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午休作一奇梦，梦中右手麻木，麻困难忍，便遍求名医，跑遍大江南北，终无转圜。正郁闷之际，突然在一公共场合，遇到国家某大领导，其和我握手言谈，我觉得一股暖流流入全身，顿全身经络打开，手臂麻木症状顿消。我梦中流下激动的泪水，似乎那温暖的大手还在握着我的右手。梦醒时分，我躺在床上一直思考握手的话题，似乎悟出一些道来。
　　 握手的礼仪似乎不是产生在我国，这应该是舶来文化吧？笔者没有细考。普通人之间握手是一种见面礼，是礼仪的需要，感觉没有那么激动，但能被大人物握手，按我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那是一种极高的荣幸。
　　 如1958年8月8日毛主席到河南省商丘市农村视察，一位名叫杨邦福的农民与毛主席握手后，竟然一个多月不洗手，为的是让乡亲们也握一握被领袖握过的手，沾一点神圣之气。按颂圣文化说应有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前年，来自河南洛阳的五岁小男孩因和习主席在庆丰偶遇，回到老家的幼儿园后，小朋友们都争着跟他合影。这与当年那些拉着与毛泽东握过手的手，再握、再亲的疯劲也有一拼了。据说由于“习总”吃了一餐包子,竟然引发了“我党”的“作曲、作词家”的巨大“灵感”。于是作曲家吴颂今先生在“非常感动”之余，连忙去联系了词作家邹当荣。两人花了七天的时间，还借用了京剧的曲调，共同创作出了《包子铺》一歌。歌中最后万分激动地唱道：“包子铺一场巧遇，寒冬里温暖了老百姓的心田。”据说这首歌“非常质朴”，传递出了巨大的“正能量”。
　　 可同是握手的事情，在西方国家可没有这么多潜台词。2008年2月23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出席一个农产品展销会时，欲与一位平民握手，不料这名男子拒绝与他握手，说：“噢，不！不要触我！”萨科齐笑面回敬道：“那么，就滚开吧！”那名男子毫不示弱，反击道：“你令我恶心！”萨科齐回斥道：“快滚吧！你这该死的白痴！”
　　 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说：你这家伙不是犯上作乱吗？孔夫子在世，岂不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国将不国”了！然而，在欧洲，这种事司空见惯，这名不知好歹的法国公民事后也没遭到什么处罚，在中国这种事很难想象。为德国的重新统一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尔总理，曾被他的国民们投掷鸡蛋，满身污浊。科尔气得浑身发抖，但同样无可奈何。在“人民主权”意识发育数百年的欧洲，公民向政治人物“示威”，发泄不满，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权利。同样萨科齐也在坚持一个公民的权利，自由表达个人的爱憎情感。国家元首也是公民，权力已“去魅化”了。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文化很强的国家，老百姓崇尚权利和官本位，很多人认为没有当上官是祖坟不好，所以，才出现很多特写镜头。如去年，李克强总理开完记者招待会离席而去后，桌上剩下了半瓶他喝剩的瓶装水。一位女记者像抢什么宝贝似的快步冲上拿着瓶子大口狂喝。这位女记者决不会是渴极了，更不是没钱买水。反观美国总统奥巴马独自一人去买快餐盒饭，民众则漠然视之。不但没有人与他“偶遇”，为他拍照，为他发微博这样的“好事”。当然更没人要和他“拍照留念”，或为他创作歌曲了。却幸好有一位中国的女留学生，与奥巴马真正的偶遇而握了一次手，可是走后，该女生似觉还不“尽兴”，于是又跑回来要求二次握手。惹得奥巴马对着她发出“呵，呵”的“坏笑”。我想奥巴马的意思该不会是说：“你们中国人怎么如此自轻自贱啊？”此无他，只因美国社会里是一群成熟的公民。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人们崇尚的是科学；在中国，人们崇尚的是当官。也就是说，西方是以科学为价值本位，中国是以当官为价值本位。
　　 中国为什么把当官作为价值本位呢？因为中国是以整体性价值观为核心，必然把国家这个最大的“整体”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国家的干部当然就特别重要。以宗族和家庭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又是全国人的“君父”。以血亲建立起来的国家秩序，治国必然以德治国，国家的领导人应当是最有道德的。要治好国，必然要使国王和干部们具有威望，要有威望，就必须为国王和干部们歌功颂德。再加之，中国哲学元气论最后走向人学。人学的所有经书都集中在九个字上：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识分子不当官别无出路，不象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当官可以搞科学，可以搞企业，同样是受人敬仰的。在儒家圣人之徒看来，“做官”乃求“富贵”的正道，读书不以仕途为目标被视为不务正业。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当官才能体现出人的生命价值，其余都属于“下九流”，所以，“官本位”就是必然的了。
