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火葬尚未普及，鲁西一带农村出殡发丧仍是一族中的大事。各家比富斗阔地都想把丧事办得风风光光，棺材看谁家更厚更大，抬棺人请用的更壮更多，招引的观者最好能涌街塞巷。最主要的是谁家能请得那一带方圆十几里有名的号子王来喊号助威，那就像如今请了明星大腕助阵一样，会轰动得人山人海围观。
　　 号子王并不似如今的明星，只要有银子挣喊爹脱裤子都干，他们有他们的尊严和规矩。要请最有名的号子王前来主理丧事和喊号，你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德，也就是人缘好，是忠孝之家。届时由族中长者携礼亲往下帖，隆重的很。做号子王的人似乎职业使然，大都不苟言笑，平时闷声少语，表情凝重，令人望之生畏。可一出场，就像演员登台，立马变了个人，两眼放光，精神抖擞，大声大嗓的吆五喝六，两手摆摆划划，滔滔不绝地满嘴蹦玑吐玉，像个临阵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把各色人等分派的井井有条，将群乱蜂似的乌合之众调理得像训练有素的白衣士兵。
　　 出殡之时，号子王站在高处，昂首挺胸，高高地扬起右臂，拖着嗓高喊：“起棺啦呀————！”抬棺的一帮壮汉就齐齐地应一声：“嗨！”“你们要慢慢地起呀！”“嗨！”“小心地行呀！”“嗨！”那大棺就随着那一呼一应，一招一式地稳稳地抬动。抬棺讲究平稳，而能否达到平稳如水关键却在号子王的指挥吆喝。为显示本事，号子王都会让东家倒上满满一碗白酒放于棺头，十条香烟依次高高摞在棺顶，众人抬着棺在号子王的吆喝下齐心协力，上岗下坡，东拐西转，那酒不能洒出一滴，烟不能晃上一晃，平稳得如漂浮于静静的水面上。
　　 由家中至墓地的一路，号子王不仅要调度得当，还要把死者生平一些好事现编成合辙押韵铿锵有力的号子，一声声，喊的人声嘶力竭，应的人气壮山河。哭丧的闻声忆旧事，泪上加泪。甚至连看热闹的都要赔些眼泪出来。死者即便是个目不识丁的老翁，给人的感觉也是一位千年不遇的圣人不幸归天。这都是号子王显得手段。殡出完几天，街谈巷议都是对号子王的赞叹或批评。
　　 做号子王的大都师出有门，是磕头拜师跟着亦步亦趋学来的，有门有派。
　　 文革期间，爸在一个叫枣林的小镇劳动改造，租住的一户农房房东就是当地有名的号子王，同时也是那生产小队的队长兼大队的贫协主任。他姓张，我管他叫张叔。瘦瘦的高个子，脸很黑，脸颊上一边一个深坑，显得两腮特别发达。厚厚的双唇，一口牙被烟薰成褐色，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亮得像星星。他神情总是很严肃，偶尔一笑那眼就眯成一条缝，厚厚的嘴唇也抿成一条弧线，显得十分动人。那时，他也就是三十多岁的样子，冬天常披件羊皮袄，像普通农民那样袖着两手。别的生产队催促社员下地劳动都是敲钟或代替钟的破犁铧，而他却是喊，只是往街上一站，嘹亮地喊上两声人们就都听到了，纷纷涌出各自家门，三五成群扛着工具下地了。
　　 据说，张叔的媳妇，那个漂亮精干的女人就是当初看了一次由张叔主持喊号的出殡而迷上张叔的。从此，那个高高瘦瘦的黑小伙就威风凛凛地长在了她心上，闹得她茶不思饭不想，人都想迷症了。可她娘家嫌他是个穷小子，死活不肯。张婶就牙一咬脚一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挟上小包袱，夜奔十余里，跳墙砸开张叔的门，在那个又窄又硬的小土炕的光席片片上，硬硬将生米做成了熟饭。
