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孩是我是我邻村的老乡，却是我恨之入骨的人。我曾经想过，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他，抑或是我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在一个合适的地方遇到这小子，用一根手指头让他一招毙命……因为这家伙手里捏着我的“罪证”！
　　 这个黄孩，他的乳名叫孩，名字也是连根倒，叫黄孩，比我大上好几岁。文革的时候，黄孩正读二年级。黄孩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弄了一身“黄军装”，手里拎个“黑红棍”，没日没夜地搞串联，口口声声要造反。正在学校读书的黄孩，被父亲拽出学校，也穿上跟父亲一样的服装，跟着父亲屁股后面去造反。爸爸是红卫兵，儿子是红小兵，成为一对父子兵。这个典型，惊动了上级，黄孩父子很快就上了报纸，成为当地的红人。直到有一天，黄孩父子俩乘着绿色的吉普车在当地公社的书记陪同下，回老家省亲，邻居们才惊知，姓黄的老林里冒出一股青烟，在县里做上常委，与县长平起平坐了。邻村的黄家立刻成为方圆数十里的名门望族，过去几十年不见面的亲戚祭祖攀亲，真像古书上说的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个村子都披上了一层荣光。文革像一阵怪风，刮得黑白世界都颠倒了。时常有人被五花大绑，头上戴着高高的帽子，胸前挂着一个大纸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地主分子□□□”，“右派分子□□□”之类的黑字，用大红的墨水在姓名上打着X。那些被押送的人，垂下脑袋，佝偻着身躯，慢腾腾地在前面走着。身后跟着两个器宇轩昂的“黄军装”，手里握着黑红棍。这两人后面，紧跟着一大帮“黄军装”。其中一人，右手里手里拿着铁皮卷成的话筒，不断举起紧握的拳头，嘴里高喊着“打倒……”、“革命……”、“……专政”的口号。人群齐刷刷举起黑红棍，形成一个“棍林”，嘴里齐声和着口号。我那时刚上一年级，声音震天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不明白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好好种地。我只有背着书包，躲在人群里看……
　　 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文革结束了。黄孩父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头回到村里。看着黄家父子这个样子，一脸愕然，心中泛起迷糊，不明白这世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黄孩爹自从回到村里，终日闷在家里，很少有人看见他出头露面。有一天中午，黄孩爹终于出现了。头发凌乱，满脸泥灰，二目无神，手里拎着一个破盆，嘴里喊着口号，那形象，就如电影《芙蓉镇》里的王秋赦。人们才发现，昔日辉煌腾达的黄常委疯了，不多久就死了。
　　 黄孩自此失去了物质和精神上支柱，自然失去了往日的神韵，像霜打的叶子，蔫了下来。
　　 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黄孩分了几亩土地。怎奈又没学会犁耕靶拉这套农活，往往地里的庄稼长得没有草多。实在没有办法，黄孩索性卖了家里的粮食，买来几只羊牵着，在沟湾河滩里放着。我开始在村子的小学里教书，身心完全沉浸在书本里。有时候去河湾的草滩上背书，就会遇到黄孩在那里放羊。
　　 黄孩经常去集市的羊行里买羊卖羊，熟悉了羊行里的明暗规矩，最终成了行主（经纪人）。腰里的积蓄渐多，便娶了一房媳妇，日子也算安稳起来。改革让大市场活泛起来了，大批年轻人，撇开农忙，纷纷去城市务工。黄孩心里图个安稳，还在家里放羊，我因外出工作，从此没有了黄孩的消息。
　　 有一天，家里来人，是我教书时的一个同事，我们两个无话不谈，关系非常密切。自我出来工作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少了。这次来，他是请假给娘看病的。他说，你出去以后的这些年，老家的一切都变了，村后小河里的水浑浊得跟酱油一样，鱼虾也没了踪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娘得了肺病，一感冒就喘不过来气。我也叹着气，人老了，病也就来了，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啊，自古而今，谁能改变。我的话音刚落，同事便瞪大了眼睛，说那个黄孩现在可了不得了了！说自从我离开村子后，黄孩腰里攒了几个钱，就去牌场里赌博，最后输得吊蛋精光。在家实在混不下去，就把那几只羊丢给媳妇，扛个蛇皮袋子走了。