒。奇怪的是，公鸡一动也不动。全家人围着看，扇风的，赶苍蝇的，擦眼泪的，都无知地以为父亲不会离开我们。那公鸡泰然自若，一直趴到半夜，我父亲一直没有哼叫，也没说话。其实他巳进入休克状态。大伯叫我们都走开，我们不走。大伯逼我们小的，我和弟弟以及比弟弟大几月的堂弟，回屋里睡觉，三人滚一张床。我走开时，回头看，公鸡还安安静静趴在父亲胸上。
　　 我们三个睡着了，一阵哭声又把我吵醒了。全家人在厅屋里一片哀嚎。我出去一看，父亲闭眼了，身子挺得直直的，两个脚尖合拢，立起，硬的。
　　 那天是1946年8月22日卯时。
　　 我伯父为他的好老弟我父亲，操办了隆重的丧事。请青龙庵的宣和尚带了三个和尚做了三天福事，八块流水席敞开吃。就是每席必有一碗扣肉，每碗八块，通常八人一席，一人一块。看主人是否真情，就看那扣肉的大小、厚薄。好长时间，我听见村里人夸赞，“洋教师”的八块最大，有人夸张说像门板大的八块。
　　 我父亲享年45岁，长眠于桃家圫，和我母亲同穴。我想，他们生前没有享到儿女福，九泉之下，父亲一定会弥补他对母亲的亏欠。
　　 安葬父亲的当天晚上，我家还沉浸在悲哀气氛中。大家都在地坪上乘凉，亲朋好友也不忍离去，都担心我们这一大家人怎么过下去？天热，屋里显得更挤，不好睡。伯父便临时在屋外靠墙搭了个棚子，架—张床，我和弟弟们睡。好夜深了，伯父拉着我，送到这床上，用团扇扇着，赶尽蚊帐里的蚊子，掖好蚊帐脚，这时，我哭了，不敢放声哭。伯父说：“莫哭，你爷娘都不在了，我会把你养大，送你去读书，你要好好读啊！”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肖家湾失去了我父亲这样的好人、能人。左邻右舎好长时间还在惦念他。
　　 1952年秋季，我超龄上了大丰完小。有一堂作文课，语文老师出的题目是：我的父亲。正好，我写了父亲之死。在课堂上一气呵成，在作文本上写满五页。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名叫黄湘远，黄老师在作文题上画了一串五个圈，并在文后勉批：生动秀丽，可喜可爱。
　　 好久以后，我才听说，老板成公公给我家送了一笔抚恤费。成公公也痛惜、自责，我父亲那次外出进货之前，巳感身体不适，其实就是伤寒的先兆。如果他多想想自己，少想老东家、少东家，他可以不出行，那就完全可能免除瘁死的灾难。后来，我到了军队，跟一位权威军事医学家谈及父亲的瘁死，得出了医学结论：我父亲己转入中毒性脑病，所以昏迷，同时伴发中毒性心肌炎，中毒性肝炎，以致功能衰竭。这种病，即使在当时落后条件下，如果能早期诊断，及时治疗抢救，仍有可能治愈。呜呼，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