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江山文学网读了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触动了我对母亲忆念的思绪，并且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使我想起了已经去世十九年的母亲……
　　 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季，我瞒着父母报名应征，并且顺利通过体检，毫无悬念地成为武汉军区某部的一名解放军战士。
　　 我当时之所以报名参军，并非是我思想觉悟有多么高，而是为了逃避常年劳作之苦。
　　 那一年，由于母亲挂牵着头一年当兵去了部队的四哥，整天地哭闹，哭得精神失常，家中的大凡小事，全都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是又要顾着农活，又要做饭、喂猪、洗衣，还要伺候脾气暴燥的父亲，关照着因为精神失常而到处疯跑的母亲。
　　 母亲虽然疯了，对儿子的爱，却一点儿也没有缩减，嘴里常念叨的，就是她那两个当兵的儿子，心里惦记的是两个儿子爱喝的玉米黄酒。
　　 1985年腊月，营部特批了我半个月的假，让我回家探亲。动身之前，特意给父亲拍了一封加急电报，将回家的日期告诉了父亲。
　　 父亲接到电报后，步行了五十多华里，沿着土兰公路去接我。
　　 那时候车少，每天只有一趟班车。我因为头天晚上在兰河战友王德富的岳父家喝醉了酒，第二天起得晚，没能赶上车，只好肩驮着两个行李包，沿着公路往回走。
　　 那天早晨七点多一点儿，父亲就在兰河公路上接到了我。我估计父亲是起了个大早，可能还没有吃饭，就想找个地方给父亲弄点吃的。
　　 兰河是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川道，十几里路都遇不上几户人家。在花屋村的一个小商店里，我问到店里有散酒可卖，就问父亲想不想喝？父亲说：“先来两碗吧！”我让店主给拿了两袋果子，散酒尽着父亲喝，喝完再结帐。
　　 父亲就着那两袋果子，干了三大碗散白酒，那是红薯干酿的大曲酒，估计有五十多度，六角三分钱一斤。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家中，见母亲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我连喊了三声：“娘，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尽管我喊得热泪盈眶，母亲却不理不睬。父亲把我叫出门外：“你娘可能认不出你是谁了，但是我常听她念叨‘儿子爱喝黄酒’，床底下泥封了三瓦罐黄酒，一直没有动过。你试着问一下你娘，有没有黄酒，兴许她能记起你来。”
　　 按照父亲的提点，我回到母亲的床前，摇着母亲的胳膊，轻声喊着：“娘，屋里有黄酒吗？我想喝黄酒！”母亲从床上一轱辘爬起来，哆嗦着双手，抚摸着我的脸说：“是我五儿回来了吗？是我五儿想喝黄酒吗？”
　　 “娘，是我回来了，娘，是您五儿回来了！娘，五儿想喝黄酒。”
　　 “噢，真是我五儿回来了！我儿等会儿，娘这就去给我儿烧黄酒。”
　　 母亲从床下挪出一个泥封的瓦罐，用巴掌拍碎瓦罐口上的泥巴，一股浓浓的酒香，在茅草屋中弥漫开来！
　　 母亲小心地把瓦罐掇到灶台上，往锅中添了两瓢清水，就到灶前去烧火。不大一会儿的工夫，酒香再次弥漫……
　　 母亲把黄酒烧好后，盛在碗中，端上小柴桌：“五儿呀，先陪你爸喝着黄酒，娘这就去做饭，晚上咱们好好地吃顿团圆饭！”我把母亲拉到柴桌前坐下：“娘，您先坐下，待会儿我们一起去做饭，今儿晚上，我要让爸和娘尝尝小儿子的厨艺。”
　　 从那天晚上开始，母亲渐次清醒，整天唠唠叨叨地诉说着娘对儿子的思念……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临行的头天晚上，娘又给我们父子烧了一顿荷包蛋黄酒，娘特意给我盛了六个荷包蛋，全家人乐乐呵呵地坐地坐在一起，喝得头上冒汗，浑身发热。
　　 1996年农历10月，我母亲从陕西柞水姐姐家回来，因为脚脖子受了伤，病倒在湖北口乡大新川村，是一位姓明的大叔把歪倒在路边的母亲背到他们家，并且让他那在湖北口工商所工作的大女儿往店子镇政府打电话找我。我当时正在三十里外的牌楼村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政府一位领导给会战指挥部运送给养时，转达了来自湖北口工商所的电话。我听到母亲病倒在外地的消息后，立马向指挥部请了假，一个人去湖北口去接母亲。那时，从湖北口到大新川虽然有一条砂土路，却很少有车去大新川。我只好沿着从虎坪经后峡再到大新川的小路，直插大新川。
　　 我在大新川问到了明大叔的家，并在向导的帮助下，直接找到了明大叔的家，我母亲那时已能下地走动了，脚上已消了肿，正在明大叔的场院里晒着暧阳。我把给明大叔买的礼品递给大叔，直扑到母亲的面前，哭着对母亲说：“娘，儿子来晚了，让您受苦了。”
　　 在明大叔家吃罢午饭后，我便向明大叔辞行，明大叔非要挽留我们在他家再住上一晚，让我们第二天再回去，而我却坚持要走。当我背着母亲才走了没多远，明大叔像是忽然意识到什么，从后面追了上来，走到我跟后，只对我说了一句：“你们娘俩慢走，我去前面给你们找一辆三轮车，送你们一程。”不一会儿，我背着母亲，顺着那条一到三米宽的砂土路，来到那位姓黄的三轮车师傅家，三轮车师傅的弟弟黄群立正好认识，他们兄弟俩便百般挽留，让我们在他家住一晚，第二天早上送我们到泗峡口搭班。黄群立怕我还要坚持走，就私下跟我说：“今天是我娘过生日，我哥可能走不开，你在我们家住一晚，明天让我哥送你们娘俩一程。”
　　 那天是黄大婶六十五岁大寿，我没好再坚持，便按照农村习俗，给黄大婶送上一份微薄的“寿礼”，就在黄大婶家住下了。第二天吃罢早饭，黄群立兄弟俩特意在三轮车上铺上一层干爽的稻草，小心地扶我娘坐上去，小心地驾驶着三轮车，爬上乌龟石垭，穿过荒无人烟的后峡，一直把我们娘俩送到了泗峡口客运车站，我掏了一百元钱付车费，黄师傅却死活不要，开着车跑了。
　　 我把母亲接回家后，准备送到医院治疗她的脚伤，母亲却说脚伤已经好了，没事儿了。我问母亲想吃一点什么，母亲说她想喝酒。我连忙去邻居家给母亲买了两年度数高、口感好的甘蔗酒，亲自递到母亲手，同时给她的，还有一纸箱麻花、糕点等零食，委托大哥、大嫂帮我照看着母亲，然后就去上班了。
　　 十二天后的十月二十五日，本村的一位年轻人到牌楼大会战工地找到我，说我母亲昨晚去世了，家里等着我回去安排后事。我立马跟着报信的人回到家中，大哥含着眼泪跟我说：“那么爱喝酒的娘，你给她买的这两斤酒，她只喝了这么一点点儿，说是要等着她的五儿回家陪着娘喝。娘还说让我把这一罐玉米黄酒交给你，说她五儿最爱一口黄酒了。”
　　 听了大哥的话，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禁不住放声嚎啕起来：“娘——娘——”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忘掉了很多事情，唯一忘不掉的是那最后一罐封存着母爱的玉米黄酒。那酒，喝在嘴里，甜在喉中，温暖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