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的时候，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同班同学小朱家去玩，在他家的正房中堂上供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长相清秀大个子喇嘛站立在当年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菩提树下。他身披喇嘛的袈裟，赤着双脚，右手里拿着一个钵，左手打着伞，怀里是苦行僧随身携带的钵。
　　 小朱告诉我们，照片上的人是他爷爷，名家朱海山。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与我们三川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土族的生活箴言中写道“从小看大，周岁测老”。自爷爷从胎衣中挣脱，随着“呱呱”坠地的啼叫声，便勾起周围人的颂赞和企盼。小朱对我们说：“在他爷爷过周岁生日的那天，家里满间大炕上摆着那么多日常用品，有好吃的点心、小孩玩的玩意、铅笔、算盘、以及一串佛珠……
　　 家里人和赶来祝贺的亲朋都挤在跟前，让爷爷满炕爬行着，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据说从拿起的东西上可以预测出“布勒”（土语小孩子的意思。）的前程：“拿起钱财当商人，”，“拿起钢笔当大官”“拿起算盘当先生”等等，有很多说法。当爷爷拨弄炕上摆放的东西时，胖敦敦的小手却攥住了一串佛珠，盘在炕上，专心捻动着。
　　 父母亲和亲朋好友们哈哈候道：“原来‘布勒’是一位高僧转世的灵童！”
　　 也许是幂幂之中早有定数，爷爷在13岁时，出家在朱家寺当了阿卡。上师取名锁南纳吉，还赐一个官号:朱福南，字海山。
　　 后来在结龙崖寺修行，后到塔尔寺学经，又到西藏深造，特别是经青海省循化古雷寺高僧、世界著名佛学大师喜饶嘉措的灌顶和点化，朱海山爷爷成民国时期的全国性名僧……
　　 当时我们是学生，对小朱爷爷的事迹并不清楚，但在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记忆，特别是那张苦行僧般的照片，在记忆中怎么也抹不去。
　　 在1985年的4至5月份。三川民间人士辛怀智、李福山、秦学良、王生元、徐秀福、朱明山、辛有伟等人。成立了“海山图书馆筹建委员会。”
　　 这海山者，何许人?原来，他就是小朱的爷爷朱海山，一名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怎么与文化教育事业联系起来的呢？
　　 后来我查阅《民和文史》资料第一辑如下记载：朱海山（1894-1980），土族，名福南，出生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梧释沟结龙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极其困苦的社会条件下，朱海山作为旧中国时代青海的一位知名人士，不仅是青海名校湟川中学的创建人，也是当时其原籍民和多所学校的捐资筹建者，他为发展青海教育特别是地方民族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海山天资聪慧好学、博闻强记，9岁时在原籍朱家寺出家为僧，取僧名为索南拉吉，不久便投奔在青海塔尔寺为僧并对藏传佛教经典颇有研究的祖父，潜心学习佛教经典。在祖父的严厉管教下，经过几年的勤奋钻研，步入青年时代的他已经在佛学理论上有了比较深的造诣，并敢于在寺内与高僧展开佛学辩论，受到塔尔寺僧众的普遍赏识。1912年，时年19岁的朱海山背负行囊徒步赴藏求学，历经艰辛深入到西藏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等各大寺院进行考察学习，并拜访了西藏各大寺院的许多名僧，这使他对藏传佛教佛学理论的认识得到了空前的升华。辗转抵达拉萨后，他拜在广大藏区藏学界和宗教界颇具名望的喜饶嘉措大师为师，深得大师的赏识和教诲。1918年，经喜饶嘉措大师介绍，朱海山追随九世班禅洛桑土登·曲吉尼玛到北京，受任堪布厅堪布，并成为九世班禅开展对外活动的得力助手。九世班禅正是看中了朱海山的聪明与才干，也看中了他精熟梵、藏、蒙、汉四种文字和通晓藏、蒙、土、汉多种语言且能辅佐自己的能力。1928年，他鉴于工作需要脱下僧衣还俗，首任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兼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及藏事处处长等职。