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过后，花草蜷缩着身体，在晚秋的风里瑟瑟。杨柳依依，却挽留不住岁月的脚步，它在季节的身前悠悠转身，将满怀清愁丝丝缕缕地褪下，凄舞。“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窗外，到处是疏离的枝桠，冷风穿梭，拂过秋水，拂过枫红，撩拔着别样的薄凉。单薄的衣衫，已挡不住袭上身的寒意。
　　 连着几夜守在医院，我的心似乎已穿越了千年。今早，兄弟说什么也要替我，让我回家休息。
　　 我紧握着一盏茶，疲惫地窝在沙发里，望着妻正给丫头梳辫子。丫头那垂及于腰的乌发，在妻的手里来来回回地起伏。丫头一直想编个清新淡雅的鱼骨辫，难得妻今日得闲。妻子手巧，不用去理发店，便可以给丫头整个时尚的发型。妻撩起小指将一绺细细的发丝勾起，顺着妻子的手翻转，那边，另一只手已麻利地勾起另一绺。青丝在她的手里流动，在丫头头顶掺进了空气的质感。妻子换手的当儿，丫头回过头，给我漾了一个笑。妻轻声说了声：“别乱动！”一缕柔情，在妻的唇齿间流转。白瓷茶杯里，一片片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翩跹起舞，如同一个个灵魂在水中游走。杯子上方，茶的香气氤氲，穿过鼻腔，沁入了我的心肺之间。
　　 欣赏着茶的舞姿，一曲《禅悟》在耳边悠悠响起，想到还在病床上的母亲，我的眼眶湿润了。安然的秋色里，我轻叩一腔心事，这一条心路，我走了多远？屋外细雨敲窗，我迷离的目光里，母亲曾经的印象便款款而来，驻留在我的文字深处，让我在这个晚秋的时节独念……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常常会看见母亲身上的淤青，还有她抱着我和姐姐哭的样子。母亲哭红的眼睛肿得像隔壁王德富家的秋风桃，眼球上还会有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她只是抱着我和姐姐无声地流泪，并不会嚎啕大哭。
　　 小的时候，最常见的情形是母亲的臂弯里抱着两个孩子，左边是我，右边是大我两岁的姐姐。她常常把我俩带到田里，把我和姐姐放在田边，然后蹲在谷地里间苗，往前间上有十来步远的样子，再把我和姐姐挪到前面，接着继续蹲下来干活，如此循环。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清楚，并不懂的为什么和我同龄的孩子都已经站起来走路了，而我和姐姐还站不起来，即便站起也是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的，像个醉汉一样东倒西歪。到了我的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母亲便会把我和姐姐又挟在臂弯里带回家。
　　 回到家的时候，父亲躺在炕上并未动。我们先前睡过的被子还摊在炕上，炉子也奄奄一息了，饭，自然是没有的。母亲不吭气还好，若她唠叨上几句，父亲便会从炕上跳将起来，一把将母亲扯了去，劈头盖脸一顿暴打。嘴里嚷嚷着：“老子头痛得要死，你个丧门星，进门来还要絮叨？”
　　 我和姐姐只能“嗷嗷”地哭，极力想阻止父亲的行为，等到我俩连爬带滚地挪到父亲脚边，他轻轻一抬脚，就会把我们踢到一边，并恐吓我俩不许靠近。母亲便不再言语，哄一哄我和姐姐，然后一声不吭地生火做饭。
　　 后来，母亲又生了个妹妹，由于我和姐姐还不能稳稳地走路，或者更多的缘由是家里太穷，妹妹生下来就送了。听别人说，我家还送走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妹妹，不过，这件事，我没有任何记忆，也只是听说而已。这次送走的妹妹，也不过在我家呆了三天，我基本上没什么印象。
　　 我五岁的时候，终于可以稳稳当当地走路了。姐姐七岁，也可以站起来走路，虽然她走得并不熟练，走起来会左右摇晃，籍以此保持身体的平衡。看着姐弟俩蹒跚的姿势，我想，母亲是笑过的。有什么能比两孩子终于不用满地爬更幸福的事儿呢？平常小打小闹的时候，母亲只是流泪，从未不管我和姐姐。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是无法说得清道得明的。母亲就像中了魔咒，丝丝缕缕的幸福终随时光隐去了痕迹。
　　 在我七岁的那年，母亲卖了一头半大的猪，花了八块钱买了一块漂亮的床单。浅粉色的底，四角的图案都一样：一朵红色的花，一朵深粉色的花朵，两朵花都向着床单中央团抱着，还有褐色的枝蔓，枝蔓顶端是粉嘟嘟的花骨朵。床单的最中央是大红的“囍”字，“囍”字的周围围着一圈紫红色碎花，在缠绕的黄褐色枝蔓上一上一下地分布着。姐姐看着崭新的床单，欢喜得不得了，一直用手摩挲着。其实这种国民床单别的人家早有了，甚至于别人家还不止一块，有一块换洗的。母亲原本也是铺一下就准备叠好攒起，等到过年的时候再铺。看见姐姐爱不释手的样子，就答应她等吃过午饭后再收起来。
