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春末夏初，我正在崇西中学读初一。
　　 当时的崇西中学在崇明县是很有名的，中考、高考成功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因为学校里有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师，无私地向学生们奉献着知识。
　　 可文革突然降临了，于是学校乱成了一锅粥。
　　 先是全校师生成天拖着凳子去大礼堂开会，听各类传达。然后造反派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红卫兵们迅速占领了整个校园。接着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揭发封资修在学校的流毒。
　　 那时我才十四岁，正是贪玩的年龄。在学习上还混沌初开，学得很艰难。但说到玩，谁不乐意呢？于是也随波逐流，加入了红卫兵，跟在高年级学生后面破四旧、抄家、串联、开批斗大会。
　　 文革初期首当其冲的，就是那批德高望重的老师们，纷纷被挂上纸牌，押上台，接受红卫兵们的批斗。
　　 那些老师，大多数把他们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神圣的教育事业，以致桃李满天下。可文革一来，在劫难逃，只能无奈地接受学生们的批斗和虐待。
　　 那时的我们，对政治根本一窍不通，只会照搬报纸上口号，鹦鹉学舌般批斗老师。
　　 怎么批呢？
　　 先是打开学校宣传室里的扩音设备，命令全校“牛鬼蛇神”到初一丙班教室集合，接受革命小将们的批斗。
　　 不多一会，约二十来个高矮不一的男女老师，一个个像被霜打过的茄子，穿着旧衣服，灰头土脸，畏畏缩缩地沿墙壁挨进教室，自觉地在黑板前站成两行，默不作声地低着头，等候我们的批斗。
　　 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仔细地观察着这些老师。他们中有的教过我的哥哥姐姐，有的不久前还给我们传授着知识。想起他或她，站在黑板前意气风发地讲课，时而妙语如珠，时而谆谆善诱，时而和蔼可亲的为人师表样，与眼前垂头丧气、失意落魄样，形成了多么巨大，而又多么讽刺的反差。我的心竟然缩成一团，为他们难过起来。
　　 我的同学们，也都在十四、五岁。他们懂什么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政治？他们如何知晓面前这群“牛鬼蛇神”的知识水平的深浅？他们拿什么有力武器来批斗老师？从何下手？
　　 于是有个红卫兵头领喝道：“你们这些一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用封资修那一套来争夺无产阶级下一代的牛鬼蛇神听着，现在请出红宝书，翻到第XX页，将某段语录大声朗读二十遍，半小时后必须背出！谁如果背不出，别怪革命小将们的铁拳！”
　　 我也翻到指定的那一页，傻了眼！乖乖，竟有三百多字！而且是哲学。这短短半小时如何背得下来？这不是故意刁难他们吗？
　　 但老师们只能默认这样的恶作剧，参差不齐地朗读起来，试图将这段语录背出来。而我的同学们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还有的下军棋，故意大声嚷嚷，扰乱老师们的注意力。
　　 半小时过去了，红卫兵头领让老师们挨个上来背语录。背不出，自己打自己一个耳光，然后滚！
　　 这哪是什么批斗会？纯粹是拿“牛鬼蛇神”取乐！我看不下去了，只好伏在课桌上装睡。眼不见为净。
　　 有几个出身不好的老师，就不是一个巴掌的事了。红卫兵们喝令他们跪下，自我揭发如何怀着剥削阶级的本能而顽固对抗文革的罪行。于是那几个老师低头跪在学生面前，哑着嗓子似悲似哭地现编自己的罪行。然而几个红卫兵仍不满意，逼他们交代自己的反动老子解放前是如何欺压贫下中农的罪行。老师们含着眼泪，一一照办，把自己的父母痛骂一通，然后放行。
　　 其中有个女老师，名叫陈文英，当年四十多岁，是资深高中英语老师。红卫兵们看不惯她平时不苟言笑的做派，就硬说她是大资本家出身，是旧社会四大家族的代表。而她个性比较倔强，对红卫兵们的无理批斗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不断为自己申辩，因此她受的责打最多。
　　 我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冷，她跪在教室里，几个同学拎来小半桶浆糊，全倒在她后背的棉衣上，贴上整张白纸，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文英！”并在陈文英三字上用红笔打个大叉。接着抓来几只死麻雀，丢进燃红的煤球炉里，命令她凑到煤球炉上面闻烤麻雀的焦臭味。
　　 她无奈照办。但时间长了，那股焦臭味熏得她实在受不了，于是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说宁愿死去也不再受这罪。有个头头就逼她：那就去死吧！你还等什么？陈老师疯了似地从地上一跃而起，冲出教室直奔学校西南边的一条河，雪地上留下她一串散乱的鞋影。
　　 同学们一下子惊呆了，几个胆小的赶紧追了过去。等我们赶到河边，她已经跳了河。好在水不深，她仰躺在冰窟窿里，双目紧闭，脸上毫无表情。我吓得声音发颤，赶紧叫她：陈老师，你上来吧，天这么冷，你要冻死的！
　　 陈老师似乎没听见，一动不动。她的一儿一女也赶来了，跪在河边大声哭喊：妈妈，妈妈，你死了我俩咋活呀？求求你了妈妈，上来吧。呜……
　　 这时，那几个一直神气活现的红卫兵头头彻底抓瞎了，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天太冷，就命令几个闻讯赶来劝说的“牛鬼蛇神”下河，终于把浑身湿透的陈老师拖了上来……
　　 文革开始时，我毕竟还是孩子，为不上课而窃喜。后来渐渐对一些同学虐待老师们的残酷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我几次劝说无效，反被指责阶级立场不坚定。于是我回家务农挣工分，直到一九六八年底毕业。
　　 工作后，我一年难得回家两、三次。然而每次见到在崇西中学任教的堂兄，总要问问母校的老师们怎样了。弟兄们过年时凑在一起，话题就不知不觉就转到当年任教的老师身上，饶有兴趣地回忆老师们当年的教学风采。但有个话题却使我感到透不过气来，陈文英老师的漂亮女儿，因十来岁时亲眼目睹了母亲被残酷批斗，身心受到莫大的惊吓，文革还没结束就患了精神病，常年住进了医院。
　　 我向来胆小，凡事不敢出头。兼之父亲一再教导我们要尊敬老师，因此在文革中我从没动手虐待过老师，只是跟在后面看热闹，迫不得已时跟大家举拳头喊几声口号。仅此而已。
　　 但我果真就没罪了么？因众多津津有味的看客而刺激了施暴者的兴奋点，导致更大罪行的实施，难道看客就没有责任？
　　 有时，我掩卷沉思；我们这一代，有幸撞进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身不由己地参与其中，随波逐流。尽管自认为从没做过缺德事，但文革时为了表示紧跟革命，何曾没有欢欣鼓舞、摇旗呐喊过？当我看到我的同学恶作剧般批斗老师时，我站出来制止过吗？当我劝说无效而离校，是不是在现实面前逃避？
　　 当然，凭一己之力是无法扭转失控的社会车轮。如果有更多的人站起来，情况肯定就不一样。当人民真正觉醒了的那一天，还会发生类似的运动么。
　　 近年来，我经常在闲聊时问起；陈老师过得怎么样。据说她早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不知所终。如果她活着，也该九十岁左右了。在女儿疯了、儿子被劳改的情况下，不知道她能不能活到今天。在我的印象里，她瘦小的个子，文静的脸上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朗读英语时悦耳动听。
　　 我想，如果有机会见着她，不管她认识我与否，我要真诚地向她道歉：老师，我错了！
　　 因为，一个不敢勇于承认错误的人，永远是个懦夫。一个不愿反思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终究不会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