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婶”这个标题二十多年前，我就写在纸上，想写一篇散文。后来有了电脑，我就存在电脑里，但一直没有写。
　　 不是我没什么东西可写的，而是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回忆、值得写。但不知道从哪儿写起，又不知道都写什么？可以说，我和“天津大婶”颇有源渊。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是我的亲婶子呢！
　　 大婶叫王子莲，我们认识时，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每每想起和天津大婶在一起的时光，就象电视剧的回放一样，一幕幕在脑子里闪过，仿佛就在昨天。
　　 记得那是个秋天，我也就十岁多点，听人说村子来了一家下放户，还是女的，就住在原来下放户鲍振林家住过的房子，鲍振林家那时落实政策刚回南方。我们一群孩子出于好奇就去看热闹。听大人说，那是林场女知青，因为什么事被下放到我们村子来了。那就是大婶，我们农村当时的习惯，叫非亲非故的外来已婚妇女都是“大婶”，就象现在的孩子们叫阿姨。
　　 大婶二十多岁，中等身材，留着短发，人显得很干练。张嘴闭嘴都是嘛事、嘛玩艺儿，我们听着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离大窝铺林场很近，那里有国内很多大城市的知青，说话南腔北调，也有天津口音，但面对面说话还是第一次。
　　 大婶住的地方，是我们村外北面的河滩上孤零零的一座土坯草房，四周都是乱石滚滚，还有一人多高的蒿草，有一趟很古老的柳树林子，从村头斜插到大路边，从房子边上穿过。柳树虽然不是很高，但黑皴皴的树杆都有两三个人才能搂抱过来，甚至有的比那还粗，几乎树心都是空的，只是那些树头部长着些细嫩的树枝迎风招展，婀娜多姿，甚是可爱，白天看着还可以，夜间就象一排披头散发的鬼怪，让人看了发瘆；树洞里住着些不知名的小鸟，晚上时常会发出些怪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西面紧挨着，就是大片的庄稼地，白天绿油油的，看着让人爽心悦目，但夜间黑乎乎的一片，秋风吹过，发出哗哗沙沙的响声，令人恐怖。那是我们村最小、最破旧、最低矮的用土坯垒起的两间草房，是当年盖给下放户鲍振林家的。
　　 大婶来后，细心的大叔把屋前院子东西南三面挖成深沟，把腕子粗细的树杆一头埋上，夹成杖子围成小院，树杆被大叔锯得整齐而结实，杖子拦腰用树杆横着绑上，别说猪狗鸡啊，院门一关，连人都进不去。我们村的妇女都夸大叔的手巧，羡慕大婶找了个好丈夫。
　　 那房子原来是生产队为鲍家盖的，但他们家人比较懒，院子就用树枝插拔插拔完事，猪鸡狗都能钻进钻出。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住在那儿，但我没去过几次，去时都是大人去了，我怀着好奇心跟去的，对此没有什么印象，对茅草屋的印象还是大婶来了以后。
　　 记得大婶住的外屋北墙是一溜两个土仓子，是放生产队秋天分的粮食和糠的。一进门口西面是用土坯盘的灶台，上面安的一口比我们村子每家使的略小些的铁锅，特别是木板做的锅盖很是精制结实，那是大叔的手艺，我们每家使的锅盖都是大人用秫秸梢订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一进外屋门口，东墙贴墙放一个紫红色的碗橱，那也是我第一次见过碗橱，是用文件柜改进的，从里面散发出怪怪的味道，后来我知道那是酱油和醋的味道，我们农村一般家都不吃酱油和醋，因为买不起，平时都是用黄豆自己酿造的酱做调味品。
　　 里屋地下摆着的木架上放一对黄色箱子，我们这儿的箱子和柜都是红色的，黄色对我来说，有些新奇。炕上是新铺的炕席，因为炕小席长，炕席边梢贴到墙上去很大一块，上面就放着一对棕色的柳条箱，很是漂亮，四角包着金属，中间镶嵌着金属蝴蝶扣搭，挂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锁。我们农村那时家中都不上锁，就是有锁也是那种又黑又笨的大锁，而且长年难得用一次。
　　 开始是哥哥弟弟和大婶做伴，大叔在林场的大窝铺分场工作，离家六七十里山路，每月很难回家几次。据说大叔的父辈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大叔是知识分子出身。大叔人文质彬彬，从不大声说话，虽然没戴眼镜，但知识相当渊博。那时这种身份的人，是不能和普通工人那样想回家就回家的。我极少见到大叔回家，就是回家也极少听他说话，总是担水、劈柴、收拾园子里的菜，默默地浇水施肥，从没见过他大声说话。