　　 母亲在灶台烧着饼子的时候，父亲从外面回来了。他在院子里的石墩子上磕打了磕打鞋子里的土，趿拉着鞋子便进了屋。
　　 “又烧玉米面饼子？”他朝做饭的母亲问了句，语气里夹杂着不耐烦。
　　 “昂，还熬下稀饭了，发面饼子里我还放了些糖精。咱家也就玉米面多点，换不出多少花样的。”母亲边麻利地干着活便回了句。
　　 父亲没有言语，扭身进了里屋。一看见崭新的床单，他不知哪里来的火气，一把将姐姐扒拉开，掀起床单，团作一团扔在炕头上。姐姐吓傻了，站在一边大气也不敢出，更别说哭了。我的心猛然一阵不安，哆嗦得厉害，小便失禁了，冲出来那么一点点，裤裆里一团温热。我赶紧弯腰抵住腰，捂住小腹，两腿死命地并住，头低了下去，浑身肌肉痉挛，还好尿液憋回去了。我和姐姐就站在地下，一动没敢动。
　　 “面妮，你个败家娘们！”父亲冲了出去，一把扯住了母亲。母亲的一只胳膊被父亲扯在手里，另一只正准备翻饼子的手只好离开鏊子。她涨红着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端端的，你这是怎么了？”母亲想挣开父亲的手，用手撕扯着父亲拽住她的手，“鏊子里还烧着饼子，你放开我，要不就糊了。”
　　 “你还怕饼子糊了？你妈个X的，谁允许你败家的？”父亲气鼓鼓地说着，并顺手甩了母亲一个耳光。
　　 “我怎么败家了？买了块床单也没花你一毛钱，猪娃子不是我喂大的？别人家过年过节，都收拾得齐齐楚楚的。就咱家，你自己看看，家不成家舍不成舍的，谁家是这倒霉摊子？”母亲今天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竟然敢和父亲理论？
　　 “反了天了你！还敢犟嘴？让你去买！让你去买！我他娘的打折你腿，看你再往外蹿。”父亲说话的空当，顺手拿起立在灶台角落里的火柱（方言，捅火专用的工具），使劲捅了母亲一火柱。
　　 “啊……噢……”母亲痛地嚎叫了起来。
　　 父亲举起火柱想抡开胳膊揍母亲，屋子太窄，却施展不开。他一只手拖起母亲，一只手拿着火柱，准备把母亲拖到院子。母亲死命扳着门框不肯出去，她知道，若到了院子，准没好果子吃。
　　 望着凶神恶煞的父亲，看着惊恐的母亲，我突然来了股勇气，想上前把父亲手里的火柱拿走。我刚伸出手攥住火柱一头，父亲抬起脚，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院子里。我刚刚憋回去的尿，终是不听话，哗啦啦地顺着裤腿一泻而下。我灰头土脸地躺在院子里，“嗷嗷”地哭着，母亲疯了一样扑了出来，抱起了我。父亲并未住手，他追了出来，抡起火柱狠命揍起了这个敢和他犟嘴的女人。
　　 等到邻居闻声而来，我们娘仨早已哭成了一团。父亲打累了，坐在院子里的石墩子上抽起了烟，丝毫没理会这倒卧在院子里的三人。
　　 邻居铁梅婶搀扶起瘸得厉害的母亲，扶着她往回走。我与姐姐抹着眼泪跟在后面也回了屋。铁梅婶把母亲扶上炕，披头散发的母亲没理会哭哭啼啼的两个孩子。她顾自擦了擦眼泪，幽幽地告诉铁梅婶：“铁梅，你回去吧，没事儿了。”然后再不说一句话。
　　 “没事吧你，面妮？看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别多想。他就那人，可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铁梅婶劝慰着母亲，不无担忧的样子。她似乎看到母亲眼里有一种绝望与冰冷。
　　 院子外一群人说着父亲，这个一句，那个一语的。不耐烦的父亲站起身，骂骂咧咧地把他们统统都赶了出去。众人讨了个没趣，也顾自散去了。
　　 那天中午直至第二天早上，母亲没吃饭，也没管我和姐姐，一言不发地躺在炕上，却没有哭。到中午的时候，她爬起来，给我和姐姐都洗了脸，还给姐姐扎了个红头绳。她抱着我和姐姐说；“你俩要好好的，一定好好的，他不会给我的，不会给。”话一出口，便失声痛哭。我和姐姐也跟着哭，两个毛头小孩，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哭作一团。母亲这一举动吓了我一跳，我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下，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我此刻濒临溺水，嗓子眼憋得难受。我仅仅是心疼母亲吗？还是预感到了什么？
　　 母亲放开了我和姐姐，扭头向门外走去。我和姐姐同时扑上去去拉母亲的手，哭喊着说：“妈妈，别走，我们害怕。”母亲不理会我和姐姐的哭闹，她把我和姐姐拉回去，锁在了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那一天起，我和姐姐“失去”了母亲，她再也没有回过这个院子。父亲还是那样，没了母亲的唠叨，他比以前更爱发脾气了。只要他不高兴或者不舒服了，就会揍我们，或轻，或重，根本用不着什么理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期盼着，突然某一天，母亲听说了我和姐姐的遭遇，会回来，哪怕只是看看我们。
