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童年的那些夏夜，是纯自然的夏夜，是充满欢乐的夏夜，还是一种具有诗情画意的夏夜，更是我难以忘怀的夏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那种纯粹的夏夜，是一种让人值得怀念的夏夜。回眸那条流淌岁月的河，波光潋滟，尽管时光远逝，但那些人、那些事，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特别是晚饭后的纳凉时，我们兄弟几个的琴弦演奏的场景，至今鲜活如昨。
　　 我的家乡在低洼的沿海平原上，在当时，我的家庭虽然不算庞大，但人口还算较多，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十个，还有三个活泼可爱的小侄儿。我家的老宅都是些土坯房，但却拥有主房十五间，一律坐北朝南，东西偏房有些低矮，共有六间，从而自然形成的大大的家院，也是当时当地典型的农村住宅。
　　 家院内规则地长着各种果树，春天桃李杏争奇斗艳，芳香弥漫；花香未散，苹果、香梨、樱桃等花姿又展，在桃、李、杏的甘甜里，葡萄、石榴、枣、柿子又前赴后继、迫不及待地吐露芬芳。夏、秋的晚风吹过，迷醉了星空，也迷醉的我。特别是夏日炎炎时，被门前那片荷塘飘来的阵阵清新和清幽的荷香，唤醒过我不知多少次的清梦。
　　 正因有着世外桃源般的环境和相对宽敞的地方，春、夏、秋三季的晚上，来我家纳凉的、聊天的人特别多。男女老少都有，椅凳肯定是不够坐的，索性就拿来几张芦苇编成的席子，放在地面上，往往又被争先恐后地挤满了人；有时实在待不下，喜欢蹲着的、年岁大的老人，知趣地蹲在一边，抽起自己的老旱烟，好多人索性就倚靠在果树上，半站半依，怡然自乐。
　　 有细心的读者肯定会问，那时夏天没有蚊子吗？有，但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多，另外一则是人多，多数人手里会拿着燃着的蒲棒或者玉米胡绳用来驱蚊，还有每人手里多会摇着芭蕉扇、蒲扇、麦秸扇，夸张地说扇子扇出的风，足以让任何蚊蝇都无法停留。还有遮天的树冠伞荫使地面一直保持着清爽，温度明显的低于其它地方，蚊蝇也不喜欢在那里逗留。话说回来就是有，也无法冲淡人们正常的喜好和纳凉的激情。
　　 那个年代老百姓的娱乐生活实在太贫乏了，不要说电视、电脑，就是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也是奢侈品，广播盒也是少有的。就是放映黑白影片的露天电影，也要几个月才轮上一次。通信更是一个生产大队才能有一部手摇的电话机，看过关于解放战争影片的人，不难回忆出它那怪怪的模样，使用起来时，一手要压住上面的的开关，一手拼命地摇着摇把，是待接线员插接好后才能通话的那种电话机。纳凉，特别是夏日的夜晚，成为人们最佳的打发时光的选择。
　　 人们喜欢来我家纳凉，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我父母是医生，为人和善。平时给附近村上的人看病，基本是分文不取，有时候还要贴上：烟、酒、茶、饭。当然村里的人也不是知恩不报的人，逢年过节总会上门来送一些礼物，不过不是像现在的什么脑白金、蜂王浆，更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大多是自家伺养的小公鸡啊、宰猪特地留下的杂碎，或者是起鱼塘挑拣出的鲤鱼……来而不往非礼也，父母也从来没有让他们空着手回家，多少也会回赠一些。很多时候人家送得多了，父母总会让我们兄妹几个在晚上，乘着天黑，给几家较为贫困的人家和几位孤寡老人送去鸡、鱼、肉什么的。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那个一九七二年，那一年，对于我的家乡来说，是一个不幸的年头。人们好不容易才度过了春荒岁月，盼到了小麦成熟的时节。可万万想不到的是天公不作美，连续下了数十天的大雨，使得全村的小麦，来不及打场，活活地闷出了芽，活脱脱就是一把把绿色的牙刷，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害得村民们都陷入困境。父母看到已断炊几日的几家人，心里疼痛之余，毅然绝然地把自家仅有的两千斤粮食，叫我们拿出一千六百多斤分送给几家，而自家却吃了近半年的山芋干、胡萝卜干。我的父母虽然称不上什么历史书描写的大善人，但还是在别人有难时去能够帮助他人，且是尽力而为之的，父母的美德到今天还荫护着我们这些儿孙。
　　 另一原因：我们兄弟六个在父母的熏陶下，都喜爱书法和演奏丝竹。时隔四十多年的今天，村上人家的年轻人结婚的新房或春节时的春联，都少不了我们兄弟几个的各有千秋的字和画，当然他们也少不了我们的烟、酒、茶、糖。
　　 记得，每年的冬去春来，春姑娘的裙裾香风还在弥漫时，纳凉时分就已到来。夕阳西下时，正在烧晚饭的母亲就吩咐我们，不管是否干净整洁，都要在场院里晒上一些小井水，仔仔细细地打扫一番。
　　 每当夜幕降临时，在那个没有电力得年代，就成为万家灯火与繁星交汇点缀世界时，老大的洋琴、老二的二胡、老三的三弦、老四的笛子、老五的萧、我的中山琴，都会出场亮相，简直就是小型的乐队。合奏最多的是《阳关三叠》、《渔舟唱晚》和《二泉映月》。
