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了，一弯纤细的新月爬上了夜空，一枚枚闪闪发光的小星星，依旧眨巴着眼睛。夏季的风，伴随着阵阵花香，侵入我的肺腑。我躺在我的望月台上，仔细仰望着可爱的群星围绕着弯弯的月儿，翩翩起舞，一闪一闪的。我想起来了众星捧月，可能描述的就是这样美丽的景观吧。坐起来，可以俯视整个花木场，一排排的花房，整齐地罗列着，夜色中，隐隐约约、闪烁不定。我清楚的，像数家珍一样，历历在目。因为里面都是我一手培育的花卉，一株株，一棵棵。
　　
　　 望月台是我五十岁时生日时，儿子代表全家人送我的。看着可爱的小孙孙，奶声奶气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的泪涌了出来，我看着漂亮的女儿，特别感到骄傲的是那双闪烁有神的的眼睛。女儿身材仿我，高挑的身材，一米六的个子。我陶醉在浓浓的亲情中……
　　 望月台其实只是一座平房，在我家花房的侧边。儿子把平房顶铺上地板砖，围上栏杆。挨着栏杆，砌了一个精致的小石桌，周围是几个石凳子。我在望月台上，可以一览我家花木场的全部面貌。夜里，还可以毫无遮拦地看夜空里的新月，看星星。细心的儿子还在栏杆处，靠了一叶竹凉席，叮咛我：累了就躺在望月台上看月亮，看星星。
　　
　　 透过遥远的夜空，我想起了家乡星空下的新月。一晃离开家乡，二十六年了。可那触目惊心的一幕，伴随了我整整四十多个春秋。
　　
　　 一望无垠的麦田，父母弓着腰，挥舞着镰刀，身后就扑倒了一地麦子。父亲用宽大的肩膀，把捆成麦捆的麦子背到了打麦场。母亲给我们几个小孩子，每人一个竹篮，吩咐捡拾麦地里遗留下来的麦穗。我才六岁，跟在姐姐的后面，弯腰捡捡着一个个麦穗。一个尖尖的麦茬，穿过了小小的塑料凉鞋，扎在了我稚嫩的脚上。我一声尖叫，站不稳就接着爬到了麦地里，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一根尖尖的的麦茬插进了我的眼里，我一阵号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眼前一片黑暗，只有母亲的啜泣声。我焦急地撕拽着蒙在眼上的白粗布，母亲按住我的手。“孩子，等眼睛好了，就可以揭开了。听话啊，医生刚给你包好。”我无奈地躺到了床上。队里照顾我，给额外发了点白面，母亲就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六十年代的农村医药条件很差，母亲能做的就是把仅有的一点白面，做给我吃。
　　
　　 我盼望着白布揭开的那一天，盼望着给小朋友们一起奔跑，玩耍。盼望能看到天上的月亮，盼望着在月亮地里玩过星星月。我出生在初三，生我的时候是夜晚，据说产婆抱起我时，正好有一弯新月透过窗户照进来。疲惫不堪的母亲，看到了美丽的月牙，说：“就叫新月吧，神赐给我的。”
　　
　　 等白布揭开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母亲骗了我，那只受伤的眼睛深深陷了下去，不停地淌着水，什么也看不见。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随后也跟着小朋友玩去了。六岁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忧愁。
　　
　　 进入了小学，由于每天都用不干净的小手抚摸那只受伤的眼睛，细菌的感染，那只沉陷的眼睛常年都溃烂着，小朋友都不给我玩了。一个淘气的男孩子大声喊我：“独眼龙，独眼龙！”我气急败坏，冲上前去拼命厮打。男孩就忽悠全部的同学一起叫，我拿起凳子，疯狂地横扫。结果，老师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
　　
　　 我变得沉默寡言了，下课后我就躲在角落远远地看小朋友们玩。夜晚，我就一个人看星星，看月亮。我常常看弯弯的月亮，能引起我无限的遐想。忽然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那弯弯的月亮不应该是新月，应该是残月，就像我。
　　
　　 小学毕业后，我就回农村劳动了。在我们那个村，能上小学毕业的女孩不多。姐姐只上到了小学二年级。母亲感到很亏欠我，坚持让我小学毕业了。我个子高，挑，抗都抢先干，动作也很麻利。17岁我就做了村里的妇女队长，派活，记功分，我带头拼命干。村里来了很多知青，没事我就跟他们学认字，给他们借书看，听他们聊外面的世界。我也感到那只受伤的眼睛不再淌泪了，变成了一个深深的黑洞。只是我从来不敢照镜子。
　　
　　 同龄人都一个个出嫁了，我也二十出头了，在农村来说是个大姑娘了。
　　
