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我们今天来纪念屈原，皆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诗人其实不太容易当，不管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不管是律诗还是朦胧诗，诗歌第一个特点总是先讲究分行，像古诗的一句一行，像现代诗的两三句一行是一样的，但只分行的文字严格意义上讲，其实算不得诗。
　　 真正的诗，写出来还得让人有“感觉”，有“意思”。这就牵涉到音韵与美学的范畴里去了，但我恰好对这两者都没有研究。不信诸君请看——我写了这么多年诗，也没有混成诗人，当然这是我个人没有“意思”，怪不得别人。写诗需要技巧，更需要天赋，勤能补拙，但补不了诗人，更加补不出来灵感。好诗人都是天生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一只银碗摆在面前，一般人瞧见了雪白的银子，诗人看见的，却是银碗里盛雪。
　　 能让人肃然起敬的诗人，总有一种屹立不倒的精神在文字里。但观今世，各种主义大行其道，各种流派纷至沓来，其实要不要文字里的这种精神也无所谓。五斗米折腰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走了唐诗，来了宋词；走了宋词，来了元曲……在这个社会上，其实并不缺有少才华的人。他们可能会模仿各种文体，但他们一辈子可能也就活在前辈的影子里，因为缺了一种独立的精神，缺了一种走出来的勇气。
　　 一旦走了一个三闾大夫，就再也没有另外一个可以让天地为之动容的诗人。
　　 文字和文学，尽管只有一字之别，其实代表的意义大不一样。
　　 做一名纯粹的诗人不容易，再冠以“伟大”二字的诗人更加不容易。翻开文学史，我们所公认的几个伟大诗人，大部分都生活在唐朝，但沿着诗歌的源头往上走，其实更伟大的还在后头，那就是屈原。
　　 我想，屈原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诗人无疑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多少带着一些悲剧的色彩。爱国主义的枷锁，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作为楚国最尊贵的三闾大夫，屈原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
　　 很多时候，屈原在楚国，就像是一座高耸入云天的大山。直到后来有一天，实在扛不住了，选择沉在了水底，就成了一座文化上的冰山。我们这些人站在岸上，其实只能看到露出的《离骚》中的一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很多人都把这句《离骚》中的名言，看作是治学之道上一种的态度，其实这样理解是不错的，但在屈原那里，更多表露出来的，是他对政治生涯的一种抗争。
　　 屈原生于一个政治家庭，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当他孑然一身的走进了五月，赴湘怀沙之时，他以为走进了自己的归宿，其实他走进的，是一片河流的呜咽。屈原尽管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但他大部分活动，其实只停留在楚怀王时期。
　　 太史公司马迁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的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道。
　　 屈原，是大江之畔，一位孤独的行吟者。
　　 且来看《渔父》一章：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在这里，渔父是冷冰冰的，对于他的宁赴湘流之举，既不劝阻，也不赞扬，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扬长而去，便将一个国家的烦恼都交给了屈原。
　　 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要如何消化，才能承受？
　　
　　 二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我们今天来纪念屈原，皆是因为他所包涵的中华文化体系足够庞大。屈原行吟在山水之间，呼唤构建一个以民为本的“美政”，就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志愿，却一直到近代的孙中山先生手里才得以实现。
　　 即使到了今天，也不由我去感叹，屈子的眼光可真是够长远的。
　　 屈子在梦幻与现实之间，和天神，和地祗，和山鬼，和渔父展开一场场心灵的对话，作为一个诗人，他从始至终都是赤诚的。他以自身超卓的才情，追寻香草美人的余韵，从始至终都诗意地栖居在身后这块布满了荆棘的土地上。
　　 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楚国大夫，出生于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在楚国，继吴起之后，极力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他。
　　 屈原的变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面临的对手是强大的秦国，是秦国的宰相张仪。
　　 当然，张仪出生于寒门，吃了一些苦，也受了一些白眼，才坐上了宰相的位置。从这点来看，张仪也是很了不起的，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凭借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在六国之间，致使气势强大的联盟军团顷刻便土崩瓦解，毁于一旦。
　　 天要亡楚，徒呼奈何！
　　 怀王十五年（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
　　 政治，向来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由于楚怀王的敌我不分，这次屈原败了，他被流放到湘水，楚国自然也跟着一起败了，等待楚怀王的结果显而易见。
　　 怀王三十年，流放的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
　　 一个人要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更关键的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从来没有清醒过，直至灭亡也还是不愿意搭理他。
　　 在这个世界上，惟有诗歌才可以赐予他力量。
　　 在众多的屈原祠中，我看过长沙屈原祠里的一副楹联，写得很是动情，把长沙另外一个名人——贾谊贾太傅也一并给拉了进来，上联写得是“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下联写得是“骚可为经，策可为史，经天纬地大文章”。
　　 我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当真是不错。在这副楹联里面，“亲不负楚”指的是屈原与楚王同姓，所以说“亲”；而“疏不负梁”指的就是贾谊与梁怀王异姓，所以说“疏”。“骚”就是屈原的《离骚》，“策”则指贾谊的名篇《治安策》。