　　 中国人把当官当作生命的终极目标，从小就想着如何努力学习，将来当个什么官。“读书做官论”虽曾受到过批判，但因这个哲学根基没变，这种观念仍占主流，人们心目中仍把当官作为读书的目的和动力。而且农村还有人把后代当不上官的原因归结为祖上的风水不好。
　　 西方人从小就立志当某一方面的科学家，他们上学的目的是为了学科学，他们崇尚的是科学家，在公共场所中的雕像、画像、纪念物多是表彰那些科学上有成就的人。而我们的大坟、大碑、石牌坊主要是表彰那些做官的。我们南阳出了个医圣张仲景，在汉代做过长沙太守，他的墓碑是这样写的：“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可见这个长沙太守是第一位的，远比医圣这个头衔含金量高。而西方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是以搞了多少创造发明，为社会做了多大贡献，给国家交了多少税金，安排多少人就业为标准。而中国则是以当官大小，是以科长、处长、厅长、部长为荣辱贵贱，以吃多少国家收缴来的税金为价值取向。可见东西方的价值观念多么悬殊！
　　 中国历代的科举制度，把人的价值观引向当官，而官的标准又在于会“治人”（因为是“人学”）。若把官的标准定位于科技，也会刺激生产的发展，但恰恰是又都定在“策论”和“经史”上。查遍了历代科举考试题目，很少不是“策论”之类的“治国平天下”的内容，都没出“礼义”二字，使中国人远离科学，而越来越加强了人学。久而久之，正如近代思想家冯桂芬说的“循空文而高谈理性，于是我堕于虚”，形成了士大夫之流空谈礼义的陋习。
　　 中国人把当官作为价值本位，那么当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在中国当官不像西方国家，是公民选出来真正为人服务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当官就是为了发财。正像陈独秀说的：“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千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摘自《新青年》杂志《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43-44页）由于这个官本位思想的侵袭，很多人当了官，权利不受监督就会蜕化变质，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当了一把手腐败得比“清妖”还厉害百倍。当今的康师傅和徐某，也是平民出身，可身居高位以后就变了，权利不受监督，就会谁变蝎子谁蜇人。这是一个历史的怪圈。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看来，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一些东西还是很不成熟的。
　　 学者黎鸣从历史根源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为何经常“不成熟”，他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儒家、道家、法家以及后来的佛家都是愚民的，中国的历史传统就是一个愚民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要人聪明的历史，是为集权专制障目的历史，所谓君要民愚民不得不愚，所以中国人今天的愚蠢就是官造成的，就是集权专制造成的；从社会现实来看，你的耳朵所听到的，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并不能使你聪明，你明明眼睛看到的是鹿，他要指鹿为马，你明明耳朵听到的是悲惨的声音，他偏要歌功颂德。”
　　 历史到了21世纪，我希望国人的官本位意识逐渐被公民意识替代。人生而平等这是中世纪以后西方国家提出的口号，而我们至今有些人仍是臣民意识，看来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仍需要一个华丽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