　　 不过，在当时无论演奏什么曲目之前，绝少不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演奏，也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因为不演奏这两首乐曲，直接演奏其他乐曲，在当时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前提背景下，就是阶级立场不对头，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不敬，就要挨批斗，甚至要戴上用纸糊的高帽子游街。那是一种疯狂的年代，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查阅一下历史，或者观看一下有关的影视剧，因为年代不是那么太遥远，现在你看到的基本上是真实的，而且现在人很少愿意去做违心的影片或写文章。
　　 当时大嫂是一位共产党员，还是公社妇联主任；二嫂是高中毕业生，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三嫂是一位知青。同时，她们三人的身高都在一米七到一米八之间，面容姣好，在村子里乃至整个公社都是闻名的，都说她们是“三朵金花”。每当她们高兴时，总会轮流上场，演唱她们自己认为拿手的歌曲或戏剧，更多的是那个年代的所谓的样板戏，比如《红灯记》里的铁梅和《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的唱段；当然也少不了当地土生土长的淮海戏，如《春苗》、《海港》等片段。
　　 嫂嫂们的演唱，也往往是为了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和打理好一大家的锅碗瓢盆。一旦有左邻右舍的高手或亮嗓子按捺不住性子，走上前来时，她们就会主动停唱，让位。于是“乐队”就得重新和弦、对调，直到演唱者感到适中满意时，才重新弦鸣竹唱地伴奏。一阵过门之后，演唱者会尽力地拿出自己认为最好的水平去演唱。
　　 喜欢演唱的人，一听到乐曲，好像不唱嗓子会痒一样，有时会争先恐后地上阵。一遇上这种情况，可就难坏了我们兄弟六个了，不知道为谁先对腔才好。每逢此时，只能是我父母出面调停，甚至有时还要折断小棒子，让他们抓阄，让天意去定先后演唱的次序。
　　 说真话，我们的伴奏，有时根本没有谱子。就是有谱子，在那时没有汽油灯，更别说电灯（那时村里人，只是听说过电灯，人们的理想就是楼下楼下用上电灯电话），在晚上也是看不见的，所以伴奏也就是跟着演唱者唱腔后面和音罢了；有时和不上来，就停了，尽力演唱的人有时也发现不了，发现时刚要停唱，乐声又起了，只好接着情感继续唱下去。
　　 天晴时，兄弟几人，总是在月光普照处排成一行演奏、伴奏；有时下些毛毛小雨，如果演唱人高兴时，迫不得已，还要移到果树下继续伴奏，直至室外确实待不住人了，才能放手回到屋里。倘若邻舍还赖着不走，还得继续伴奏，但只能裁减乐队人员，因为那时房间很窄，不到四米宽，人多挤不下。喜欢听唱的人更是无法容纳，只能呆到隔壁的房子里去听。
　　 尽管我们兄弟的演奏，谈不上什么技艺精湛，演唱人的歌声也是出于爱好。但在那种年代，我们兄弟的小乐队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打发了人们很多漫长的纳凉时光。但好景不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的变迁，老大调到县城，老二迁到省城南京，老三搬到海边港口，老四做了专职医生，我也迁到了远离家乡的烟雨江南，那些乐器的合奏旋律，从此再没有飘扬在其它地方，也没有在老宅的场院里响起。老家只剩下孤零零的老五的洞箫，在凄婉地吹着，失去原有的伴奏，也少了曾经的听众，只是自娱自乐罢了。听五嫂在电话里说：“每当老五吹到动情时，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我感慨地说：“别让他独自吹了，等我们兄弟到一块再……”可，我的话只说了一半就停下了，实在是说不下去。因为自从父母过世后，至今已经十几载了，我不知别的兄弟回过老家多少次，反正我是没有回去过，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繁琐使我无暇顾及……
　　 老宅啊，老宅，何时能再听到兄弟乐队的管弦合奏曲呢！？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尽管老宅早已被兄弟们翻盖为座座洋楼，院落更是整洁宽敞了许多，可要想再现曾经的那种兄弟和弦、妯娌合唱的场景，不知何时，也许……
　　 望着滴落在面前键盘上的水珠，是汗？是泪？已经无法分辨！如同其他游子一样，无论地位是否显赫，也无论身价有多高，就是草根百姓，家，家乡，都是根，始终都是我魂牵梦绕的牵挂和牵绊，也特别怀念家庭小乐队的丝竹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