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已经几十年了，不知为什么，小学几个老师的印象却一直那么深刻，永远不能忘怀。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还不知道学校是干什么的，大家坐好后，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上身着白色衬衣，下边穿着蓝色背带裤，和我的一样。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并边写边说：我叫汤秀娟，因为如果她不说，我们大多数都还不认识字呢。一年级的班主任就这样上任了，她，济南师范毕业，是我们小学第一个从师范来的老师，她皮肤不是很白，但却十分清秀，属于特别耐看的那种，她能歌善舞，会弹琴，手背上还有几个深深的小窝儿。
　　 我的名字叫若民，一天她说，若是好像的意思，若民还好像是人民的样子，不如叫乐民吧，我们做个快乐的老百姓，从那我们姊妹仨名字中间的字都改成现在的乐字了。有一次上体育课，同学们分成两队，站在距离很远的地方，互相扔垒球，大家都扔不远，距离双方的站脚地还有一段距离。轮到我了，原来也从没有扔过这东西，我卯足了劲向对方扔去，结果，垒球砸在了一个同学的头上，几乎把他砸蒙了，好在垒球是软的，没有出大事，但当时也把我吓哭了，汤老师还来安慰我，我边擦眼泪边偷看那个被我砸的同学，记得那个同学名字叫王孔友，是我班里最矮的一个。
　　 二年级的老师叫吴森然，是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饱经沧桑的脸上有了一些皱纹，梳的整齐的头发上有了些许白发，面孔特别的慈祥。有一天她到我们家来了，和奶奶，伯父母聊了一会天，反正我也听不懂，但我心里却是很温暖的，我觉得她不像个老师，倒像我的另一个奶奶，那么让人放心，而又可以依靠，她坐在我家小板凳上的样子，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了。
　　 三年级的老师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姓华，个子不高，腰有些驼，一副始终带着微笑的面容，也像邻家的奶奶，慈祥，好像是那时小学老师必备条件似的。
　　 到了四年级，换了一个三十出头的老师，也是女的，叫孟宪书，像一个男人的名字，个子不高，脸上有些小斑点，她的个性也有点男人的味道，慈祥在她脸上不见了，严肃，严厉，严格是比较突出的特点，我那时在班里威信比较高，是个孩子头儿，她在班里经常夸我，又有一次，在课堂上用率领造句，孟老师举例说：某某率领大家如何如何，而某某就说的是我的名字，我的表现自然也很好，后来明白了，她用的可能是擒贼先擒王的招儿，但是总觉得她是很理解我的。
　　 五年级终于换了个男老师，年轻，英俊，整洁，眼特别大，喜欢穿中式便装，每个星期一早上，他都像刚刚理了发，刮了脸一样，那么干净利索，精神抖擞，衣服也经常的换，似乎每周都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他的名字叫吴树恩。吴老师特别热爱生活，喜欢和汤老师接触，我们经常看到他们一起到小卖部去。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六年级的老师，他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我少年时代的楷模。他叫信正国，当年二十七八岁，大方，整洁，英气逼人，一身学生装永远笔挺，小立领那么挺拔，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腰板笔直，脚下一双刷的十分干净的布鞋，整整一年，就没见信老师换过第二身衣服，但也见那衣服有过一丝灰尘。他行走起来，稳健，沉着，面带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讲课一丝不苟，板书，像是印刷的一样,一笔一划，横平竖直。主题思想，段落大意，描写手法，更是深入浅出，透辟入理，我的写作的这点本事基本是继承的信老师的衣钵。他不苟言笑，忧郁而内敛，似有一件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头上。后来知道，信老师曾是一名飞行员，59年因言论被打为右派，年纪轻轻，带着这样一顶帽子度过他最好的年华，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他的夫人是一名普通妇女，没有工作，勤劳而贤惠，除了苗条的身材，其他很难让人记住，他们家的快乐都被那顶无形的帽子扣在了阴影里。我曾到信老师的家里，接受他的教导，看到他朴素艰苦的生活，我很为这个优秀的人鸣不平。
　　 七十年代，支援三线，我听说信老师去了梁山，条件是可以给家属安排工作，到那边，信老师不做老师了，而是当了一名普通工人，还听说文革前给摘了右派的帽子，他可以做一个不比别人矮的普通公民了，这样一个极为优秀的老师放下自己的才华，放下自己喜欢的事业，为了做一个不被歧视的普通公民而奋斗了半生。尽管他的一生都不得志，但简单的家，一直是他的港湾，贤惠的妻，一直是他的精神依靠，而孩子，则一直以一种责任的形式在督促他勇敢的面对生活。信老师已经很老了，也可能已经离开我们，但他在我心里却依然那么挺拔，那么神采奕奕，那么荣光焕发，我爱我的老师，不管您在哪里，爱您的这颗心，永远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