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爷爷去世那年，我不到八岁。当时，我母亲哭得很伤心，想着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亲爷爷了，我干嚎了半天，才掉下几点儿泪水来。
　　 爷爷离世的前一个月，一大清早，早读课开始半天了，我的同桌才来，她又睡过头啦！瞧她的眼屎还挂在眼角，辫子乱乱的。屁股刚坐到板凳上，她就对我说：“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爷爷死了！你穿了一身白白的孝衣。”
　　 大早上就说不吉利的话，这在农村连小孩子都忌讳的。我一下子不高兴了，抢白她：“你奶奶才死了呢！”
　　 她说：“真的啊！”我用胳膊撞她一下，让她快闭嘴！继续读课文，不再搭理她。这时候，只见她长得矮瘦的妈妈在教室门口大声喊：“仙儿！”
　　 她急匆匆地朝着妈妈跑去，在读书声里，我听不见她们母女在说什么。一会儿，她慌慌张张来到座位上收拾刚才拿出的课本，我问她：“要干吗去？”她要哭的样子，告诉我：“要去老师那里请假，我奶奶死了！奶奶早上去村外放羊跌倒了，人们把奶奶弄回家就已经断气了。”我听了，心里猛地一跳，对她说：“那你赶快回去吧！老师来了，我给你请假。”那时，我是班长。
　　 仙儿还没有走出教室就已经大声哭起来，她这一走，我再也读不下去课本上一个字了，老是觉得这事情来得阴森森的，眼前不断出现她奶奶和善的音容笑貌。
　　 仙儿的奶奶下葬那天，我随着人群看热闹，我看见仙儿和哥哥姐姐弟弟，还有她的父母，都跪在地上大声嚎啕，都穿着白呼呼的孝衣，围着庄稼地里一个新的土坟。穿着孝衣的仙儿快让我认不出她了。在学校，她平时会为一件小事就张着大嘴哭，她的哭声我是最熟悉不过了，循着哭声我看到了她。我的心被仙儿的哭声引得酸酸的，想要碎了似的。葬了她的奶奶，仙儿上学来了。她脱了孝衣还穿着平时的衣服，但是，我看见她的红条绒鞋面上裱着一片白孝布。
　　 仙儿的红布鞋上的白孝布脏得辨不出颜色的时候，我的爷爷死了，死的时候，他七十四岁。
　　 七十岁时，爷爷病了一场，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奶奶本来就不耐烦侍奉他，下地干活就把爷爷一个人丢在家的床上不管。我父亲与我的母亲早上把爷爷背到我家里，晚上再背去送给奶奶。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她的事情留着以后再讲吧！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奶奶！为什么呢？因为她不喜欢我，我当然也不喜欢她啦！
　　 爷爷生前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坐在我家院里的竹椅子上晒太阳。他的头发稀疏得只剩下耳朵上的几根白发了，头顶光光的；那两道扫帚眉毛白白的又长长的，长得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那似睡似醒的眼睛下挂着鼓囊囊的眼袋，还留着一撮山羊胡子。有一次，爷爷吃完饭，我看见他的山羊胡子上沾了一颗小米粒。我本来已经背着书包走到大门口了，想着那饭粒心里怎么也别扭。于是，又转身进屋拿出湿毛巾来到爷爷面前，用指头捏掉饭粒，用毛巾轻轻地把他雪白的胡子擦了一遍。爷爷这时候就像个非常听话的小孩子，还张着嘴对我笑，我看见爷爷的笑容很吃力的样子，他还伸出手让我给他擦手。爷爷的手指瘦长，软软地热乎乎地。听我父亲说，爷爷过后一个劲地夸我呢。
　　 爷爷在我父母的精心照料下，慢慢地会拄着拐棍自己来我家了。我趴在院子影壁旁的石桌上写家庭作业，他就拉把椅子坐在我身边看我写字，还拿起我的教科书翻看。再后来，他又继续去给生产队里种菜，每天天黑才拄着拐杖回来，从我的家门口路过，有时趁人不注意，给我偷偷带回一个西红柿或者是一个黄瓜，悄悄地交给坐在门口抽烟的我的父亲手里，就匆匆走了。爷爷不是怕别人看见，他是怕我的奶奶看见回去闹腾。长这么大了，我就得到爷爷这么一点点的爱！他去世这一年，是一九七七年。这一年，我二十岁的二哥为了爷爷平反的事情去了北京，然后到上海，三下南京，又到安徽合肥，为爷爷平反需要爷爷的老领导、老部下为他出来证明。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二哥回来了，回来就和父亲还有爷爷彻夜说话。二哥沮丧地告诉爷爷，这么远的路程，他只见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如今刚从牛棚里出来，身体还不好，还好，这两个人都为爷爷出了书面证明，而中央的那个（也就是爷爷过去的老上级）站岗的根本就不让见。爷爷一直在听我二哥说话，偶尔说一些他过去打仗的事情。爷爷说话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浑浊不太清晰，二哥说自己在上海找到了小李子。说起小李子，爷爷还掉泪了。原来，小李子是爷爷打仗时收养的孤儿。爷爷这样说：“别费劲啦！这么多年……过去了，再重提……旧事……没有多大意思。再说我现在这样还……能……给公家干个啥？”