　　 大叔柴劈相当有技术含量，而且码放得整整齐齐一大垛，够大婶烧上很长时间。我们村的妇女都羡慕大婶命好，找大叔这样好脾气的丈夫真是享福，不挨打不挨骂，到家就干活，还知道心疼媳妇。
　　 哥哥和弟弟给大婶做伴，弟弟有夜游的毛病，有一次半夜起来跑到外屋的土仓子里，在里边睡边哼哼叽叽的说梦话。大婶惊醒后，点上煤油灯一看弟弟没在炕上，听到土仓里有哼叽声把大婶吓够呛，拿着灯仗着胆把弟弟喊醒。还有一次大婶夜间醒了，看弟弟坐在炕上，两手象拿着东西往两边抻，一抓一抻，一抓一抻，嘴里还嘟哝着什么。大婶吓坏了，看看弟弟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大婶就让我和她做伴，那时奶奶舍不得让我去，当时奶奶已经瘫痪在炕上两三年了。虽然奶奶有众多的儿女，几十个孙男孙女，但伺候奶奶就是我个人的专利，谁让我没有母亲疼呢！如果我妈妈活着，说什么也不会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伺候瘫痪在炕上的奶奶，妈妈那么善良，她会亲自伺候奶奶。
　　 白天晚上，我得给奶奶接屎尿梳头洗脸，还得干家务，做饭推碾子，喂猪鸡，采猪菜，还得采野菜掺在谷面或高梁面或棒子面里人吃，还得上山搂柴禾做饭等。当年农村妇女所干的活，我都得干到了。
　　 白天累一天，夜间连个安稳觉也睡不成，奶奶有个长长的木棍，那就是专门打我的。一会奶奶把我打醒，她要拉屎，一会她把我打醒，她要尿尿，一夜我得起来好几次。困得自己也来不急尿尿，伺候完奶奶就又倒在炕上睡着了。常常是早晨被奶奶打醒起来做饭时，发现自己尿了炕，被子湿得透透的，满身印满炕席花纹。因为害羞同时又怕挨骂，只得勿勿叠起被子放在被垛上。晚上算遭罪了，又湿又凉的被子，盖在身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夏天还好说些，冬天真是又湿又冷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好在实在困极了，一会就睡过去。
　　 和大婶做伴是我特别想的事，但我怕在大婶家尿炕，特别是大婶还给我铺了褥子，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睡过铺褥子的被窝。因为害臊也没敢和大婶说，好在我从没在大婶家尿过炕。我想那可能是因为不用夜间起来给奶奶接屎接尿，能睡个踏实睡吧！再一个大婶夜间起来小解时，也会喊我起来小解的原因吧！
　　 在大婶家，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不用再盖那又潮湿又冰凉的被子，也不用再挨奶奶的大棍子打了。每晚上大婶都在煤油灯下看厚厚的书，那时我还没认识几个字，看不懂大婶看的书，大婶就给我找些小人书看。大婶家的煤油灯和我们村每家的灯不一样，是有玻璃灯罩那种，当时显得特别亮。我们村一到晚上，一般情况下家中都不让点灯，怕费灯油。
　　 我觉得大婶家那时生活都比我们村人家强的太多了，还能买酱油和醋，还能买豆油吃，还有白面和大米吃。这些在当时我们农村是不敢想的，白面只有春节才每人几两，还得留着亲戚家有红白事时送礼的。大婶有好吃的，想给我吃，但我们从小家规就严，从不让我们要别人给的东西。有时气得大婶也骂我。
　　 记得有一次大婶炒土豆丝，让我给奶奶端一小盘，我不端，大婶和我急了，我端回去以后，奶奶边吃边说，这天津人真是不会干活，这山药（土豆）丝都没炒熟，一吃还喀吱喀吱的呢！奶奶说你尝一口，我吃了一口，发现那土豆丝比我们炒的好吃多了，又脆又香，还有股豆油的清香味，那是我长那么大头一次吃到豆油。奶奶把一小盘土豆丝都吃净了。我们那时炒菜是没有油的，说是炒菜其实就是用清水煮。
　　 大婶在天津有个很漂亮的女儿，那天我去大婶家做伴，发现有位很白晰漂亮的姑娘，油黑发亮的头发梳着两条很时髦的短辫，正在和大婶抱头痛哭，炕上睡着一个小女孩，穿着象个小公主。大婶让我叫那位姑娘二姨，是大婶的妹妹，并告诉那位姑娘，说我是村里的孩子是和她做伴的。
　　 从她们谈话中，我知道，那个漂亮的象小公主似的小女孩子是大婶的女儿冬燕。和二姨一起来从天津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路没有车，就坐了辆马车，谁知道马车半路上还翻了车，把冬燕扣在了车底下。我还记得二姨当时的话呢！二姨哭着说：
　　 当时我抱着小燕坐在马车上，马车走着走着，后来不知道我怎么坐在了地上了，赶车的人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告诉我说是翻车了，我一看不见了小燕，后来找人把车翻过来，发现小燕被扣在车里了，好在小燕没受伤。