　　 母亲走了，我的心空了。我的胸腔里，装了一颗无比脆弱的心，像一块透明的玻璃，似乎轻轻一敲，就会四分五裂。在这水深火热之中待久时，幼小的我便承受不起艰苦生活所带来的恐惧。我开始恨，恨那个给了我生命的女人。那个字典里的“母亲”，成为了梦幻泡影，就如一朵彼岸的花，遥不可及。不养我，何苦要生了我？如果在我落地的那一刻，把我头朝下，摁在便盆里，我是否又是一个人生？
　　 恨意泛滥的夜里，因为思念久无果，我知道了泪水是咸的；因为父亲的暴戾，我知道我的命运只能如此，或许这就是命吧！
　　 星星满天的夜，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场院边那个高高的树墩子上，望着深邃的夜空，任思绪漫天。我不知道十五岁的母亲当年是如何嫁给三十四岁的父亲的，偏偏十六岁便生了姐姐，接下来一股脑儿生了我和妹妹。九年的时间，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后，终是逃离了。没有人告诉我是谁撮合了他们的婚姻，或者他们在极力隐瞒着什么。我恨着母亲的同时，又平添了一个我想象里的人，连他一并痛恨着……
　　 很多年，我只要瞅见别的母亲牵着孩子的情景，总会躲了开去。我不敢串门，除非有事才会上别人家去，怕的就是看见那些母慈子乖的温馨画面。当我看着九岁的姐姐站在凳子上，照看着灶台上的大铁锅时；当我看着九岁的姐姐站在灶台上，从暖意融融的火圈上费力地挪那个偌大的铁茶壶时，心底的恨意陡增，我们这是怎么样一个人家啊？我们姐弟俩，常常是破衫褴褛的。姐姐头上的虱子爬来爬去，没有人给她打理。无奈，姐姐找隔壁铁梅婶子给她剃了光头。看着姐姐光秃秃的脑袋，我气得把院墙外的金针叶撕扯了一地。我想：假如母亲在，姐姐头上的虱子应该不会泛滥吧？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似乎不是很恨母亲。她会穿上母亲托人捎了来的新衣服，站在镜子前独自端详自己好久。她偶尔也会偷偷掉泪，掉过身来的时候，睫毛是湿湿的。
　　 好多年了，我模糊了母亲的样子。那双哀怨的眼睛却侵入了我的骨髓，常常会在我恨意升腾的时候闪现出来，搅得我不得安宁。
　　 我居住的地方是一个闭塞的小山村。四面环山，只有一条沟渠通向外面的村子。北面的山上，遍布松树，一个人抱不住的松树多的是。树底下，嵩草密布，少有人去，是那些兔子、獾子、野猪的安乐窝。这里只有四五户人家，没有电，我们用的是最原始的煤油灯，到后来用到蜡烛，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从十四岁辍学回家，我开始了最简单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窘迫的家境，并未阻挡我对食物的需求。就是最次的玉米面饼子，一顿我也得吃上三四个，直到胃里撑得打嗝，然后身体迅速地蹿高、长胖。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长到了一米七，能和大人一样，扛起一口袋谷子，背起一麻袋玉米。
　　 渐渐长大的日子里，我学会把秘密和想说的话藏在心底，守住自己的心事，不说与人听。就像一头动物，把一堆有用的没用的东西衔回洞穴里藏起来，然后在洞穴外守着，不让任何人接近。除了吃饭睡觉，我不和人多说话，狠命地干活，我期待能走出这片大山，到外面的村里修一所房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历经数不清的汗水流过我的脸，流过我的胸，流过我的背之后，我攒了九千块钱。我用这九千块钱，又加上更多的汗水，终于在山外的村子里修了一处院子。五孔砖混的窑洞，木栅栏围成的院墙。
　　 二十一岁的这年，我搬离了那个让我常常升腾恨意又无比怀念的地方。到了这个村子，耕地骤然减少，无奈我下了煤窑。两年后，有人给我介绍了对象。好在那个女孩不嫌我穷，我用手里的微薄积蓄添置了些必备品，迎娶了我的新娘。
　　 结婚前，母亲托人送来两床被褥和一千块钱。我不想用她送来的东西，可我却扑在被褥上痛哭流涕。如果母亲在，许多事情是不是不用逼得我一筹莫展？婚礼上，母亲并未来。她自从离去，就再没踏入我们父子所在的屋，包括老屋还有现在的新屋。当姐姐冻得手上化脓的时候，母亲也并未回去看过一眼，只是捎来了好几副棉手套和治冻疮的药膏。许是因为姐姐也是女的？她经历的痛苦并不比我少，对母亲却不恨，早已在她出嫁后和母亲有了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