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是同乡的人来说，乡音就像一根未煮熟的牛板筋，嚼不出滋味，也嚼不烂，听起来有一些不舒服，而对于他乡遇故知的人，乡音则变成了一壶珍藏了十八年的女儿红，两个同乡见面，一顿叽里呱啦的交流，就像推杯换盏着岁月的醇酒，嘴角会流淌出乡情的的芳香，越喝越有滋味。
　　 每一个人的乡音，其实是随着母亲的摇篮曲深深地镌刻进生命的年轮的。牙牙学语的孩子，已经把乡音俗语变成了自己唯一的表达方式，变成了用语言触摸人情事理的手掌，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岁月的刻针，情感的触须，无论什么时候搭到一个人情感的磁道上，都很可能不经意间，就释放出一曲袅袅婷婷的乡音的旧曲。
　　 但乡音俗语却是小学教育的大忌。每一个小学教师，在教学生拼音的同时，都一定要在自己的班级里消除俗语方言，除非这个老师也是乡音难改。是的，普通话是社会交流的唯一官方语言，一个人不会说普通话，在老师们的潜意识里将来孩子的前途必会受影响。所以，老师们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纠正孩子们口中早已焾熟的俗语乡音，对孩子们的语言表达来一次彻底的颠覆和革命。这种教育方式在城市、在郊区效果还好，在偏远农村，则往往短时间内收效甚微，甚至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强制性训练才可能有所收获。也有比较顽固的学生，一辈子改不了从小固化在声带上的音调和读音、语速，导致老师的教育失败。
　　 其实，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俗语乡音就一直在普通话的围追堵截和挤压中作狼奔豕突状，以顽强的生命力默默地抵抗着，艰难地生存着。甚至在一些老辈人的生活中，越过别人鄙视的目光中兀自地骄傲着。
　　 改革开放后，随着港台剧而走遍全国的粤语、闽南话，随着越剧、沪剧走遍全国的吴侬软语，随着黄梅戏而走遍全国的安徽话，随着春晚小品走遍全国的东北话、陕西话，随着相声走遍全国的北京话、天津话，随着电影走遍全国的河南话、四川话，不一而足。让观赏的观众大呼过瘾。可以说，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在用自己的地方话特色争取着自己的观众群，用自己的地域特色滋润着这一朵独特的艺术鲜花。通过这些用地方话演绎的地域传统文化，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地方话的魅力和乡音的可爱。不说别的，就是蒋介石一句“娘希匹”，其背后的所饱含的对官员和官场无奈和气愤，就在影视剧中引来过多少不同含义笑声。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语文组的组长杨老师就是一个山东口音特别重的地道山东人，语速极快。初听他的课，仿佛一阵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很难跟上他的思路和授课内容。一次，我们的语文老师李德清因病请假，由杨老师代课。那一天讲的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讲台上，杨老师正襟危坐。“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肚子轻”的散文《鹅汤又涩》。”课文第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被杨老师念成了“介几千兴宁破不泥泞”。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纯正的山东口音，所以杨老师的话一出口，就引得我们哄堂大笑。也许是经历这种场面多了吧，杨老师不急也不恼，伸出双手往下压。待我们平静下来，接着往下读。其实，杨老师的学问是极好的，否则也不会做到一个全市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学组组长的位置。那天，他讲朱自清的生平、讲这篇散文的写作背景、讲朱自清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自己讲得酣畅淋漓，我们听得也是如醉如痴。其实，地方口音开始虽然难懂，但听熟了却自有一番风味。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整个高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杨老师的那一堂《荷塘月色》。那天正课结束的时候，杨老师还向我们介绍：当初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授课的时候，就说家乡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后来，为了说明他不改乡音的原因，还给我们念过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人家唐朝的名臣都以乡音为荣，我们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杨老师还笑着说。不知小学老师听到后会做何感想。