　　 看着哭泣的姐俩，我的心里也很难过。我知道这几天大婶不会用我做伴了，就默默的离开大婶家。后来二姨和冬燕回天津，我还是回来和大婶做伴。
　　 再后来大婶生了冬慧，大叔回家来伺候大嫂的月子，虽然我不用和大婶做伴了，我一有时间还是想去看大婶，但是我非常害怕大叔。其实大叔人非常好，说话很温和很客气。大叔很快就去上班了，我还是和大婶做伴，只是多了项任务，帮着大婶看小慧。小慧非常漂亮，圆圆的苹果脸，粉嘟嘟的很可爱。那时农村最累的其中一项就是推碾子，我一有时间，就帮着大婶看小慧或是帮大婶推碾子。我们村里的人也非常善良，见大婶在推碾子，碰上了大人和孩子都会帮大婶推一会。见大婶担水也会有人帮忙给从井里打上来，或担回去，我们村里的井非常深，是用辘轳那种，上面缠很多绳子，把水桶钩在绳子头上，然后慢慢放到井里，到底了，然后晃荡绳子，晃不好，水桶就脱钩，那时再打捞桶可费劲了。
　　 大婶性格非常泼辣大方，和我们村人很处得来，现在想想大婶当时也够苦的，但当时村里妇女都很羡慕大婶，觉得大婶吃穿都比她们好，还不象她们那样受累挨打挨骂。但农活对大婶这位来自大城市天津人来说，也是新课题，薅地时别人都蹲着，大婶只能跪着。薅的非常慢，都是两边的人帮着薅草，早到头的妇女都会帮着大婶薅草。我们村是个大家族，同一个姓，大婶来后是外姓，但村民们很善良，干农活时，大家都帮着大婶，在记公分上也没有人和大婶计较，活虽然比她们干的少，但工分记得还是一样多。
　　 两年后，大婶家盖起了新房子，那是我们全村最好的房子，青砖垒的四个墙垛，我们这叫四面斗房子，蓝瓦瓦顶，又高又厚的泥垛院墙。院中还砸了压水井，只是太难压了，地下水太深，管子太长。我常常跳着爬在井把上往下坠着压水，每次帮大婶压水，都累得满头大汗。
　　 那房子就在我家后院偏西。从我家到大婶家只有几步远，大婶大声说话，在我家院里都听得到。这时我上大婶家更勤了，我们当时学习也不紧，奶奶常常不让我上学，奶奶说丫头上学没用，长大了一嫁人，认那么多字有什么用。只要一有空余时间，我就跑大婶家去，帮着照看冬慧，这时我能认识些字了，连看看书，也时常招来奶奶的骂。晚上只要大叔不回家，我就和大婶做伴，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时常帮大婶做点活，看冬慧，但这对农村孩子来说，那是非常容易的事。
　　 后来大婶有了冬婕，记得大婶快要生冬婕时，让我去七家医院叫医生，当我把医生叫来时，大婶已经生下冬婕。是我们村我一个远房七大娘接的生。大婶告诉我说，冬婕一下生，就一泡尿呲到七大娘身上了，当时七大娘急了，用剪刀把大婶的裤角剪开一块。
　　 农村有迷信说法，说接生的人，死了以后两手都是黑的，所以没有人愿意接生。一般都是家中很贫寒的寡妇为了生计才接生。据说大富大贵的孩子一生下来，如果是寡妇接的生，就给冲破了，就会把寡妇的霉运转到孩子身上。如果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呲接生婆一泡尿，这就表示把霉运还给了接生婆，妨接生婆的，接生婆以后的命更不好。如果接生婆把孩子母亲的裤角剪开一块，就说明接生婆的霉运也破了。
　　 大婶和我说，我们三儿命好啊！冬婕是大婶的三女儿，所以大婶和我们都叫她三儿。大婶也常常看卦书，那时我不太懂，拿过卦书也看不明白。
　　 大婶生三时，大叔没回来，大婶就指挥我替她做饭，后来大叔回家伺候大婶几天，就回大窝铺分场上班，大叔每次回家，都要给大婶劈很多柴，整整齐齐码在墙根下。我每天都抽时间过来伺候大婶，晚上住在大婶家，大叔劈的木柴非常好烧，不象我们家都是烧得庄稼桔杆，不起火，灰还多。
　　 前几年大婶说起我当年给她洗头的事，我也想起来了。农村妇女做月子是不洗头的，说是洗头老了头皮疼。
　　 那时大婶说头皮痒痒的难受，让我给洗。我就烧了锅热水，大婶躺在炕上，头探出炕沿，我把方凳放地上，上面放上一脸盆热水，给大婶洗头，大婶告诉我，不要用指甲挠头皮，要用手指肚慢慢洗头皮。
　　 冬婕的出生给大婶的生活带来了快乐，冬婕小时候非常乖巧懂事，从不哭闹，要比冬慧好哄得多了。每天就自己在炕上玩耍，从不麻烦大人，也不往地下掉，每次爬到炕沿，就往回爬。大一些，就把头夹在两腿间，象个圆球一样满炕上滚来滚去，她身体非常柔韧，腿前弯后弯都可以。我看哄冬慧时，时常挨大婶骂，因为我看书，就忘了看冬慧了，冬慧常常把东西弄坏，冬婕从不破坏东西，小嘴象抹蜜一样甜，一见到我，就露出两个深深的小酒涡，一呲牙，脆脆甜甜地喊声：和平姐！相当会来事，叫得你心里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