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岳阳楼，顺着洞庭湖的堤坝往北，走半个多小时的柏油路，是麻纺厂。厂门口右侧的立柱上，挂了一块“中共中央岳阳地区黄麻纺织厂革命委员会”的木牌牌。木牌上的字，一长串，读起来拗口，喊“麻纺厂”、“麻袋厂”简单，一字之别，意思差不多。
　　 鼎盛时期，厂里有职工两三千，女工占多半，加上家属、孩子，七八千人。那个时候，国家号召“人多力量大”，家家户户带把的不带把的，都得有三四个，两个的少。
　　 周边几个厂子中，属麻纺厂效益好。一般的职工月底都能开三十块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评上劳模、先进工作者，还有半级奖励工资——三块多。
　　 一、名噪一时的麻纺厂
　　 水塔脚下，厂里有一条铁路专线。十几节乌黑乌黑的车厢每天停靠在那，车厢下边，有一根手指粗的钢筋，往外拽，能“呼哧呼哧”冒白汽，小孩子喜欢玩。月台上干活的民工，腰里全都别了根一尺多长的铁钎，麻包上肩，铁钎反手插在右肩膀头上，“嘿哟嘿哟”能省不少的力，尽管跳板微微打颤，步子却又快又匀。常年卸货，肩膀头早起了老茧，他们多半都有一个粗布托肩，上面转圈缝了好多针，没活时，甩到脖子后面。扛一个麻包，管事的发一根“筹子”，“筹子”一手拃长，寸把子宽，一头涂红漆，有标记。十多根“筹子”平时系在腰里，走路时，“呱嗒、呱嗒”地响。下班凭筹记帐，月底领钱。扛完包，三五个席在在地上，玩扑克，输了的，随手将屁股底下的烟盒一条条撕了，啐上吐沫，往脸上沾。更狠的在耳朵上夹夹子，夹好了，一个耳朵上能夹好几个，再没地方，就起摞，像“七品芝麻官”头上的乌沙帽，直晃悠。
　　 厂子里堆满了原麻包，摞起来比山还高。麻包用整张的帆布遮起来，四周坠上好几块麻姑石头。宣传办的老胡头拎了根排笔刷，成天在厂子里转悠，何老四家的二小子扛了竹梯子，提半桶红油漆，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革命分工不同”，二子干的都是体力活。老胡头四十有二，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打了一辈子光棍，是“剩男”，因为偷看女澡堂，犯了作风问题，才下放到厂里来劳动改造。“禁止烟火”四个大字，老胡写得烂熟。平时老胡在家还预备了些“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宣传标语，临出门，老胡随手抓一沓，交给二子，俩人随走随贴，就连露天厕所的山墙上，也用浆糊打斜贴满了。
　　 七十年代，“全国第一届麻纺现场会”在岳阳召开。各地来开会的人，全都拎黑色皮革包，红头文件塞得鼓鼓囊囊的。学校要求统一服装：白衬衫、蓝裤子，白跑鞋。没有白跑鞋的，转圈用白粉笔涂抹，不仔细瞧，看不出真假。老师一再强调：见到开会代表，行少先队注目礼。班里几个调皮鬼，也突击戴上了红领巾，只是他们行的不规范，像是德国兵在行军礼：“嗨，希特勒。”
　　 会议期间，全厂会餐。职工发会餐券，双职工发两张，每人一张，中午吃一份、晚间领一份。厂里特意从市里的高级宾馆，花大价钱请来大师傅掌勺，听说食堂的饭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几天的馒头，做得也十分地精致。油炸“金”馒头，焦黄焦黄；没炸的“银”馒头，雪白雪白。像点心，一口一个，嚼起来有丝丝的甜味，敞开肚子，一气能吃十五六个。老娘说过：馒头吃多了，不能喝生水，怕撑着。不到上午十点，厂区到处溢满了红烧扣肉和四喜丸子诱人的香味。排队的人每人都把家里最大的铁钵子碗，捧在怀里，脖子伸得老长。人人手里捏了张会餐券，像是百万英镑，生怕刮走，攥得紧紧地。
　　 三天的会议很快结束了。傍晚时，厂里的高音喇叭翻来覆去地在播放一支曲子，“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留下来”。真是唱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是多么希望他们都能留下来。
　　 三天后，我们很不情愿地又回到了吃糠咽菜的日子。
　　 二、苦楝子树
　　 厂办大楼前的花池里种满了冬青树和栀子花。栀子花的“栀”，小孩子没有认识的，叫“枝枝花”，顺口。枝枝花，像月季，骨朵大，一般晚上开，白天很少见，等夜深人静，偷偷地折一枝回来，插在玻璃瓶里，满屋子香。