黄孩媳妇手里牵着儿子，跪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说，俺活着是黄家的人，死是黄家的鬼，你到外面可不要像在家一样鬼混了，俺娘两个在家等着你……你不知道，那场面，在场的人没有不流泪的。兴许这黄孩造化大，几经周折，去给一个城里的大户人家的大院里种菜。同事问我，你知道这个大户人家是谁吗？我摇摇头。他惊叹道，那大户不是别人，而是市委书记！黄孩知道那人的身份后，卖力气不说，更是细心。黄孩回家的时候，安排放羊的媳妇，把羊屙的屎蛋好生积存起来，好驼过去给首长种菜。那书记吃了黄孩种地无污染的蔬菜，养得胖胖乎乎的，竟与黄孩结成了知己。黄孩每次回到家里，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后来有许多镇上的、县里的当官的、做生意的，都通过黄孩去书记家里办事。黄孩自己也落了不少好处，家里很快就盖上了小楼。后来，也不知道哪位承包工程的大老板，托黄孩让书记办事，事情很快就弄好了。也不知道那位大老板接这个工程，弄了多少钱，光给黄孩好处费就上百万呢！黄孩有了钱，家里的黄脸老婆守了多少年的活寡，他又在外面包了二奶，还领到家里在黄脸婆面前炫耀……轰动可大了，比他爹当常委的动静还大……
　　 我点点头，做梦也没想到黄孩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来头，我是亲眼看到的。
　　 城区，四处弥漫着狼烟似的灰尘。渣土车到处横冲直撞，屁股后面掀起团团滚动的烟尘。建筑工地上的噪音日夜不停地刺激着人的神经，让人焦躁不安。道路上被挖土机翻腾得坑坑洼洼，车流人流交杂在一起，拥堵的连个下脚的空隙都没有。往常，我都是骑着自行车上班。由于好多道路因为翻修被截断，人车都集中在几条道上，人车拥挤在一起，推着自行车，反而没有空手行走更快捷。
　　 一大早，我匆匆吃完早饭，便急急往单位赶。我正在人车的缝隙里穿行。忽然听到有人惊呼，前面出事了，有人打起来。我抬头看看，前面为了一堆黑压压的人群。我知道，在中国，无论哪里出了任何事情，都会扎堆去围观。这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足为奇。我本想绕开人群走过去，忽然人群中间有人高声喝喊：
　　 你小子不想好了，你也看看大爷的这是什么车！你蹭了这么大一块，就是砸了你的骨头熬油，可值这些钱！
　　 我觉得这些话有些刺耳，便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说话的人，双手叉腰，一身笔挺的暗红色西服，大背头，上嘴唇嘴上留着短胡，戴着墨镜，左手指上一颗硕大的字母绿宝石戒指。正用右手的食指点着地上哭着、跪着的，头上花白头发的人的额头，恶狠狠地骂着。我不禁止住了脚步，立在那里。
　　 原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骑着自行车在穿行。不知是躲人，还是躲车，结果将自行车蹭到一辆宝石蓝的奔驰轿车上，车厢被蹭掉一溜皮。
　　 眼前的那位气势汹汹地人，我越看越觉得眼熟，脑海里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可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地上的那个男人声泪俱下，不住得在地上磕头。这时，短胡子墨镜身后过来两个五大三粗的光头，看着短胡子墨镜说：黄总，看这小子的穿戴，也不是个值钱的家伙，不然的话，修理他一下，消消气算了。
　　 短胡子墨镜，一扬右手，摆了几下。一个光头赶紧来开车后门，短胡子墨镜，优雅地钻进车里。另一个光头径直走到地上磕头的男人跟前，抡起巴掌，对着那人的脸，“啪啪”几个耳光，紧接着一脚将地上的那人踹得老远。奔驰车响了一声喇叭，走了。
　　 那光头的一声“黄总”，就像我在字典里查找一个熟悉而拿不准读音字，让我猛然想起：原来这位黄总，正是我邻村的邻居，那个在家放羊的黄孩！
　　 我慨叹着人生命运的滑稽无常。想当年，我自幼开始读书，风里雨里，酷暑寒冬，拼着命的学习、考试。寒冬里，围着煤油灯，鼻子嘴里被有灯会熏得黝黑，脚趾头、耳朵脸被冻得露出瘆人的白骨。花光了父母攒下的那些辛苦钱，让一家人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拼死拼活考上了中专，吃上了国家的俸禄。自工作以来，生活上处处省吃俭用，买房子，接济父母。我干信访工作十多年了，除了星期天、节假日之外，每天应对的都是上访的人群和大量的来访信件。那些从北京、省、市转回的信件，还要件件落实、回复。终日里忙得焦头烂额，干起活来不分白天昼夜。我曾想过，也不知道现在的人都怎么了，哪来这么多冤屈。单位里有的人工作能力比我差上一截，但他们大都嫌这里工作环境太琐碎，太糟杂，纷纷跳槽，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可是，只有我原地踏步不动。有时候，在关系比较好的领导面前，也曾似露非露的说起过个人进步的事情。领导们似乎都是一个样子，脸上对我笑笑，嘴上劝我：为了社会稳定，安心工作，慢慢来吧，组织上会考虑你的个人问题的。