　　 当然，除了长沙屈原祠，汨罗江上的屈原祠里的长联，同样也很有楚歌的凄凉。
　　 在汨罗江的屈原祠里，上联写得是“哀郢矢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而下联写得是“怀沙沉此地，二千年后，唯有滩声似旧时”。在这里，将大夫不屈的气节，高洁的灵魂，很好的用三十四个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想，人们之所以还能在千百年后，记住烟消云散的楚国，不是金銮殿上，楚怀王曾经九五至尊的荣耀，皆是因为那一袭清癯的衣衫，那一抹水中的倒影。
　　 这样一个高贵的灵魂，一定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小心翼翼的呵护，才没有消散在历史的河流里。
　　 只因它的存在，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就如同臧克家在诗里赞扬鲁迅所说的那样，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一章里，说屈子的成就，“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确实，屈原的一生，都在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屈原的国，爱得深沉，也爱得孤独。
　　
　　 三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我们今天来纪念屈原，皆是因为急功近利成为了社会的一种顽疾，而文化上的“香草”更是沦为了一种奢侈之物。
　　 纪念屈原，从端午风俗说起。
　　 俗话常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眉，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饰，美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
　　 在今日，我游走在街上，并不见菖蒲与艾叶的踪迹，只有玻璃门上的恭喜发财，只有卷闸门上的财源广进。我想，我们传统的文化，或许只有在偏僻处才能够找得到。
　　 除了插艾叶，还有包粽子。最早出现的端午时食，应属西汉的“枭羹”。《史记·孝武本纪》里说：“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
　　 大约因为枭不易捕捉，所以吃枭羹的习俗并没有持续下来。
　　 在晋人周处《风土记》中也有记载：“五月五日，与夏至同，……先此二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杂以粟，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熟。”以上所言，即是我们端午所食用的粽子。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称为“角黍”的粽子，因为屈原的传说，千百年来，便成为了最受人欢迎的端午节食。
　　 端午的由来，第一个说法自然跟楚国大夫屈原有关。
　　 屈原在当时作为楚怀王的名臣，一心改革变法，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却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后来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祖国被侵，心如刀割，于五月五日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
　　 有趣的是，第二个说法也跟楚国有关。
　　 楚人伍子胥，因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子胥便投奔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太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粽子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第三个说法，则见于《后汉书·列女传》里。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说起来，曹娥为救父而投江也是出于人之常情。这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三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
　　 在五月初五这天，曹娥于水中抱出父尸，果真颇有传奇色彩。
　　 其实，端午节无论沿用何种说法，从屈原到伍子胥再到曹娥，表达的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来的一种忠孝美德。
　　 在这些古老的节日面前，我们应该纪念一些伟大的人，通过他们的这种伟大，去认识自身的渺小。现在，越来越多人们，正在灯红酒绿的安稳中渐渐丧失着一些东西。我们内心的欲望在不断地膨胀，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变得自私，一点一点变得冷漠，一点一点变得狭隘……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为了追求更多的风景，走得太久了，需要一个停下来反思的时间。
　　 于是，端午节到了。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让我们回过头去，去仔细看看那个“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诗人；去感受他那满腔的豪情，却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去质问那个君主无能，奸臣当道的世道，明明在历史的大火中烤了又烤，烧了又烧，却何以流传了一代又一代？
　　 人们心里的贪婪，就像是野火中的那把草。
　　 春风吹不尽。
　　 倘若国家容不下一个政治家的忠心，他还可以做诗人；倘若一个国家容不下一个诗人的正直，那么，他又将何去何从？——是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的正直，终将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也许，只有水，才可以承载一个伟大诗人高贵的灵魂。
　　 也许，只有跨过了时间，才能从此永久的长眠。
　　 ——当他抱着那块沉甸甸的石头，来到汨罗江畔；当他纵身一跃，寻找孜孜以求的道时，我相信，那沧浪之水一定是清的。那最后一朵腾起的浪花，终于留在了历史里，留在了《楚辞》的河流中央，让后世的千种猜测，皆作了笑谈。
　　 于是当我收回了目光，当我收回了想象，当我缓缓从口中吟出：“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某一瞬间，从楚音的语境里，我差点以为，自己就是那个独孤的歌者，那个那个疯狂的天才。
　　 但我不是。
　　 ——回过头来细想，活在今天，其实我们都是被《楚辞》抛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