　　 他在镇上颇受尊敬，谁家遭遇丧事都提上烟酒下帖请他，他也就常常有足够多的白酒和爸促膝对饮。肴一般就是由张婶炒上一碗鸡蛋，或煎上一盘豆腐，两人说古论今相谈十分投机。他家出身雇农，是那镇上出身最苦的，也就理所当然是最最革命的。将爸安排到他家其真正意图也就是由他监督劳动，不想他与爸竟成了莫逆之交，相聚无话不谈。他称爸为大哥，家中有点好吃好喝都必须叫上爸一块共享。爸的缝补浆洗也都由利落能干的张婶一手独揽。
　　 张叔人正直仗义又敢作敢为，那时经常有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前来揪斗爸爸，而揪斗前就得先给他打招呼，拿来的介绍信上得有他签字同意放人才行。这时他就摆出贫协主任的身份沉下脸子公事公办，十分革命地严辞拒绝。说我们这儿生产太忙，正是走资派劳动改造的好时机。放这人逃避改造，我们广大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再缠，干脆就扣顶大帽子给来人，你们是不是怕他累着特意安排以批斗为名让他休息呀？啊？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什么意图？什么出身？是哪一派的？是不是和这走资派沾亲带故？来人无言以对，就灰溜溜走了。这些他从没对爸说过。以至爸还得意地认为这运动快过去了，自己就要被解放了呢，那一段心情就特别好，哼起“洪湖水，浪打浪。”天天夜里与张叔小酒钟扣鼻梁，谈论哪天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该如何如何。
　　 那年夏天的一天，突然从城里浩浩荡荡来了两卡车带柳条帽和红袖章的人，组织镇上的人就地召开批斗会。他们同时还从城里押来了几个爸的老同志，都挂着大牌子，戴了纸糊的高帽子。那时间大伙都去了田里，爸没去，在家养病。那些人冲进来，不由分说，上来几个人将爸从炕上拉起来，一边一人掐住爸的后脖颈拧起爸的胳膊就往外跑。十岁的我上前拦阻被他们狠狠一脚踹倒在地。有一个恶眉恶眼的家伙伸出拳头还想打我，张婶猛一把将那人推一趔趄，把我紧紧护在身后。那人肯定是被张婶的气势吓住了，嘟嘟哝哝骂了几句就随那帮人跑了。
　　 张婶慌里慌张跑到田里喊人。很快，张叔就带着他的二百多号社员们扛着铁锨锄头赶到会场，忿忿地静观事态发展。他们怕爸吃亏哩。开始，那会开得还算文明，只是让爸和他的老同志弯腰撅臀地在台上站着，一个人一个人地上台发言控诉。后来就突然冲上几个楞头青，为显示自己是真正革命的，与走资派誓不两立，就伸拳踢腿开始对爸一伙动手动脚。
　　 “要文斗不要武斗！”台下一声怒吼响似炸雷。台上正欲打人的那几个人愣了一下，都瞪大小粪猪眼往台下瞅，想找出这挡横的一同揪将上台批斗一番。妈的，不看这是什么时候，胆敢护着走资派。
　　 这时，张叔就跨前一步，高高地举起了他赤裸的右臂，高声喊道：“要文斗啊！”社员们都将铁锨锄把往地上齐齐地用劲一戳，齐声应和：“嗨！”“不要武斗啊！”张叔又喊。“嗨！”众人又和。“搞武斗者！”“嗨！”“是假革命呀！”“嗨！”“革命群众！”“嗨！”“眼擦亮呀！”“嗨！”“揪出坏分子！”“嗨！”“才能干革命呀！”“嗨！”“严惩打人凶手！”“嗨！”“纯洁革命队伍呀！”“嗨！”那呼喊一声声如雷鸣似海啸，感染了所有与会者，后来几乎全场人都跟着齐声应和。看热闹的孩子们更是应和得起劲，并且开始往柳条帽群里扔砖头。铁锨锄头在阳光下闪光耀眼，无数木把捣地的震响和着那低沉粗壮的“嗨！”声震天动地。而且人们在张叔的带领下一步步开始往台前涌动。
　　 柳条帽们肯定没见过这阵式，一边用吓得叉了气的嗓音呼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挥舞着小红书纷纷后退。
