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东渡扶桑，在日本千叶县一所工业大学，有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留学的经历。
　　 那年，我已经二十四“公岁”，比刘皇叔渡江去东吴招亲，续弦大龄剩女孙尚香，略小两岁；虽然年近半百，但是，我自豪地说，如果不查我的户籍和身份证，谁也不会相信，我有那么大的年龄。我本人也往往忘记自己的真实年龄，经常混迹青年留学生之中，很不自觉地干一些我那个年龄的人，本该回避的事情，比如，夜登富士山，冬渡东京湾。
　　 我留学那个城市叫船桥，人口只有三十万，里东京约五十华里，是个风景优美、环境清新的滨海小城，曾是东京都达官贵人们消暑度假的夏宫。
　　 据说，当年郭沫若先生曾在这里邂逅一个卖香烟的姑娘，那个漂亮的小女孩儿，立即吸引住风流倜傥的郭先生，使他经常光顾烟摊，以致使她成为郭先生混血儿子的亲妈。
　　 我在日留学期间，住在日本友好人士赤松先生提供的集体宿舍。那是坐落在台地上的白色四层小楼，那个台地叫下见台，那个集体宿舍也因而得名，叫做下见“寮”。在日语中，“寮”就是集体宿舍的意思。
　　 寮里住着四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一律男性，不收女眷，不仅不许女性入住，就是女客来访，也严加看管，只许女客进入门口传达室对面会客厅。
　　 传达室窗口端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老女人，是个既和蔼可亲、又庄重严厉的老太太。她对留学生一向严加管教，决不允许他们放浪形骸走下道，留学生对她既崇敬又惧怕，暗地里称她“我们的可怕老妈”。
　　 一旦有女客来访，这位可怕的老妈就如临大敌，端坐在收发室窗口，目不转睛地注视对面客厅，透过客厅的透明度极好的大扇玻璃窗，监视主宾的一举一动。
　　 客厅里放一张长条桌，桌两侧各放一个座椅，这座椅排放的位置，以及主宾的席位，也是别费心机的。主人背对着收发室，坐在临窗的席位；而客人则在面对收发室的席位，虽然与主人对坐，却不是直线相对，而是错开一段距离，以免访主人的背影，挡住来自收发室窗口的视线，影响可怕老妈重点观察来访女客的面部表情。一旦发现对面主人谈话嬉笑，客人表情淫邪，或者，交谈时间过长，便立即叫停。
　　 寮里最高长官是寮长，这是留学生民主推举产生的。当选的条件是，在日留学时间长，日语说得溜，交接圈子广，人脉关系好，此外，一般是有一定阅历的年长者。
　　 那年，当任的寮长是董春，吉林大学物理系老五届毕业生，是我的校友。我比他长两岁，加以我又有高级职称，他对我很尊敬，有什么好事都想到我。
　　 所谓“好事”，就是免费的社交活动。那时，每个长期远离故土和亲人的留学生，无论年龄大小和阅历深浅，心情都非常孤寂，为了弱化和消解思亲怀故情绪，都渴望与外界交往。
　　 我去日本留学期间，当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亲自访问日本，倡导中日青年友好代表团互访，开创了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日本的友好人士和社团，纷纷开展活动，如到小田原乡间旅游，组团攀登富士山，到公民馆参加恳亲活动，与朝日文化学院学生座谈，等等。
　　 一天，董春寮长对我说：“老兄，给你个差事儿，去附近公民馆，教一些日本老娘们中文，为期半年！”
　　 我暗自高兴，嘴上却说：“我初来乍到的，你看我行吗？”
　　 “行，绝对合适！”他迟疑了一下，说道“说实在的，我确实有点儿担心。那些日本女人，个个眼睛都很毒，中国男人啥样，她们一撘眼就看透。我担心的是，阁下会被日本娘们儿看上了！那可就麻烦啦！”
　　 “我说，放心吧，”我突然被自己下面想说的话，激动得呼吸急促、脸色胀红，我说：“从大方面说，咱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留日学者，可以说，咱们是不挂职的外交官，咱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张扬国家的形象；从小方面说，我是咱寮里的老大哥，我的一言一行，要给读学位的年轻人，做个榜样啊！”
　　 “老兄啊，你越这么说，我就越不放心！”老董莫名其妙的话，很久以后，我才领悟并非莫名其妙。他说：“我说，日本娘们儿眼毒，是说她们很有识人的眼力，像老兄这副斯文的仪表、儒雅的风度，休想逃过她们的法眼！我告诉你一个事儿，你一定感到惊讶，虽然日本女人对日共并没有好感，却很喜欢中共党员！不知她们从哪儿听说的，中共党员个个都是好样的，是中国各行各业中的优秀分子。当然，她们这种好感，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基于对人品的判断。你千万可别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切切！”