　　 其实，在我家乡的农村，也正像杨老师所说的，子弟们外出读书也好，工作也罢，回家见到老人们，还是要说家乡的东北话的，听起来亲切、顺耳。如果偶有在外面习惯了普通话，用普通话和老人们打招呼的，老人们表面上不说，背后会撇着嘴说：“内谁谁，老张家那孩崽子刚出去两天就变了，得得瑟瑟，说话舞舞炸炸的，不着人爱听。”“可不是吗？他嫂子，这就叫忘了本了，不知道自己是半斤八两了，跟俺说两句也是玄玄唬唬地瞎忽悠，没一句正经嗑，楞拉嘎几的。”
　　 子女若得到这样的评价，让父母在村里都会抬不起头来，得赶紧让孩子用家乡话去跟人道歉，说明自己人虽然在外面闯荡，但心仍然是“故乡心”，才能平息乡村的一场风波。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能够被迅速传唱并流行，引起海内外听众强烈的共鸣，也就是这个原因吧。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传统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艰难的抗拒吧。
　　 乡音，是一个人最直接的名片。出门在外，诸事困难，问个道，打听个信，都希望能碰到老乡，听到两句实在话。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只要一开口说话，就会被周围的老乡于千万人之中一把揪出，聊个痛快。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其实激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找到了心灵在漂泊中的归宿感，找到了情感在无处安放时的精神寄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脉相承”吧。
　　 有时候，远在异地漂泊的朋友间相聚，大家往往不是奔着喝酒来的，更不是奔着山珍海味来的，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在一起用家乡话沟通沟通感情，释放释放压力。记得一次在酒桌上，朋友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几个北漂的哥们在一起喝酒，这几个人平时爱抬杠，但不影响感情。大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在一起你家那噶哒猪肉炖粉条子好吃，我家那嘎达小鸡儿炖蘑菇过瘾地唠着，很快就喝高了。这时，其中一个突然说：“二楞子，你小子他妈刚出来不到一年口音就变了，弄得娘了吧唧的，还算什么东北老爷们。”这个二愣子倒腾东北山货，挣了不少钱，最近正在和一北京姑娘搞对象。人家姑娘家里嫌他的东北话土腥，正在努力学习北京话，说起说气话来有时候就有点邯郸学步的意思，座中有的人就看不惯。“滚犊子，扯什么蛋，秀才你他妈才变了呢！我他妈正经东北老爷们，走哪儿都杠杠地，谁变谁他妈二椅子。”这句话正戳到了对方的痛处，那个人长得比较秀气，大家都戏称他“秀才”。“扯什么里格儿楞，到了大城市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就凭你个土包子，扬了二正的，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还是老实儿地回老家找个东北柴火妞吧，小心北京人没当成，再闪了你的舌头。”这个哥们也不含糊：“你装啥，你也不是什么好戚儿，整个浪一个三等公民，苦大力地干活，在我面前装什么装。”“你再说一句，我他妈今天就把这二百多斤撂这儿，咱俩出去比划比划。”眼看着两个人舌头都硬了，战火就要升级，大家急忙把他俩劝说住。不一会儿，大家看气氛不对，酒席就散了。
　　 其实，大家私下里在背着二愣子大家闲嘎嗒牙儿的时候，都在说他忘了本了，根本不像个东北爷们，但在正式场合谁也没说过，只有秀才今天不知怎么今天犯了酸劲，燎起了战火，结果差一点没把自己烧了。
　　 据后来秀才自己说，今年过年回家说话没注意，不土不洋，让村里人儿笑话了半天哩。怕二楞子这样的，将来真带着媳妇回村里，还不让人家笑掉大牙。
　　 其实往细里一想，乡音这个东西就像人和故乡间联系的一条根，还真不能轻易就丢掉了。人要真没了根，还不就是一根随水漂荡的浮萍吗？依附于水面，长不高，蹿不大，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每个地方乡音和文化，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你不能一味地说它好，也不能夜郎自大地说别人的不好。就像家庭和出身和故乡，由不得自己选择。乡音乡情，会在沙漠般的他乡生活中给你水、给你阳光，让你养成和家乡守望的习惯。古诗说：“胡马依北风”、“狐死首丘”，都是对故土的依恋和难以割舍。原来思念家乡的美食，思念家乡的乡音，其实只是人的基因里的一种潜伏的习惯吧。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农村打工者向城市的不断聚集，淳朴的乡音乡情正在经受着逐渐萎缩的考验。但愿乡音这棵语言的奇葩能像所有的民间艺术形式一样，常绿不老，绽放出生命的异彩。
　　 近些年，民间的建筑、民间的戏曲、民间的风俗文化、民间的手艺，纷纷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那么，在中华大地上流行了千百年的不同地域的俗语乡音，是不是也有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可能呢？值得期待！
　　 最后，套用一句时髦的祝福来结束这篇小文。
　　 乡音，正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