　　 最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会不得不草草收场，柳条帽们一个个黑脸吓成白脸，慌慌张张，把带来批斗的人都扔下没顾，灰头土脸地上车逃了。
　　 没人问管了的走资派们在台上向张叔他们齐齐地鞠躬致谢，一而再，再而三，大家都没说任何话。台下不知谁带头喊了声：“欢迎革命干部回到贫下中农中间！”人们都跟着喊,边喊边热烈地鼓起掌来。“走资派”们潸然泪下，有的就捂住脸哽咽难言。这么久了，没人再拿他们当革命干部了，甚至连人都算不上了，就这一声，他们感到自己罪没白受，老百姓还是相信自己的，为这份真情，泪怎能不流？又怎会不流？人们热情地涌上台去，摘下他们的高帽子，摔碎他们的大牌子，前呼后拥把他们送到张叔家中。
　　 张婶前颠后跑张罗饭菜，张叔拿出自己珍藏的两瓶“景芝白干”。在当时那可是鲁西一带的名酒哦。大家都很感慨，对张叔一谢再谢，好几个叔叔伯伯喝下一杯酒，不由的老泪纵横。这几年，他们受尽委屈，有谁敢出面为他们伸张正义啊？而今人家不仅把自己从造反派的拳打脚踢下解救出来，还冒险领回家里好酒好菜的款待，这天底下还是大有好人的。
　　 那些人我大多认识，过去他们没事常聚在我家和爸一起喝酒的。他们都和爸一样，是十几岁参加八路，跟日本鬼子拼过剌刀的人呀。而今，从他们脸上已看不到昔日的英武，一个个可怜兮兮，好像都老了许多。张叔说：“大道理俺不懂，江山是你们这些人跟毛主席打下来的，如今这么作践你们，就是卸磨杀驴，俺们不明白这是为啥，就是觉着不合情理。”大家都为他担心，怕他遭柳条帽们报复。张叔喝口酒，满不在乎地笑笑：“他们能咋着我？我是个庄稼人，是个雇农，是个社员，再孙能孙到哪儿？他们总没权开除我的球籍吧？”他两眼眯缝着，嘴抿着，三条弧线使那张黑黑的瘦脸变的生动而又感人。
　　 在那儿的两年多里，我曾有幸多次看过张叔为人家出殡喊号。在那个非常时期，号子也都重新改得革命化了。上级指示，出殡发葬也是一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不能丢掉，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以前那些皆是封资修的糟粕，必须彻底根除。改后的号子只保留了最初一句：“起棺啦呀——！”据说这一句最初被改成“踏征程啦呀！”是张叔据理力争，说那样会让人误解成一踏革命征程就得进坟墓。上面那人傲气顿失，吓得颜色更变，点头哈腰同意保留第一句：“起棺啦呀——！”之后就是：“你们要下定决心了呀！”“不怕那牺牲呀！”“排除万难的呀！”“争取胜利的呀！”“那大海航行啦嘛！”“靠舵手的呀！”“那万物生长啦嘛！”“靠太阳啦呀！”众人的应和之声却是依旧，“嗨！嗨！”。
　　 张叔站立在高处，胸脯高挺，神情庄严，左手卡腰，右手威风凛凛地高扬着，喊得抑扬顿挫，节奏分明。那一声声呐喊，像发自大地之腹，是天与地的和声，是野草和丛林的共鸣，是群山和江河的回应，能震憾你的心，激动你的情。他居高临下，神气十足，像极了革命样板戏里大义凛然的英雄。
　　 那时，我一直都满怀敬慕仰视着他，渴望长大像他一样，挺立高坡之上，振臂一呼，万众齐应，震得天摇地动。在我那少年幼稚的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那黑黑瘦瘦的样子，钢打铁铸般立在我的心里，比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来的更具体，也更实在。
　　 20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