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晴星期五】
　　 长沙地铁运营了一周年，今早，我才第一次坐上自己城市的地铁。从湘江中路地铁站上车，20分钟后到火车南站。8：25，G294次“和谐号”出发，经六省，含五省会，自南，绕东，向北，行程九个多小时，于下午5：40抵达天津。这一趟，在岳阳经洞庭“出湖”，在武汉过长江，在济南过黄河，在沧州过大运河，对我而言，算得上一场温故知新之旅。因为，从长沙到徐州，我2014年参加丰县笔会时走过，江苏徐州到山东兖州之间有枣庄站，这是一段新路；而从兖州经曲阜、泰安到济南，2013年我参加高唐笔会时走过，从济南到天津之间有德州和沧州，这又是一段新路。
　　 虽然大部分地区我并不陌生，但在不同时节，车窗外的风景依然表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景致。从湖南进入湖北一直是丘陵，在湖北麻城进入大别山中段的山区地带，至六安又转为皖西丘陵，从合肥开始，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火车在合肥转向，车厢内的座位全部要反过来，差不多同时，车窗外碧绿的禾苗被金黄的麦子所替换。这或许是植物意义上的南北分界。说来，省会城市中我最对不起的是合肥和石家庄，其他省份凡我去过的都在其省会落过脚，只有这两个省会多次路过均失之交臂。以后再补课吧。
　　 南方地形多变，北方则色彩丰富。绿化带与麦田或参差错落，或大开大合，黄与绿搭配得如此绚丽而性感，让人觉得上帝创世用这两种颜色就可以了。奇怪的是，进入山东境内之后，麦子的颜色变成浅黄或深绿，没那么养眼了，不知是气候原因还是品种不同所致。
　　 路上，因原载于《温州读书报》五月号的《我与汪国真的一面之缘》连续在温州读书报和西藏格桑花开的微信平台上推出，《散文选刊》原创版黄艳秋副主编和蒋建伟主编先后来电，他们想再用一下。没有他们主办的丰县笔会，我与汪国真先生就不会有那一面之缘，他们是该文的源头，看来也可能是归宿。
　　 从天津站坐地铁到鼓楼下，抵达夏日荷花酒店时，已是“日暮苍山远”。好兄弟傅天斌在宾馆外接着我，半年不见，他更黑瘦，却精神不减。到总台，见到正在办手续的卢礼阳，还有第一次参加年会的厦门“纸的时代”书店副总经理王谋伟。我与谋伟同住636室。洗澡时，发现谋伟和我一样穿着红短裤，才知我们今年都过本命年，他比我小一轮。
　　 刚放下行李，收到董宁文的短信，嘱我去他住的506房。我匆匆下楼，原来宁文兄要我在刚出版的《〈开卷〉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扉页上签名，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位作者。宁文兄说，这是赶制出来的第一本书，以后再寄样书给你。
　　 7：00，到一楼吃饭。意外见到浙江海宁的陆子康老师——大约一周前，陆老师特意打电话给我，表扬我那篇写汪国真的文章见性情，见才气。当时我问他去天津不，他说不去。我说，您怎么又来了呢？他说，和你通话以后就想来啊。我说，那是我勾起了您的乡愁。陈克希老师穿着他在株洲年会上穿的那件红色夹色。我说，您这衣服回去就收起，只有每年参加年会时才穿。他说，这就是为参加年会特意买的。自牧兄坐在那里，颇落寞。我惊问，怎么没带嫂子来呀？他讪讪地说，今年不能带家属。
　　 蔡玉洗先生仍然是标志性的儒雅风范，只是头上添了不少白发。王稼句豪气依旧，酒兴与酒量俱高，以兴撩人，却从不以量压人。他问我知不知道“三月三诗会”。我说，有所耳闻。他说：“诗人圈子很不团结呀，不像我们这个民间读书团队。”我说，所以我要参加读书年会呵。见到两位同庚：姜晓铭和崔文川，我们一起站起来碰杯，晓铭兄说是“三羊开泰”。他去年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位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钦定的“书香之家”的家长决意走出家门，将书香传递给社会。
