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属于我们老家典型的樟木箱子，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几乎村子里每户人家都有，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母亲，那么难看笨重的东西为何家家拥有？这时母亲总是轻轻拍着我的头笑着说：“伢子，等你长大了就晓得了。”
　　 这个箱子的年龄比我大，因为我睁开眼睛识别人生的第一幅画面就是它，和今天一样它也是高高搁置在大衣柜的上面，只是那时的大衣柜比现在的好看，它的身上镶嵌了许多漂亮的花瓣。
　　 后来长大了一些，我才知道这个箱子是母亲的嫁妆，是外公送给母亲的结婚礼物，连同这个箱子一起来到我们家的还有它的小伙伴，大小一共四个箱子，被外公称为大四喜。它们散开每一个可以放很多东西，几乎一家人路上吃的用的全部家当都能塞进去。而合起来一个套一个可以变成一个箱子，一点不占地方。眼前的这个箱子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里面那个小箱子，它和它的三个兄弟随着我们家的迁移，艰难地存活着，几乎每迁移一个地方，它就失去一个兄长，母亲曾粗略计算过，说它从藏在最里面的襁褓位置到最后的裸体现身，也就十一个春秋。
　　 第一个失去的樟木箱子是体积最大的老大，那一年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我还不满四岁。我们家当时住在南京长江边一个叫上清河的码头，这里也是我出生的地方。那一年我总觉得天空上有飞机在不停转圈，轰鸣的声音震耳欲聋，城里动不动就到处拉警报，然后就是躲藏。每到这时父亲总是一手抱着我，一手拉着哥哥，带着母亲一起往外跑，跑到一个黑漆漆的防空洞里，和许多躲避炸弹的人群挤在一起。此时大人们慌作一团，紧张的不得了，而我们兄弟俩却觉得洞里很好玩，趁着父母不注意凑到一起，拉着其他小朋友变着花样玩，每次都玩得很开心。
　　 随着日本人进攻南京的脚步越来越近，许多人都开始逃亡，父亲也做出了出走的决定，放弃了他在码头的生意，一家人由水路出逃。由于船小人多，地方有限，父亲只好舍弃了体积最大的樟木箱子，将排行老大的它特别小心地藏在屋子床下一个不被发现的地方。其余三个箱子则装满逃生所需之物品，与它的主人一起奔向赣州。听父亲说，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才回到南京，然而那个藏在家中床下的大兄弟早就不知去了哪儿，连个樟木茬子都没留。母亲知道后很伤心，总是埋怨父亲为何当年不一起带走。这时父亲既是安慰又是推脱，他说和死了那么多南京人相比，我们家已经很幸运了，这点代价算个啥？
　　 第二个樟木箱子是在江西送人了，那时我们家已躲到赣州，住在离孔庙不远的地方。当时全国大部分南方城市都陷入了日本军人的铁蹄之下，到处都是血腥的场面，赣州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暂时还算安宁，我和哥哥每天还能去城东的学校上课，这一切应归功于地方政府的一再坚持，按照当地的土话，再苦也不能苦娃娃。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国民政府的大员们也都携带家属来此躲避，或许他们侥幸以为这里是躲避战争的世外桃源。其中知名度较高的蒋经国先生的两个儿子也在此地读书，也许校方知道他们的来历，因为他们的父亲正在赣州挂职整训，大肆推动颇有创意的新生活运动。而我们小朋友们只是把他们当作童年的伙伴，在校园里，一不知门第，二不晓身世，常常聚在一起开心玩耍而已。
　　 相对安逸的日子撑到了一九四四年底，形势发生了突变，十二月三十号，日本军队开始由广东北部发起了对江西南部的进攻，目标直指赣州。已经十一岁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天上飘起了大雪，整个赣州城就像披上了一层白霜，山上树上，房顶田野，全是洁白的颜色。这情景过去了几十年了，我至今回忆起当时的画面，依然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哪个城市有如此的洁白，如此的肃穆。