　　 这些年过去了，领导们这样的话我的耳朵里都磨出了茧子。可是在升迁的事情上总不见动静。工作之余，我也在默默观察、研究关于升迁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我单位的被称作“四大美女”之一的杜月娥，原本是局里临时聘用的打字员，字写得极丑，打字的水平也一般，可就是身材好，脸蛋美，见了领导就眉来眼去的。这几年，不但解决了干部身份，如今还成了局里的二把手。人家经常陪着领导外出考察，职务一年一个台阶地往上爬，让局里的同事好生羡慕。她的能量大得常常让人咋舌，往往常委会还没发布的机密，她提前一周就放出耳风，说某某要当局长了，某某要当镇长，好像这些人命都是由她亲自拍板定下来的一样。这些事情不由你不信，红头文件一下来，果然如她所说的一模一样。我也曾有过与这位美女建立一种特别信任的想法，可是，人家对我的冷峻、严肃、正统的态度，足以让我敬而生畏。也许是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作祟，我站在远处，望着杜月娥的背影，恨恨地骂道：呸，一个假正经的臭婊子！如今的杜月娥更是今非昔比，随着去市里上任的老县长走了，成为正儿八经的副处级。关于杜月娥的这些事情，我听说了很多，可在这里我就不说了，也不想去说。说了对她没好处，对于我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你看眼下这个黄孩，虽是个大字不识一斗的羊倌，不学无术，竟然混出眼前这个样子，呼风唤雨一般。
　　 我摇摇头，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脸无奈。单位到了，我开始去忙碌手头的事情。正忙着，局长来个电话，要我上午去县老城区改造的工地上，写一篇群众上访的回复，安排我要围绕着县委、县政府，如何做好拆迁户的思想工作，为民办好事的这个主题去写。还说，文稿出来后，先交给分管的副县长把把关，然后再拿到局里正式打印、上传。
　　 我去了工地，先找公司驻地领导了解一下，关于拆迁、工程进度、建设规模等这些基本情况。我刚刚转身，那位驻地领导的便打起了电话，黄总，信访局的人来了解工地拆迁的事情，你是不是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我开始到周边的住户那里。
　　 偌大的一篇空地上到处都是烂砖瓦砾，被拆断的混硬土房梁里露出一根根被扭曲的钢筋，面目狰狞。偶尔有几处居民小楼矗立在瓦砾中间，点缀着这里的荒凉。
　　 一听说我是信访局的，几位住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话音有些吞吞吐吐，并不时地四处张望。我一眼就看出这些人心中一定有什么顾虑。我便耐心地给大家讲政策，鼓励大家敞开心扉，开诚布公地说说心中的想法。
　　 你们几个在这里好好说说，我到四周看看，兴许能给咱解决了问题呢。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说完话，起身走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话没说出口，眼圈先红了。他说：我们这里大多数居民都是县东风机械配件厂的下岗工人。企业改制的时候，厂里把这些住房都评估后，作价卖给了我们，厂里给我们办理了土地证、房产证。我说，这里改造后，你们的生活条件会更完善，更便捷，这是县里的民生工程。他说，县里要我们拆迁，我们也没啥意见。在没拆迁之前，老县政府家属院也拆迁重建了，征地的标准是三百万一亩。可以到我们这里，政府就给一百八十万。
　　 我们死活不愿意，最起码我们的补偿款，应该跟政府家属院那里差不多。政府家属院里虽然住的都是些退了休的官太爷，可我们这里住的不也是人吗？我们不服这口气的就是，同样是人，同样的是拆迁卖地，可是这待遇差码怎么这么大。我问道，你们向有关部门反应了吗？青年人一脸无奈的样子，几乎是要哭的样子。我们出来几个代表去县委那里讨说法，迟迟不给答复。后来这里来了一个开发商，手下领了一大帮人，剃着光头，胳膊上都绣着龙啊虎啊的，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他们也不跟我们商议，先将我们这里的水电气全断掉了。几个退休的老工人找到项目部去讲理，他们那帮人态度特别蛮横。几个老工人也发了火，结果被一个叫黄总的，一声令下，把我们去的那些人全打了。有几个不是被打断了胳膊，就是砸断了腿。我的老父亲腿断了，现在还在床上养着呢。我们又组织代表去上访，几个月都没有给答复。一气之下，我们又去了市里。我们跟信访局的讲道理，声音有些高，结果，去的六个人，全被拘留了。上面说我们去的人数超过了三个，属于闹访。没有办法我们就把状纸递到北京去了，我们谁也不敢去北京，那个叫黄总的，早就在火车站、汽车站那里埋伏了人，出了车站就会被逮着，说不上连性命也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