　　 子张来了。年初我们在长沙见过，看来对于趣味相投的人，“会期不远”并非纯是安慰之词。我与子张兄是“不打不相识”。2008年，我在《开卷》第3期发表了一篇《斑驳的〈女神〉》，因学问浅陋，妄加臆测，出现诸多知识性错误，子张兄专门给董宁文去信指讹，宁文兄将这封信刊发在第五期“开有益斋闲话”，我读到后迅速向宁文兄致歉，向子张先生致谢。古人云，一字之师当叩地膜拜，子张兄可是“一文之师”啊！从此，他就成了我的偶像。在长沙，他送给我三本书。在《一些书一些人》上，子张兄题诗：“久慕昕孺诗句佳，新书一朵芙蓉花；坛也细数斯文事，教我从头认长沙。”这是我寄给他拙著《文坛边上》后，子张兄对我的鼓励。在《清谷书荫》上题签曰：“隐者居清谷，闲来学种花；晨昏两手汗，寒暑一壶茶。”这二十个字后面，其实是五个字：读书的境界。在《新诗与新诗学》一书的扉页，他对我说：“余作文……总希望由内而外，写出一点个人真实心得。”而这二十来个字的后面，其实也是五个字：写作的秘诀。我从子张兄那里得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必须以茶代酒，表示我深深的敬意。
　　 第一次在年会上见到徐明祥和夏春锦。徐明祥，“齐鲁散文奖”得主，他一定要过来敬诗人一杯酒，我只好再次举起茶杯。他说，别人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他是经常一边喝酒一边读长诗《原野》，兴之所至，辄铺纸蘸墨，抄录一段。明祥兄发过两张他抄录的《原野》片断的照片给我，我一直留存着。
　　 第一次见到徐雁先生。我在年会上见过徐雁先生好几拨弟子，这次终于见到了导师。徐先生身材、气质、风格酷似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余三定老师，文质兼备，彬彬有礼。
　　 晚上，天斌来房间寒暄。我送他2011－2014四年的诗屋年选，他回之以峨眉山名茶和“驿路翠竹”。我当即泡了一包“驿路翠竹”。喝下去满口青气，像一群孩子在打群架。俄顷，青转为涩，涩化为甘，在喉舌间流转，仿佛一队女子在跳绸缎舞，无限旖旎透进心田。
　　 【5月23日晴星期六】
　　 在酒店一楼吃过早餐，8：30，本届年会组织者、策划人王振良带领我们乘车去北宁公园。振良蓄平头，著汉服，腰板正直，身形飘逸，武术可能是他的业余爱好。北宁公园，简称宁园，乃全国唯一一家以铁路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公园内的园林大有江南风味，院墙与建筑则是典型的北国气派，粗犷而坚实。
　　 我们涌进小小的大雅堂。振良在这里举行了我参加年会以来最为别开生面的开幕式，大伙儿站在那里，无主席台，无嘉宾席，无音响设备，无早已准备的发言稿，振良代表主办单位问津书院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然后请陈子善老师即兴讲了几句，开幕式即告完毕。大伙儿各行即是，有的看墙上挂着的藏书票，有的看书架上的书，有的索性跑到外面看市民们扭秧歌和跳交谊舞去了。我没在任何一个城市，看到有天津中老年人那样跳舞的劲头，他们激情喷涌，动作放浪，让人觉得不像是日常休闲或锻炼身体，而是在进行一场世界交谊舞比赛。
　　 接下来，去参观慈禧行宫。行宫规模不小，但形制相同。振良说，从清末到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都有。我们估计是从旧走到新。行宫内有天津国际设计周“记忆与梦想”展览，据说日本设计大师黑川雅之在这里设置了专门的展厅和办公室。我对此十分外行，没有过多关注。倒是陈列的一些在校大学生的设计作品，吸引了我的眼球。比如有名女学生的创意是，将用成碎片的肥皂集结起来，进行再利用。我在家里搓洗衣服时，很多碎肥皂都扔掉了，殊觉可惜。这样的创意来源于生活，多好，但没有获奖。还有一个获三等奖的作品，是利用跷跷板来汲取井水，既满足了儿童的玩心，又有实用价值，让这种劳绩充满了诗意。
　　 中午到南纬路百年老店“瑞发祥”吃饭，继续和一些老朋友聊天。于晓明转战天津了，公司就在河西，他说，得京、津、鲁三地奔波。我说，你跑的都是大地方啊。他有意将“本色文丛”再做大。我说，我还期待出《文坛边上》的续本呢。他裂开一嘴白牙齿，黑黑地笑了。黄岳年三个月前调任张掖市图书馆馆长，创办了《张掖图书报》。我跟岳年兄说，你这个位子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作家的。来自西施故里诸暨的周音莹，她主持的《越览》清雅秀美，一如其人。音莹一头短发，不多说话，着灰色麻布长袍或蓝色绣花长裙，有民国名媛风范。再见雷雨，他本名王振羽，是《温州读书报》的常客。我跟礼阳兄说，子张、董国和、向继东，雷雨、王春南是他们读书报的“五虎上将”。又见韦泱，在东莞，我们是室友。我说，去年年会在湖南开，兄不来，可要批评呵。他抱歉地说，很想来，可腰痛得厉害，未能成行。看他走路的样子，腰疾似未断根。阿滢兄拄着双拐，但绝不放过每一个景点，他主编的“嫏嬛文集”很有品位。他委托我在湖南组稿，我说一定关注，争取推荐合适的书友。