　　 日本的公民馆，相当于我国社区活动中心，里边设有剑道、茶道、花道、歌舞和外国语等活动室。其中，外国语只局限于中国语。日本的尊卑取向，是很矛盾也很滑稽的，从代观点出发，他们是尊崇西方的，鄙视中国的；从传统观点出发，他们是轻视欧美，热衷中国古典文化。结果是，中西参半，古今混杂，弄得不伦不类，就像当代日本女人服饰，一会儿西装革履，一会儿和服木屐。
　　 尽管日本瞧不起中国人，却很敬重汉唐以来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唐诗宋词和京剧，爱好者占总日本人口的比例，也许并不低于中国，他们踊跃地学中文，就是基于这种文化意识。
　　 且说我执教的中文班，有学员二十一名，其中，除三个日本老头外，余者全是家庭妇女。这三个日本老头，都年逾古稀，对我态度谦和，必恭必敬，是礼数周到的老学生；而我对他们的情感和态度，却十分复杂的：从年龄看，都应该参加过侵华战争，他们是否屠杀过中国人？对那场罪恶战争，他们现在有没有悔过的认识？所以，我对他们的态度，客气中带有隔膜和芥蒂。
　　 那十八名女学员，年龄差距极大，最大的78岁，最小的只有18岁，中间年龄的，都在40至50岁，在日本正是鲜花满开（盛开）的年龄段。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走进中国语课堂的景象。教室里没有课座和学生椅，只有四张矮腿长条案桌，分两排摆放在覆盖屋地的榻榻米（草垫子）上，学员们都采取日本人的坐姿，盘腿坐在长桌后边的榻榻米上。教室正前方有一块小黑板，黑板下边有一个矮腿课桌，那是教书先生的席位。
　　 当我走进教室时，全体学员“唰”地起立，用中国话齐声喊道：“老师，早晨好！”
　　 我用中国话回答：“同学们好！”接着，我用日语说：“minashangokaikeikudasai(诸位请坐！)（当我引用日语时，用汉语拼音字符，表示日语的发音，下同。）
　　 我以往在国内阶梯教室讲大课的教态，曾多年一贯制：时而俯视整个课堂，笑迎全体同学，时而目视远方，呈沉思默想状，但从不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学生，以免四目相对，双方都尴尬。
　　 可是公民馆中国语教室，又小又窄，再目视远方，陷于沉思默想，就会显得神经不太正常。我决定把在国内小教室教课的教态，引进中国语的课堂：我一会儿，微微低头，作沉迷于思考状；一会儿，微笑着，环顾学员，寻找应和我讲课思路的目光。
　　 这种教态，颇受日本学生欢迎，在座的女学员，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起码是日本短期女子大学毕业（这相当于中国的大专生），她们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受的都是刻板的、严格的教育。老师上课西服革履、道貌岸然，多数都凝立讲台不动，讲课时照本宣科，从未见过竟有这样和蔼可亲、师生互动的教师。
　　 当然，学生对任课教室是否认可，教态的确起作用，但不起主要作用，起主要作用的是教学内容。
　　 我事先得知，这个班的学员，至少都有二年以上学中文的经历，都有一定的中文基础，甚至还有在同一个教室，读同一本教材，连续读了八年的学员。
　　 他们学中国话的目的，与其说是增强中国语的能力，不如说是满足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这一点，随着教学的深入，我发现一些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话）的着迷程度，对惯于说中国话的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想象和理解的。
　　 有一次，我运用两国语言对比的方法，让学员列举表述同一个意思，中日两国话的所有方法。
　　 比如，表述“死亡”，日本话常用的只有”xinnteiximayimaxida”(死了)和“nakunalimaxida(没了)”两种方法，而中国话却有去世、过世、逝世、辞世，离世、谢世、不在了，故去了、去了、长眠、安息，遇难、捐躯，牺牲，光荣了，驾鹤仙去，归西，翘辫子，挂了，完蛋，死掉了…...等上百种表述法。
　　 再比如，表述“酒”，日本常用语只有“oshakei(酒)”一种表述法，而中国话却有十旬、三酉、五云浆、云液、火春、春、天禄、玉友、玉蚁、玉浆、玉露、王尊、欢伯、红友、狂水、仪狄、甘液、杜康、百药长、杯中物、扫愁帚、忘忧君、曲道人、抛青春等近一百五种表述法。