　　 二哥说，最起码下一代人能够扬眉吐气做人，敢抬头说话！
　　 “现在日子好得多……啦，没有兵荒马乱……不用背井离乡……不用杀人……”爷爷嘟嘟囔囔对我的二哥说。再下来爷爷就不说话，好像睡着了。父亲说：“他想跑就让他跑去，跑得好，把他一个人安置了也行！省得他魂不守舍到处浪荡。”
　　 我在里间的床上躺着，想再仔细听爷爷说他自己过去的事情。可是，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二）
　　 第二天，二哥就走了。
　　 我只好缠着父亲问他夜里谈话的内容，父亲小声告诉我说：“你的二哥要去北京为爷爷翻案。”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去北京呢？”父亲说是爷爷过去的领导在北京当大官。父亲特别嘱咐我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说自己不会乱说的。
　　 父亲抽着旱烟，给我讲起爷爷过去的事情。
　　 原来，我的爷爷曾经是新四军。
　　 爷爷二十多年的革命历程的起因，是从我已故多年的亲奶奶开始，而引导他参加革命的人竟然是我同桌的爷爷！父亲说我的亲奶奶长得矮矮的黑瘦的。意思就是我亲奶奶长得特别不好看，脾气还不好。父亲说，我大姑长得就特别像我亲奶奶。
　　 我听着有些惊讶：“我大姑并不难看啊！就说我奶奶长得丑，那大眼袋长着山羊胡子的爷爷，他年轻时候又能好看到哪里去？”
　　 父亲说：“你爷爷年轻时候确实长得一表人才，而且识文断字、心性聪慧。”这个时候，我父亲开始说得远了，一下扯到我的先人，我的先人是与满族有着很大关系的人，改朝换代就跟着败落了，人丁更是单薄，我曾祖母也是满族破落户的闺秀，就因为家境没落，又流落在中原，一个大家闺秀竟嫁给了家里的长工！我曾祖父是个老实忠厚的庄稼汉，家中一切事情都是曾祖母做主。爷爷虽然对自己从小就定下的婚姻有一肚子的不满，但他是个孝子，不忍心让含辛茹苦的母亲生气，勉强成了亲。到我父亲五岁那年，我大姑那时才只有几个月大，爷爷说是要出外谋生，和同村意气相投的好朋友远走他乡了。开始，还有音信回来，渐渐地就断了消息。
　　 爷爷的好友听说这个人厉害哩，在外做杀人勾当。他在村里只有我爷爷一个朋友。他的家是个深宅大院，光绪三年，大院里几十口人半年就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孩，曾祖母去找这个人打听我爷爷的事情。这个人说，刚出去是在一起，我爷爷与人合伙做枪支生意。有一天不知为何，日本人突然把我爷爷和另外十几个人全抓走了。他也正在打听我爷爷的消息，曾祖母没有听完就大哭起来。落在日本人手里能有好结果？她拉着那个人的袖子哀求：“北方，你把他领出去，咋就带他到有日本人的地方？你把我的儿子找回来，我生要见人死要见他的尸体……”曾祖母绝望地哭起来。那个人跪在我曾祖母面前发誓说：“婶子！你放心！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兄弟找回来交给你！你别难过，你别难过！”
　　 曾祖母开始天天盼着儿子的消息。十几年过去了，日本人到了中原洛阳了，我的爷爷还是没有音信。这个时候，有人把我爷爷的朋友，就是那个叫做北方的人运回了村子，他的头没有了，听人说，他的头被挂在一个什么地方示众。他的细皮嫩肉的媳妇抱着儿子，一路上哭哭啼啼跟着回来了，埋葬了丈夫就留下来没有走，住在那个空空的大宅院里领着儿子过活。岁月就这么艰难的，又是匆匆地过去。我的父亲在曾祖母和我奶奶的跟前长大，娶了媳妇成了家。我父亲也爱枪，在那个乱世里，男人爱枪是很正常的事，大概就像现在的男人们爱钱、爱权势、爱车一样吧？
　　 我母亲新婚第一天早上起床叠被子，看见我父亲枕头底下放着一把盒子枪。那阵子，我父亲和伏牛山游击队的表哥来往密切。
　　 说到这里我父亲笑起来，描述我母亲当时吓得浑身打颤，跑出去找我曾祖母告状。成家了，我父亲像所有成家的男人一样，要挑起家庭的重担。但是，父亲是被祖父祖母宠大的人，我行我素，特不喜欢做庄稼地里的活儿，他说自己要去找自己的父亲去。我父亲也要出门去闯荡，曾祖母和我的奶奶哭着，送了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咛他：“挣不下钱也回来！不要学你那个没良心的爹……再苦再难，咱一家人死也死在一块！”我老祖父却大着嗓门说：“去吧去吧，找你爹去吧！男子汉就要出去闯一闯！”老祖母擦一把眼泪，气狠狠地瞪了我老祖父两眼，若不是儿媳在身边，恐怕她就要张嘴教训他了。