　　 刚看到方韶毅时，我大惊，不是不能带家属吗，卢礼阳怎么带了自己的弟弟来呢？我在温州开年会时，肯定见过韶毅的，但没什么印象，这一回，他和礼阳兄的形、神、气、质，均如出一辙，他俩也是温州的两张文化名片，虽然韶毅最近去上海发展了。
　　 跟夏春锦聊了会木心。我说木心是百年一遇的才子，他的文学讲稿宏富、自我，有如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以木心的经历、才质和手眼，完全可以写一部照耀古今的长篇巨制。有此，则是大师；无此，止一才子耳。按道理，木心有足够的时间来做此事。但一方面，才子往往能苦心志，却不愿劳筋骨；更何况，像木心这样的大才子，容易看透世事，也容易放得下一切。所以到了晚年，他基本上是述而不作了。跟曾纪鑫聊到我们共同的朋友李黎明，他来天津前刚在北京与黎明见了面，纪鑫最近的几本著作都是黎明做的。黎明去北京前，与我在长沙曾有会谈，我们颇投缘，后来他常寄给我他做的书，我都喜欢。
　　 在宁园，沈文冲先生送给我他的《中国毛边书史话》，列入黄妙轩与张阿泉主编的“纸阅读文库”第三辑。我对毛边本一窍不通。前些年，河南王金魁寄来他编的《书简》杂志的毛边本，我写信嘱他下次寄“正常”的本子来，那样好读一些。金魁好心没得到好报，再没寄过杂志给我。但愿文冲兄这本大著能给我洗脑，让我爱上毛边本。杨栋送我新著《吉羊集》，他说他离任沁源县文联主席了，57岁一刀切，他正在刀口上。
　　 吃过中饭，去问津书院。一座不起眼却很舒服的小院子，院内红砖石柱，流水喷泉，煞是清幽。我们坐在坪里的树阴下，听罗文华聊老天津。文华兄，我们上世纪90年代初就是笔友，那时还有伍立杨、祝勇、孙郁、彭程和刘江滨。后来，立杨和孙郁转入学术研究，祝勇在文化散文上卓有建树，彭程和江滨当总编了，文华兄则以其收藏、杂谈、随笔，成为天津最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说，天津文化的圭臬是江南文化，它是由于大运河，在漕运基础上，熔铸各地民俗而发展起来的地域性文化。是计划经济让天津走向了没落，沦为首都的陪衬。僵化的行政体制又让天津跟着北京跑，北京推掉古城，大建新城，天津也东施效颦，结果一个很有味道、很有特色的“天津卫”变成了一座全国到处可见的“现代化大都市”。
　　 下午2：00，陈子善老师主持，“第十三届全国读书年会暨藏书票艺术论坛”开讲，倪建明、崔文川等藏书票设计大佬上台发言。文友们纷纷发微信，因拍片未能赴会的著名书生张阿泉，眼尖，心细，发现论坛标题漏了原来的核心定位词“民间”二字，并在微信上提出质疑。这反映了一颗真正的读书种子对民间心态与民间精神的坚守。阿泉兄对读书年会“变质”所引起的警惕，说明他始终禀承着一个传统书生的敏锐和道义。想想去年株洲年会，百余人的庞大阵容，仅仅来了一位“龙行蟹步”的官员，就让人有生客闯座、金屑入眼之感。
　　 当然，遗憾的是，阿泉兄未能亲临本届年会。以我个人的观感，论坛标题上“民间”二字的遗漏，应非有意为之，因为天津年会迄今为止，不见任何官员参加，据说也没有分毫官方资本介入。虽然有“不准带家属”“限制参加人数”等独特举措，但振良兄及其手下，对本届年会全身心的投入，是值得尊重和褒奖的，也是可以让阿泉兄这样有良知的民间读书人放心的。窃以为，不论是在体制内领工资，还是在体制外谋发展，读书人看重自己的“民间”身份，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批判”的羽毛。因此，我们要像阿泉兄那样，时刻保持对自身的质问与省察；同时和衷共济，让民间读书团队更独立，更纯粹，更有尊严，一如宁文兄所说的，始终有一股“民间气”。
　　 下午5：00，全体与会人员到一楼合影。我站在无锡书法家、冯其庸学术馆负责人余新伟先生旁边。国梁兄缺席，余兄那把胡子就成了年会的光彩夺目之物。我对余兄说，我沾您的光，这张照片，人们第一眼看到的肯定是你，或许会用余光再扫到我。
　　 晚上，和妙轩兄短信联系，他说“会后若有时间，欢迎来呼小坐”。是啊，多想去草原看看，那里有妙轩兄、阿泉兄，有文友杨瑛、张果，《草原》杂志第七期还将刊发我的长篇散文《旋转的陀螺》，可杂务繁冗，心向往之，身不能至，只好期待去年阿泉兄在株洲为我们勾画的去阿拉善沙漠，在月光下读书聊天的年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