　　 花池子里的鸡冠花，粗柄，上下通红，成扇面铺开。上面有一层细密的绒毛，扎手。花池里插了好几块牌子，上面写：“爱护花草，禁止攀折”，看笔划应该是老胡的字。
　　 池塘边的杨柳条，扯两三根下来，七扭八歪，编成环，扣在头上，趴在草窝里不动弹，怀里再抱根烧火棍当枪使，不知道的以为是邱少云。厂子里最多的是苦楝子树。到了夏天，结串串的籽，绿豆般大，撸一把打在人身上，不痛。树籽晒干，卖给药店能入药。勤快点的，全家总动员，一个假期能攒出下学期两元钱的学费来。
　　 苦楝子树生毛毛虫。掉进后脖梗里，抖不出来，弄一身的红坨坨，抺多少红药水也济不了事，奇痒，直抹口水，才会有点效果。也有把毛毛虫摔在地上，踩，踩出绿水来，涂在身上，有特效。大人说是“以毒攻毒”的方子，能治大病。
　　 好了伤疤忘了痛，小孩子头天蜇了，第二天照样去苦楝子树底下疯玩，那里是儿童的乐园。每天不去几次，就像是自己丢了一样心爱的东西，非得去寻回来不可。
　　 夏天苦楝子树上，知了成天地喊：“知了、知了”，嗓子喊哑了，也不知道停下来歇息。捉知了的工具简单，随便找一根稍长的竹棍，一端从中间劈开，用细棒在中间支撑上，房前屋后绕几层蜘蛛网。知了笨，一逮一个准儿。知了捏在手上，叫的时候没有先前欢，随手放掉，知了的颈脖拴了线，飞不多远，高兴时再捉回来。
　　 知了也是药材，两分钱一只，但很少有去街里卖的，估计是“有价无市”吧。
　　 学校附近，有一株多年的老桑树，两人牵了手，抱不过来。熟透的桑葚，“吧嗒、吧嗒”掉下来，懒得捡，单脚跳了往上够。桑葚略微酸甜，每次都吃得满嘴乌青，连牙齿都染了，跟现在的女孩子抹指甲油有些像，三五月不掉色。
　　 我们那的男孩女孩都喜欢养桑蚕，过家家。男孩子当爹，负责采新鲜的桑叶；女孩子当妈，在家喂蚕宝宝。早上带了露水的桑叶嫩。蚕进食时，米西米西，不容易发现，怪不得叫“蚕食”。蚕每天拉的屎却不少，有芝麻粒大。十多天，蚕一个比一个长得白胖。
　　 有的人家蚕养得多，拿去卖，补贴家用。工作后，我去杭州出差，看到那里卖丝绸被面的，便想起自己小时候养的蚕来。
　　 三、来宝
　　 厂里的冬青树，有专人打理修剪。树墙里有小松鼠出入，尾巴大，眼睛小，不等人靠近，悠地一下，钻进了树丛子，胆小怕事。胆大的是食堂的老鼠，小肚子溜园，眼睛瞟你，根本没有怕的意思。我每天上学、放学路过那里，老想冲它们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 食堂门口最神气的是“来宝”。来宝6８年的，小不了我几岁，一米多长，身上的毛呈金黄色，黄缎子一般。因为胖，走起路来，屁股直打晃，身上的肥膘随时都会掉下来。趁它午睡的工夫，我恨不得冲上去，狠狠刮一层膘回来，熬成油，指定能吃一冬天。“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干脆把它胯裆下悠来荡去的玩意儿，割下来，炒辣椒。可有了贼心，却没贼胆，这个愿望一直到来宝寿终正寝，也没能实现，毕竟我人单力薄，说归说，做归做。
　　 来宝伸懒腰时，前爪往前探出去老远，后爪往后抻，中间腰子沉下去，肚皮子全贴在地上。这样的动作，来宝每天要做好几次，“瑜伽”的基本功，来宝无师自通。来宝每天有的是骨头啃，而且都是些大扇子骨、棒棒骨，肉多，好下嘴。
　　 “近水楼台先得月”，来宝的待遇不比车间主任差。食堂的“一亩三分地”，来宝说了算。野狗打它那路过，来宝冲上去，“汪汪”地要理论一番，意思很明显：“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来宝仗着自己个大，又占了主场之利，每次都咬得人家夹了尾巴，“呜呜”地跑开，来宝“得、得”跑过来，一付得胜还朝的小样，好像从越南老山前线归来似地。每次看见它干仗，我们跟在后面喊：“狗咬狗，一嘴毛”。来宝也不是什么好饼，谁让它吃的穿的都比我们好。
　　 七三年，母亲在医院做第二次胆结石手术，父亲白天照顾母亲。中午吃饭，第一次跟着大哥去食堂。打饭的窗口离地面很高，大哥使劲往上蹿，才把饭盆子递进去，我在一旁站着，窗口里该是一个怎样的花花世界？哥嗫嚅好一会，才买了两块“腐乳”，哥俩每人一块。食堂的腐乳比田字格大，上面飘一层红油，亮晶晶地爱煞人。舍不得用筷子头戳，每次抠一小块，米粒般大，吃一大口饭，我跟哥说：“食堂的饭真好吃，不用菜也能吃一大碗。”一碗饭吃完，哥剩的菜比我的多，哥说晚上不用再买菜了，我“嗯嗯”地点头。我知道节余的钱，妈住院用得着。