随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他在此后的十年内致力于施展自己的抱负，积极为青海等边远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个人文化知识的积累及其社会阅历的不断增加，使朱海山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从教育抓起的远大志向。1927年，他积极鼓励西宁筹边学习毕业生赴内地继续求学与深造，并保送一批青海籍学生入山西法政专科学校、山西航空学校、北平无线电专科学校、北平师范学校等学校读书。在他还俗任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及藏事处处长之后，更是为发展家乡文化教育事业而不遗余力。1930年春，30多名青海籍中学毕业生赴南京求学，但其中的大部分因文化基础较差和没有门路而长期闲居南京，其生活境况也非常困难。为此，朱海山立即申请蒙藏委员会予以救济，并动员他们联合西康、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赴南京求学的青年，将其升学问题直接面呈戴传贤、马福祥等求助解决。同时，经过朱海山的积极努力和呼吁，国民政府于同年10月在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还为一些边远地区学生求学争取到可以补习一年的优越条件。1932年，蒙藏班分设学制为两年的农牧和教育行政组，学习两年授予大专文凭。1933年6月，在朱海山的积极倡议和九世班禅的大力支持下，蒙藏班扩大为蒙藏学校，设专科及初、高中班并在南京原陶行知先生的晓庄师范学校校址开课，从此国民政府每年由青海、绥远、西康等地招生成为惯例。对一些不愿进入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朱海山设法保送他们到中央军校等其他学校学习，还对这些学生予以生活上多方面的照顾，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并在毕业后为建设家乡多做贡献。正是由于朱海山鼎力支持和发展家乡教育的义举，促使青海年青学生当时到内地求学蔚然成风。
　　 就在1933年酝酿成立蒙藏学校之际，朱海山回到原籍的民和老家省亲，并顺便访收了青海海东及都兰等地的40名各民族贫苦适龄学童，保送他们在当时的班禅驻南京办事处附设的补习学校就读。但由于其时统治青海的马步芳作梗，由蒙藏学校毕业的青海籍各民族学生回到家乡后往往找不到工作，进而也就难以在青海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为此，朱海山倡议在西宁、康定、包头、酒泉等地筹建并设立中央政治学校的分校。1934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府通过此项倡议，并与当年10月成立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由蒙藏学校毕业的学生任西宁分校的教职员，这样既实现了发展地方教育的目的，也使当时由蒙藏学校毕业的学生得到了工作并发挥自身作用的出路。正是在上述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朱海山于同年再次回到家乡。在当时那种信息闭塞的年代，家乡的老百姓无从知晓朱海山在南京的荣耀，终日劳作的农民所期盼的只是一年能够填饱肚子的好收成，他们不可能也难以思索自己苦力劳作却仍旧那么穷苦的深层原因。面对家乡的贫穷与落后，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朱海山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触动，并决心从发展文化教育入手，以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
　　 朱海山家乡青海省民和县官亭地区，1934年时只有三所时开时关且无固定校址的乡村私塾，家乡儿童求学异常困难，民众的文化教育意识也极其淡薄，这使朱海山决意要在家乡创办一所正规的学校。他于当年再次回到家乡后，就在当地集市贸易日借机向集聚市场的民众游说，大力宣传文化教育的益处，动员和号召地方人士出钱出力、集资办学。在他的倡导下立即成立了筹建官亭地区学校的组织机构，并在他的带领下许多人也捐了款。他还以私谊请当时的民和县长出壮丁千余人投身学校的修建劳务，历时三个月之后便建成教室3座、教师宿舍20余间，使民和县官亭小学校随即得以顺利成立。学校成立后，招收学生120余名，除开设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的全部课程外，还增设了蒙藏文和古文选课程教学。