　　 那天我看家里来了个陌生人，那个经常说媒的大妈给母亲嘀咕：“毛病不大，什么活都能干，就是个哑巴，精哑巴。”母亲面有难色。我怒气上升，劈里啪啦甩着笤帚，媒人知趣地给母亲告别。
　　
　　 接下来的日子，七大姑八大姨陆续给我介绍对象，要么腿脚不利索，要么有点傻，要么就是不正干的老光棍。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什么人也不想见。我的心凉到了顶点，难道我就必须找个残疾人一起生活吗？
　　
　　 母亲不再逼我，但我还是看到了母亲眼里深深的担忧。村里人说媒陆续碰壁后，一看见我就窃窃私语，“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怎么不看看自己什么模样？”我不再出门了，那年我已经24岁了。每天到了夜晚，我才走出小屋透透气，弯弯的月亮，成了我诉说的对象。我常常做梦，希望真的有一位王子在夜里悄悄降临，把我悄悄带走。希望月亮里下来一位月亮婆婆，拿着一瓶神奇的花露水医好我的眼睛。
　　
　　 王子没有等来，月亮婆婆也没因为可怜我，而医好我的眼睛。我却等来了我的婚姻。
　　
　　 母亲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一个在N市工作的熟人，母亲娘家的远亲，给我在N市郊区农村介绍了个对象。母亲心虚地看了我一眼：“身体还行，就是一只眼睛没眼珠子。”我脸上灼烧的厉害。母亲赶快逃离我的小屋。
　　
　　 “我见见吧！”看着母亲仓皇而逃的身影，我一阵心酸。母亲惊喜地转过身，看着我。
　　
　　 他来了，带着微薄的礼物。按亲戚给的地址，打听着到了我的家。母亲慌忙给他打荷包鸡蛋，热情招待着。我偷偷打量着，个子不高，估摸能到我的肩膀上。皮肤黑幽幽的，敦敦实实的，过于黑的皮肤，衬的那只没有黑眼球的眼睛，特别吓人。好在熟人提前给说过了，要么真的不敢看第二眼。估计我的模样比他想象的要好点，他露出很欣喜的模样。
　　
　　 就这样他留在了我家，进进出出。不顾母亲的阻拦，第二天就下了地，锄地，除草，干活很利索。母亲很满意，可是我发现他说话声音大的吓人，真有点震耳欲聋的感觉，并且说话时老盯着别人的脸。背对着人时，除了自己说话，回答总是所答非所问。我对母亲说了。母亲一直沉浸在小伙子勤快的手脚上，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话。
　　
　　 因为我们年龄都老大不小了，八十年代的婚姻，还不带什么浪漫色彩。就简单讲一下条件，就带着村里开的证明，和他一起回了N市。
　　
　　 他没有父亲，母亲带着他哥俩。哥哥是附近一个厂上班，早结婚几年了。嫂子也是一个厂的工人。都在一个院子住，条件不比我老家的好多少。一排五间土屋，哥哥住了两间，婆婆住一间，剩下两间就做了我们的新房。婆婆高兴地给我收拾新屋，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打扫干净，把炕上铺上了一条新毛毯。请主要亲戚来吃了一顿，我家远没有人来。婆婆兴高采烈地给亲戚介绍着。“身架挺好的，给笔杆似的。”亲戚们啧啧称赞着，但最后的目光都落在我那只残缺的眼睛上。我感觉每个人的眼光都像根针，一次次刺痛我。
　　
　　 “家是那儿的？”
　　
　　 “硖石县的。”
　　
　　 “哦，跑山里娶了个媳妇回来了？”
　　
　　 要不是我大喜的日子，我真想跑出去痛痛快快哭一次。
　　
　　 我像一个展览品，被人展览了一天，陪着笑脸送走了七大姑八大姨。家，终于安静了。
　　
　　 “你偏心呀，我结婚时，你就给一双尼龙袜子，铺条粗布单子。藏着这么条好的毛毯，就为给你独眼龙，死聋子的小儿子吗？你以后就靠这俩独眼龙吗？你说，给我说清楚。说好，以后你的死活都归你小儿子管。”嫂子在院子里跳着叫。
　　
　　 透过窗户我看见了婆婆尴尬无奈地呢喃着：“你爹走得早，没留下什么。就这条毛毯是那年从新疆带回来的。你弟弟可怜呀，你两口好歹都是公家人。他们俩什么也没有。”哥哥一边拉着嫂子，一边劝婆婆回去。
　　
　　 看看他无动于衷，傻乎乎地看着我乐。有时候想，听不见也真好。可我能听的见呀。我叠起毛毯，对他说，给你嫂子吧。别让你妈做难了。随即泪涌了出来。顺着我的目光，他才看见院里的拉拉扯扯。笑容僵硬在他脸上，他冲了出去。嫂子也被哥拉回了自己的屋。
　　
　　 日子进入了正规，这是离市里很近的一个村，土地让工厂占的差不多了。就有一亩菜地，身体健全的男人都被转了市民，进了工厂。而他因为一只眼，更重要要的是聋。面对着他，看唇形他能辨别别人说什么，不看唇形，你喊破天，他也听不到。
　　
　　 我们守着一亩菜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后，女儿出生了。我第一眼就看女儿的眼睛，反复询问医生，“我女儿眼睛健康吗？”
　　
　　 女儿黑豆一样传神的眼睛，让我感到陶醉。
　　