　　 几十年过去，我把这一段艰苦历史讲给孩子听，孩子说啥不相信，到底给他大伯打电话，当面锣，对面鼓，非得把问题弄清楚。现在的孩子上学，一个月动辄两三千的生活费，哪知道过去的苦。
　　 楼下刘姨在食堂上班，总要把她家老二带在身边。炒菜师傅逗他，当众把他的小短裤扒掉，在他的“小鸡鸡”上倒了不少的墨汁，黑糊糊一片。老二那年五六岁，不知道害羞，光了屁股在厂子里“招摇过市”，嘴巴里还叼了半根麻花。
　　 物资匮乏的年代，天塌下来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换了我，也去让他们画去，画出个毕加索来，才好哩。
　　 四、脑袋大，脖子粗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那个时候没有万元户，伙夫最吃香。厂里举办拔河比赛，厨师这边才上了不到五个，没等真正用力，就晃倒一大片，得了第一名。有段时间，至少在我小学期间，我对厨师这个职业充满了深深地眷恋，有着无限的向往，比当科学家的愿望还来得强烈。车队也是胖子扎堆的地方。开客车的两个宋师傅走路时，脖梗上的肉和胸大肌直发颤。车队最胖是小月她爸。据说她爸参加过抗美援朝，扛过枪，打过仗，跨过鸭绿江。
　　 工会组织职工乐队，大宋师傅吹的是大号。大号沉，一头落地，一头抱在怀里。每次吹，眼睛瞪得比狮子的还要大，腮帮子里能塞进去一个乒乓球；小宋师傅吹长号，拉风箱似地前后拽，前面不能站人。乐队里，我还认得好好他爸，他的活最轻松，手里握着个像“拨浪鼓”似的玩意，胳膊肘不停地在胸前甩，发出“擦擦”的声响，节目演出完，汗都不出，照样在革命队伍里混吃混喝。我说他爸滥竽充数，是南郭先生，好好不服气。
　　 乐队每次活动完，食堂都会安排小灶。一同出席的除了工会干部，还有厂领导。来宝老老实实地趴在桌子底下，乖巧得像个听话的女孩子，每次都要陪领导到很晚。
　　 除了厨师、司机、乐队，看澡堂子也是好活。就我知道的：织布车间、机修车间主任的堂客，都在澡堂子上班。澡堂子活轻巧，又能交人。关系好的，早三分钟放进去，抢占有利地形。那个时候洗头没有香波，用肥皂，脑袋上随便抓，随便挠，挠出不少的泡泡，反倒不生头皮屑。八十年代未才有了香波，市面上卖的最多的，是上海产的“峰花”，要五六块钱一瓶，粘粘的倒在手心窝，比肥皂起的泡多。
　　 澡堂子人多，阴沟里常年散发出尿骚味，冲鼻。小孩子夏天喜欢在自家门前的水管子下洗冷水澡。男孩子不顾忌，一条短裤，一双木头拖板，上下抹了肥皂，一顿乱搓。女孩子也有去洗的，花背心花裤衩，湿漉漉的衣衫贴在身上，显山又显水。那个时候，女孩子用肚兜，胸罩是舶来品，是后来的事。
　　 到了冬天，怕水管子冻坏，用草绳一圈圈地缠起来，一直缠到脖子，草绳要到第二年开春后才解开，上面有碎了的冰溜子，嗍着好玩。洗完澡还得抺些香香，香喷喷的。南方人说“香香”，北方人不懂，我告诉他们是“雪花膏”，还是不明白，再跟他们说：“大宝，大宝天天见。”“切，知道了。”
　　 雪花膏是母亲唯一的化装品。铁盒，比五分钱的硬币大两号。每次洗完澡，母亲将上面的锡纸一点点挑开，用指甲挖一小坨，再原样把锡纸平摊好。雪花膏点在眉心、脸蛋上，脖子后梗撸好几遍。雪花膏香得很，不招蚊子。
　　 冬天里，手生冻疮，甚至皲裂、流脓。冻疮不能用煤上烤，越烤越烂。涂蛤蜊油，挺管用。现在年轻女孩子一小瓶补水、眼霜五六百一小瓶，不知道蛤蜊油是干啥的。小孩子洗完澡，屁股沟沟掰开，扑上痱子粉，走路时后面撒一道，让人联想起：戏曲中的“生、旦、净、丑”中的“丑角”，擦的好像也是痱子粉，白白的。
　　 五、“打啵”的年轻人
　　 厂里工会经常开展篮球比赛。厂男子篮球队，在市里排得上号。地区钢球厂的一帮小子，开了解放卡车过来，两队不到最后一分钟，分不出胜负，跟美国NBA常规赛似地。篮球打得特别好的，那个时候，都特招进了市公安局、税务局。
　　 5号“猴子”，平江人，司职控球后卫，专往人缝里钻；8号队长姓赵，华容的，三分篮有绝活；还有一个4号，瘦得出奇，我们喊他“排骨”，打小前锋。喜欢他们仨的女“粉丝”有一个加强连。“吃菜要吃青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我们那没有解放军，女工们私下议论最多的是会打篮球的小伙。球打到哪，粉丝们跟到哪。场上每投一个好球，山呼海啸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