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文化，即炎帝神农所开创的农耕文化。
　　 炎帝文化，是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的远古之源。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的孕育和形成，它既传承了我国远古时期的炎帝文化，又传承和融合了中原的儒学文化。
　　 两千多年来，儒学文化对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形成之影响，近些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从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灏、程颐兄弟的洛学，到朱熹开办岳麓书院、再到胡安国、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将儒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等等诸多方面，已作了许多专题研究，并出了一批理论成果。
　　 然而，我觉得：对于炎帝文化这一远古之源，所给予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形成之影响，其研究尚显得不够充分。
　　 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发明了农耕事业，开创了农耕文化，并为此贡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生命。炎帝的陵寝，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9公里的鹿源坡。湖南许多地县之名，都与炎帝有关。史载：“炎帝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故有湖南茶陵县治；“设醴酒，以祭炎帝”，故有湖南醴陵市治；“炎帝制耒耜，教民稼穑”，故有湖南耒阳县治；“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故今桂阳县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后置县名嘉禾”（《衡岳稽古》）。
　　 炎帝文化中，炎帝之不屈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炎帝开拓奉献、锐意进取精神，炎帝关心民众疾苦为民献身精神……自古至今，皆在湖南人的心中，树起了一座座精神丰碑。缅怀先祖，学习炎帝，遂滋育、培养出了湖南人特有的精神品质。
　　 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在他写的《动物和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写道：“在原始未开发状态下生存的人们，曾经经常被食物的严重缺乏所迫，不得不试每一种可以嚼碎和咽下去的东西。我们在几乎所有植物的效果方面的知识，大概要归功这些人。”炎帝就是我们这个古老中华民族所要归功的人。《淮南子-修务训》云：“古者民茹草饮血，采树木之实，食蠃蚝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可见炎农之坚韧毅力和百折不挠之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湖湘儿女，遂有湖南人“霸蛮”、倔强的刚烈性格和自强不息之精神。在近代史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国家面临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之际，湖南人左宗棠舍家抒难，抬着棺材进新疆，不让沙皇得寸土。这就是继承炎帝不避艰险、勇敢向前的精神体现。
　　 炎帝文化的基石，在于炎帝创造了农耕稻作文化。围绕这一文化基石，炎帝从采集果实中，发现了可作食用的稻种（嘉禾），研究了宜于耕作的土壤，首倡“相地之宜以利耕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炎帝制耒耜，以利农耕，《周易》云“包牺氏设，神农氏作砍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耒耜的发明和使用，大大提高了原始农耕生产力，改良了土壤结构，提高了稻作产量，使原始先民的定居生活成为了可能。湖南省有耒水、耒山，就是对炎帝制耒耜这一开创精神的纪念。《明一统制》载：耒水出郴州之耒山，发源于桂东县边境屏水山，流经桂东、汝城、资兴、郴县、永兴、耒阳、衡东等七县，主流全长355公里。可见，炎帝发明农耕的开创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湖南人，并使其具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近代学者湖南邵阳人魏源，在总结1848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在于不了解西方，没有“船坚炮利”。于是，他在广为搜集西方资料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并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是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表现，从而，开创了我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之先河。
　　 炎帝为了免除民众疾苦，“日食百草，以应周天之数”。最后，因误食断肠草，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不避祸福、不顾生死的牺牲精神，对湖湘儿女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所以湖南人的爱国献身精神，广为人们所称道。陈独秀在八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云：“若道中国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陈独秀所赞扬的，就是湖南人继承先祖炎帝，敢于为国牺牲之精神。戊戌百日维新遭到失败，康梁远走日本以图再举。有人劝谭嗣同去日本，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自流血始。今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9月26日，他在赴死的途中，高声朗诵自己写的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为变法维新从容就义，血溅北京菜市口，时年三十三岁。就义之日，观者万人，谭嗣同引颈受戳，慷慨神气不少变……此外，近代以来，敢于为国牺牲、慷慨赴死的湖南志士仁人数不胜数。
　　 总之，从炎帝文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湖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敢为人先、勇于牺牲、坚定执着、顽强果决的精神品质的形成，是深受炎帝文化影响的，炎帝文化是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的远古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