　　 早上，他拉着架子车，我跟着去卖菜。下午，我们除草，上肥。夜晚，女儿咯咯地笑声，让我一身的疲惫，荡然无存。从婆婆手里接过女儿的一瞬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嫂子在院子尖声吆喝着：“哎呦呦，你看，你看俩独眼儿驴。”女儿滴溜溜转的眼睛，冲淡了一切。
　　
　　 一次，我给市技学食堂送菜。管后勤的老师叫住我：“你把学校院子里的草除一下，顺便种点花草，要多少钱？”
　　
　　 “看着给吧，捎带就干了。”
　　
　　 我和老公认真除掉了每一根杂草，仔细撒上了很普通的指甲草，粉豆子之类的普通花草。整得跟我家菜地一样平整。然后把学校院子也打扫的干干净净。学校的老师很满意：“以后，学校绿化就给你们承包了，一年给你300元。”
　　
　　 八十年代末，一切都在悄然变化中。阶级斗争正在消退，经济也正在复苏。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接了几所学校的绿化工作，那时候的绿化很简单，除草，种普通的花草。我们就这几个学校的绿化费用，已经给我们一年的卖菜的收入差不多了。我给老公商量，把菜地改成花房，种植花草，培育花卉。老公很犹豫：“这是不是搞资产阶级，会不会有政治问题。”我也搞不懂，两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怎么能揣摸透国家的政策呢。
　　
　　 我拿着一篮菜，虔诚地等在那个后勤老师的门口。老师认真听了我的想法，我的忧虑。他考虑了好一会儿，对我说：“没事，你多看电视，多看新闻，了解国家政策。邓小平都南巡讲话了，搞开放搞活。应该没什么变动。你家买个电视吧，天天看新闻，就有方向了。你抽空去残联一趟，估计国家还会帮你的。”走时，那个老师还给我了几分报纸。
　　
　　 我动员老公给菜地搭了两间简易屋子，把家搬到了菜地。努努力，四百元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架上高高的天线。留够自己家吃的菜，剩下都开辟成平地，筹划种植了一些花草。那个老师建议，我去郑州的苗圃看看，去花卉种子研究所看看。
　　
　　 我背着馒头，踏上了火车。
　　
　　 千辛万苦找到了郑州的苗圃。我真开了眼界，真是进了花的海洋。研究所的人很热情招待我，给我很多花卉培育资料，还建议我盖花棚。我带着满腹的希望回到了N市。
　　
　　 正值四月份，N市筹划着第一届黄河旅游节。我在新闻里看到了，黄河旅游节筹建委员会，呼吁全市民参与，努力把我市打造成旅游城市。我想到了我那些普通的盆花，虽然不名贵，但搭配美观，也不失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次日，我按电视上公告的地址，找到了筹委会。一个戴眼镜的同志接待了我，我说了我的想法，眼镜很吃惊：“我们市还有养花的？啊，原计划从郑州拉回一批花卉的。那我一会儿安排人去也看看吧。”我留下了地址。
　　
　　 不久后，一位筹委会的工作人员到了我的花房。看了我开的争奇斗艳的红鸡冠花，黄的小金菊，白的耀眼的小喇叭花，很满意。问我计划多少钱一盆，我说，五毛钱吧！花都是普通花卉，都种在小皮桶里。五毛钱够成本了。工作人员看了看我，说我给上面汇报一下吧。
　　
　　 不久后，筹委会给了我八毛钱一盆，他们给安排人和车，我们夫妻俩负责摆好，摆出效果。就这样，N市的第一届黄河旅游节，我把各个路的交叉口都摆上了五彩缤纷的草花，虽不名贵，但却看起来很耀眼，也给N市增添了不少风采。N市不大，只是个地级市，我的几千盆花，就摆满了城市的角角落落。
　　
　　 秋季来临了，我想起了盖大棚。可我手里的积蓄太少，我想起了贷款，可没人担保，也没什么抵押，哪个银行敢贷款给我呢。我忽然想起了残联，据说残联是专门帮助残疾人的。我打听到了残联的地址，接待我的是一个和蔼的中年妇女，我把我家的情况给她说了一遍。她听说我老公是一个聋子，一只眼睛，又看了看我残缺的一只眼。世事的磨难，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了年轻时那么敏感了。
　　
　　 我给她说了我的计划，顺便给她说了黄河旅游节街上的花草都是我摆的。女人很是吃惊，连连赞叹街上漂亮的花草。赞叹完，就说你想让残联帮助贷款？那你回村里，开个残疾证明。送我这儿，我给你负责联系贷款。
　　
　　 我回到村里，虽说是村里人，我很少去村委会。因为我和老公都是村里被遗忘的人群。我迈进村委会，小心地说，给我开个残疾证明吧。村长粗陋地骂了句：“开什么残疾证明，一看就是残废，还用证明？”我很是尴尬：“你是想申请什么特殊照顾吧。吃低保，还是领救济金？”我沉默了很久，村长还是给我开了个证明，盖上了大红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