　　 1936年，朱海山捐资银币1000余元，并动员官亭地区附近的各乡集资修建了官亭、中川、美田、镇边、虎狼城、赵木川等六所初级小学，均隶属于官亭中心小学校。同时，他以募捐的办法创建了官亭图书馆，为图书馆购置了《四部备要》、《二十四史》、《万有文库》、《青年文库》、佛学经典及碑帖等重要典籍，并不断从南京、北京等地寄回科学文化方面最新的书刊，其时图书馆藏书就达10万余册。不久经他倡导又创办了官亭女子小学，积极号召女童入学，并在建校之初招收30余名适龄女童入学，这在民风闭塞的当时真可谓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一大创举。当时，还在学校附近建成戏台1座，他动员学校师生演“文明戏”，倡导移风易俗，主张男女平等，宣传文化的益处，禁止女性裹足，反对吸食鸦片和赌博。同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准备在除陕西外的西北四省创办一所规模较大的中学，闻此讯息他即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庚款董事长朱家骅提出请求，全力争取并要求将这所中学建在青海西宁，经他苦心奔波最终实现所愿，学校建成后定名为湟川中学，这便是当今西宁市著名的重点中学即湟川中学的前身。1937年，在他的倾心努力下，其家乡的学校改名为国民政府国立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官亭直属小学校，由此不难看出他在当时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及其活动能量，自此官亭小学校的师资优越、经费充裕，当时的在校学生也增至500余人。
　　 朱海山曾两度为僧，现时同乡因其宗教出身都亲切地尊称其为“朱喇嘛”。1938年，他再度削发为僧，1945年离开塔尔寺云游青海境内的各大藏传佛教寺院，次年隐居于湟中县扎麻隆北边的一个小寺中。在1947年出国后的三十余年中，他先后周游于印度、尼泊尔的一些地方，1980年圆寂于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迦毗罗卫，享年86岁。
　　 “西宁周边学校的一部分中学毕业生到外地深造，并以九世班禅洛桑土登·曲吉尼玛的名义保送。当时，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山西政治专科学校的有互助县的林达泉，湟源县的韩保善、朱庆；进入山西航空学校的有大通县的赵有德；进入北平无线电学校的有民和县的沈焕章；进入北平师范学校的有民和县的窦佩玉。这些人入学后还得到朱海山的资助。”“1930年，青海中学毕业生30多人去南京升学，因程度等原因受挫。朱海山积极活动，经戴传贤、全国蒙藏委员会主任马福祥的帮助，蒋介石批准，在国立中央政治学校附设了蒙藏班，让青海和康、绥、察等地没考上的学生入班补习。后来，青海籍学生杨宇宁、郭统文、解永岭、魏领祯、马生芝、张元彬、魏建业等经补习后考入大专班。”1933年，朱海山省亲回京时招收青海籍各民族青少年40余名，送进班禅驻南京办事处附设的补习学校学习。这批学生中有都兰县的蒙古族多尔吉、加羊；循化县的汉族詹乐庆、汪永润；乐都县的藏族才郎、隆本、一旦吉、周本、慈旺；民和县的回族汪沛、魁殿选，土族朱万成、秦学良、朱文奎、鲍登华、王三丹等等。”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朱海山不仅对发展土族教育作出了贡献，在培养青海各民族人才方面也功勋卓著。
　　 后来由于看不惯“西北王”马步芳的重重行为，心灰意冷，远离故土，到处漂泊，先后去过缅甸、印度、尼泊尔，于1980年圆寂于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菩提树下，享年86岁。有人从当地僧人口中搞清了朱海山圆寂时的情景：“他在释迦牟尼成佛前洗过澡的尼莲河中洗净了身子，然后盘坐在菩提树下释迦牟尼成佛时坐的石头上悟梯，忽然离座三尺，在空中涅槃。僧人们诵经祈祷后，肉身才从虚空中慢慢满座。1987年8月22日，朱海山的舍利(即骨灰)由湟中的一个归国喇嘛带回(还有朱海山的那张照片)。塔尔寺的大活佛和“十八罗议”等将舍利分作三份，装进三个灵塔，分别供养于塔尔寺、朱家寺和崖寺的佛殿里。
　　 现在，在三川人民的齐心努力下，三川文化中心已耸立在官亭镇上，馆中从上海购来《四库全书》复制版一套，以及各种藏书无数。
　　 有许多从外地来的人都说：“你们小小的三川地区，人口几万人，可出了不少人才，这地方真是人杰地灵。”是啊！这儿有副省级干部一人，厅级干部差不多有十位，处级干部有几十位，一般工作人员可好几千人。这与像朱海山这样三川英才引领增养有关。
　　 愿三川人民的生活永远像花一样灿烂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