　　 在上述的“死”和“酒”的例子中，每当我多引用一个词时，素以安静沉稳著称的日本女人，竟然一反常态，惊讶狂叫：“sgoyi!(真厉害、不得了、了不起！)”
　　 在那天的课堂上，我还运用两国语义对比的方法，讲解中国的成语，当我讲到“无怨不夫妻”时，竟把课堂的情绪推到高峰。
　　 我问学员：“这句成语在日本是否适用？”一位女学员反问我：“先生，您说的‘怨’是什么意思？”当我告诉她，那个“怨”，就是发怨言，出怨气，就是夫妻拌嘴的意思。
　　 一位叫龟田哲也的日本老先生，接过话茬说：“这种拌嘴式的‘怨’在日本没有，日本夫妻总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吵架，有怨气都憋在心里。中国夫妻的‘怨’不是真‘怨”，有分歧讲在当面，有话就说，‘怨’也就消了！日本夫妻的‘怨’，那才是真‘怨’呢，不信，让在座的女同学说说，那个没有‘怨’？”
　　 龟田的看法很有见地，作为男人，他完全背叛了日本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义，令我产生几分敬意；但是，他的发言具有挑拨性，会勾引起日本女人对丈夫的大男子主义的怨气，进而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关系和我的课堂秩序。
　　 果不其言，他的话刚落音，课堂顿时炸锅了。女学员们纷纷抒发怨气，有的十分激动，那位七十八岁的女学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她家那个死鬼（她丈夫终于逝世了）不是个东西！她本是个喜爱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女人，可是大半生都被丈夫禁锢在二层小楼里，不许离家半步。丈夫死后，她才获得解放，成为中国语课堂年龄最大的学员。
　　 她的话起了催化作用，于是由“无怨不夫妻”一词的学术研讨会，转化为发泄怨气的控诉会，发言者争相吐苦水。
　　 有的说，丈夫为她制定了严格作息时间，什么时候去超市购物，什么时候到户外遛狗，都有明确的规定，除此以外的全部时间，都得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旦电话铃响，立即去接电话，耳边响起亲切而又客气的声音：“您在家好吗？”回答：“我很好，谢谢您的关心！”问话：“您做什么呢？”回答：“我扫除呢！”答谢语：“您辛苦啦，家里的事，就拜托啦！”
　　 电话“吧嗒”一声挂上了。话语温馨而又亲切，呆板而又熟悉，天天如此，岁岁如此，实际上是居心叵测的“火力侦察”。
　　 有的说，每次外出都得事先向丈夫请假，即使这样，男人仍不放心，下班回家后，男人第一件事，就是像警犬似的，悄悄地闻妻子的外套，发现味道异常，有烟草味儿，或者，更糟糕的是，有花草味儿，一场特高课似的家庭“刑讯”，也就不可避免了。
　　 有的说，物极必反，如今日本妇女，也不再那么老实了，各个团地（小区）纷纷行动起来，组成妇女维权团体，旨在提高妇女地位，抗拒大男子主义，甚至还出现类似于拉皮条团伙，专门为欲求不满的妇女，提供性服务和保安措施。她们说，这都是逼出来的！
　　 眼看着课堂要失控，我便急忙刹车，结束了关于“无怨不夫妻“的话题。
　　 这时，一位仪容俊雅的中年女学员，从一直俯首书写的书桌上抬起头来，一双泪光晶莹的眼睛，与我的视线相遇时，我的心不由得一颤。
　　 那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奇异目光，也是我时至今日，无法形容和定性的目光。说美丽、说动人、说柔情、说爱意，都未免流于庸俗；与男女间的情感之美，爱欲之欢等，也毫不沾边儿。
　　 那目光让你感到崇敬和亲切，能彻底消除两性间想入非非的邪念。
　　 说崇敬，是因为那目光，让你长了见识，甚至让你第一次意识到，人除了从服饰、化妆、语言和声音等方面来美化自己外，还可以从目光和眼神儿上来美化自己。她的目光，就把人性的真善美升华到极致，这种修养实在令人敬佩。
　　 这种目光与人进行情感交流时，其客观效果便是，把你拉回遥远的岁月，让你想起与亲人相处的故事中，最难忘的眼神儿，使你感到无比眷恋和亲切。
　　 首先，我想起的已经作古的小妹妹，小时候无意中打碎我的钢笔水瓶，提心吊胆地向我承认错误的眼神儿。
　　 那年她七岁，读小学一年级，我十四岁，读小学五年级。小时候家穷，钢笔和墨水都是自制的：把钢笔头插在书秸秆里，就做成钢笔；把墨水精片，融化在水里，装在空盘尼西林瓶里，就成为钢笔水。姐夫看我特寒酸，送给一只派克牌自来水钢笔和一瓶鸵鸟牌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