　　
　　 （三）
　　 我父亲说，他说是去学做生意，其实是出外给伏牛山游击队办事。一出门就碰上了阴雨天，那雨不紧不慢，下一阵停一阵。雨一停，太阳就出来，出了太阳，大地就热气蒸腾，又热又闷。父亲所在的是山西省太原附近的一个小镇，小镇上住着一队日本兵。有三个日本兵大天白日脱了衣服跳进河里洗澡，只吓得河边上洗衣服的女人们四处躲避。这时候，我父亲与伙伴走在桥上，见此情景，就打算瞅准时机收拾那三个日本兵。因为，河沿上还有汉奸在看守衣服，又因为这里距鬼子的炮楼也特别近。我父亲他们还没有想出办法，只听见炮楼上响起日本兵的枪声，还有急促的哨子声。桥上、大街上的行人顿时乱跑起来。紧接着，他们看见一队骑兵向河边冲过来。原来，那三个洗澡的鬼子眨眼间就死在河水里。不知是谁，神不知鬼不觉，行动干净利索。等尸体顺水漂流时，那河沿上的汉奸才发现不对劲，他们随着混乱的人群跑回到自己租住的地方。屋子里有一个人在等着他们回来，这个人便是同村，论辈分我父亲要称呼五哥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不等我父亲歇口气，他张嘴就说：“和弟！我见到你爹啦！他还活着！他还做了大官啦！”我父亲以为五哥在开玩笑。五哥本来就喜欢开玩笑的，五哥见我的父亲不相信，就从怀里掏出一封信给我父亲。看完信的内容，我的父亲，这个七八尺高的小伙子像小孩子一样哭了。他已经记不清我的爷爷长得什么样子。爷爷信上说知道十八年没有回去的家竟然安好，他高兴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希望我的父亲见信速来，到某个地方找一个怎样一个人，这个人会带他来找我的爷爷。
　　 我父亲独自日夜兼程，绕开封锁区，走了半个月，终于到达信上说的地方。这地方是个解放区，很容易就找到那个要找的人，那人是个区长，区长热情地招待了我的父亲，立刻派人送信给陈主任（我爷爷）。但是，这一次我父亲没有见到我的爷爷，爷爷随队伍执行任务去了。没有见到亲人也不要紧，总算知道我爷爷他活着。我的父亲又马不停蹄地回家，把这个喜讯告诉给我曾祖母还有我的奶奶。全家人说不尽的欢喜，开始盼着有一天我的爷爷衣锦还乡。
　　 全家就这么翘首等待着。
　　 日本鬼子投降了。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爷爷所在部队的行军路线正好离我的家乡不远，我爷爷打算把将要生产的娇妻（也就是我现在的奶奶）安排个地方生小孩。女人生小孩跟着部队肯定不方便，部队领导批准他三天假期，要他速去速回，并派两个警卫员护送。师长亲自送我的爷爷到黄河边，目送他们坐上船。我爷爷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这个时候，我的家乡已经解放，正在搞土地改革。
　　 就这样，我爷爷永远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战斗的胜负是要争分夺秒的，行动贵在神速。部队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结束原地待命火速前进！
　　 后来，爷爷他千难万险找过自己的队伍。再后来，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家乡，地方上的领导认为爷爷是革命者，想让他参加地方工作。他心里还搁不下寻找部队的念头，一口回绝了。地方领导见我的爷爷执意不干，也就不好勉强他。不料，乡农会主席是我爷爷的一个远房侄子，事情就坏在他的身上。爷爷回到家乡，带着年轻貌美的女人，还有警卫员护送。这个农会主席认为，我的爷爷一定很有钱！于是，他要我的爷爷借钱给他。给共产党闹革命的人，就像方志敏烈士说的那样，一个个都是清贫朴素的。不过，爷爷回来的确带着一笔钱，钱就放在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箱子里有一些公款和账本，那是纵队兵工厂的家当，就是把自己的命丢了也不能把它丢掉。爷爷没有钱借给那个人，那个人因此怀恨在心，他以权谋私决定强行索要那个皮箱。我爷爷当时十分理智，亲自提着皮箱跟着农会主席到了区上。新任区长看了我爷爷的所有证件和气地说：“这样吧，这些东西既然是公物，最好暂时存放在区里比较保险，等你找到部队再拿走。我可以给你打个收条，你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