　　 赣州的城里人早已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大家有秩序地举家迁移，城墙上贴出的公告有一款明确指出，任何人无论是卡车，马车，必须少拿物件多载人，违者一律充公。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又做出了让母亲伤心的事，他很不情愿的放弃了第二个樟木箱子，送给了更需要的流动医院使用，自己家里所有的零碎挤进了剩下的两个更小的樟木箱子里。为防止敌机的轰炸，撤退选在夜晚，一家人随着撤退的人流向安全的地方转移，其实安全的地方只是相对而言，课堂上的老师早就告诉我们：“中国已经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任何一个被称为安全的地方瞬间就会变成战场。”母亲这一次很坚强，一滴眼泪都没流，月亮在闪烁，马车在颠簸，我们兄弟两在母亲低声的儿歌中安静地睡着了。
　　 后来听父亲说，我们走后没多久，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日本军队潮水般发起了进攻，他们在赣州遇到了中国守军的拼死抵抗，然而由于力量悬殊，难看的膏药旗最终还是树立在了赣州八镜台上，这个章河和贡河的汇合处，水面上都漂浮着尸体，鲜血贱满了整个城墙。
　　 剩下的两个樟木箱子陪着我们颠簸到了广西梧州，在那里安顿下来后已是次年的夏天，这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水路换公路，公路转水路，马车换了几辆，卡车和船把屁股都坐出了茧子，甚至有许多路由于战事中断而只能步行。书本里艰难无比是一个词组，只有亲身体验了才知道了它的真正含义。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逃难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也第一次领教了亡国的滋味，那滋味刻骨铭心，亡国一定没有了家。
　　 这一年的秋天，日本人投降，我清楚地记着那天梧州城的夜晚陷入了疯狂，两岸放起了烟火，鞭炮阵阵响彻了一夜，人们喊啊、唱啊、跳啊、舞啊，比过什么节都热闹，都痛快，确切说是解气，是发泄，太深的痛苦终于换来了胜利，我们，中国人，终于胜了。
　　 第三个樟木箱子是随着父亲走的，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我刚十五岁，返回老家的父亲突然患病，没有几天的功夫就撒手人寰，他几乎没有时间向我们交待什么就走掉了，感觉就像父亲平常的一次远行。安静的葬礼上，母亲把父亲生前喜欢的物件小心地放进了第三个樟木箱子里，随着他或者说伴着他一起入土了。时隔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失去了两个樟木箱子后，父亲很愧疚，一次父亲对母亲说：“我们总有个人会先走，如果你舍得，就让我先带一个箱子走前面，等到有一天我会在箱子边上等你来。”
　　 我十八岁那年中学毕业，考取了华中工学院，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母亲很高兴，临行前把家里最后一个樟木箱子给了我，以那时家里的状况，它也是母亲唯一值钱的物件了。她说：“伢子，你别看它表面上老土，但它实用，不会生虫，用了你就懂了。”从那一刻起，这个最小的也是我们家最后一个樟木箱子就一直跟着我，跟到了武汉、跟到了西安、跟到了我结婚生子，也跟到了我子孙满堂。虽然在这期间也搬了几趟家，扔了不少东西，许多今天看来不该扔的都扔了，可这个樟木箱子却一直保留着，它寄托着多年来我对母亲聚少离多的思念，也寄托着我对故乡的情怀。
　　 母亲是在我的目送下含笑九泉的，八十七岁的老人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送她回老家，说她要陪父亲，她要和父亲一起守着外公的樟木箱子。我答应了母亲。三年后我和妻子一同护送她的骨灰去了老家，回到了那个她一辈子魂牵梦绕的樟树老院子。走进村口，我才发现整个村庄被樟树包围，粗粗的枝干，茂密的树叶，一股一股的樟树味道清香扑鼻。我手中捧着的骨灰盒仿佛有声音，明显是母亲的声音，只有我一个人才听得见，也只有她的儿子能听得懂。我俯下了头，我仔细的听，很清楚，是母亲在说话，她说她终于可以不走了，因为她一生最喜欢闻的就是家乡的樟木飘香。
　　 母亲留下的最后一个樟木箱子，静静地搁置在大衣柜的顶端，它的模样在周围家私的衬托下显得格格不入，笨拙而沉重。但正像母亲说得那样，它没有变形，也没有发霉，就连里面放置的母亲六十年前亲手做的一双布鞋还依然如故。是啊，今天看它是有点土，有点笨，而我却觉得它特别亲切，特别熟悉。每当我看到它，就让我想起故乡，想起父亲，想起母亲，更想起由它引起的那尘封已久的故事。